我们的税花在了哪里

我们的税花在了哪里？

我国一年的三公消费究竟几何，从无定论。

曾有学者在《新闻1＋1》栏目中爆出，我国一年三公消费额高达9000亿元。要知道，2011年我国教育支出仅2963亿元，医疗和卫生支出仅1727亿元，甚至造价昂贵的京沪高铁总花费也大约2200亿元。一年仅三公消费，不算其他行政支出，居然3倍于教育支出，5倍于医疗卫生支出，可造4座京沪高铁，这不能不令纳税人震惊。

2012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议，茅台酒10年涨10倍，背后推手就是公款吃喝。对此，大家心照不宣。“两会”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申“严格控制三公消费”，明确提出“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

关于控制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公务招待费用，已经不是中央第一次发声了。各地也纷纷出台关于三公消费的禁止规定，有些地方甚至明确写到“禁喝茅台”。但是，一次次严厉的禁令过后，“公款族”依然在大肆吃喝玩乐。试问，屡禁难止的背后是什么？

是公众监督权的缺位，是纳税人权利意识不足的深刻体现！

要知道，我国财政收入的90%来自税收，无节制地公款吃喝、公款考察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难道“公款族”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

除了令人激愤不已的三公消费，各级政府的“大城市梦想”更让人担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欲“走向世界”，更有183个城市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国际大都市”。无论是走向世界，或者是建设国际大都市，大肆地规划、建设是必经环节。各级城市的“大规划”在2003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大城市建高楼，中小城市搬迁行政中心，领导们在现有人口和产业规划的2至4倍上进行扩建。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漂亮的大草坪、一应俱全的大广场，轰轰烈烈的“大城市运动”一度席卷全国。

浮躁的造城运动之下，必有“楼脆脆”；不切实际的开发过后，必有万里空城。

楼倒了，城空巷，花出去的银子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可谁来为造城买单？

还是纳税人！

政府将纳税人口袋里的银子过多地放在了经济建设和行政支出上，从而挤压了真正利国惠民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

作为付钱买单的人，居然从来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或者说鲜少有人站出来说：“请停一停！”

事实上，对于税收的使用，政府不可以随心所欲，征求民众的意见是必经之路。但是放眼望去，随心所欲者众，征求意见者寡。无论是纳税人，还是花费税收的各级政府，都没有觉得花纳税人的钱，需要征求纳税人同意。但从理论上来说，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并不复杂。

按照目前时兴的说法，税是民众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纳税人向国家让渡了自己的部分财产所有权，当然应该获得监督税收使用的权利。

但是，我国的现状却令人担忧。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许可听证等诸多涉及税收使用的法律框架早已成形，高层也屡屡三令五申要依法办事，并鼓励民众积极监督。但是个别维权人士的行动就如同“阳春白雪”一般，曲高而和寡。

对于“民众无作为论”，也许有人并不认同：“既然有法可依，不依法办事的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不遵守法律，直接由相关部门处罚不就行了？执法部门不作为，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权利是需要权利人主张的，政府不公开三公消费，侵犯了纳税人的知情权，权利人不主张，维权自然困难。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维权人士曾经说过：“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法律中规定的纳税人权利是死的文字条款，只有权利人积极主张才能让它们鲜活起来。

正如某人受到他人故意伤害，受害人不积极向公安局报案，而是一味指望公安机关主动上门调查，或者路人甲道义相助，甚至指望施害者良心发现主动承担责任，那是非常不现实的。也许有人还会表示征税者根本不理会纳税人的呼吁和主张，那还能如何？正如鲁迅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同理，要求政府公开三公费用的人多了，要求政府依法对重大建设项目举行听证的人多了，这条路也就通了。

其实，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实现源于多方面原因，纳税人自己不够努力维权也是重要一点。立法和高层表态固然重要，但那也只能算是等待救援。等待救援过于被动，当然不如自救来得有希望。要想监督税的使用，确保自己的血汗钱不被挥霍掉，确保自己的银子真正花在实处，就要积极发声，主动自救。

从操作上来说，纳税人要想真正监督税收的使用，首先得了解相关法律，按法律的程序来进行监督。纳税人应该在保持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监督和维权，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自然没有人可以无视。当然，个人的力量难免微薄，说的人多了，发的声大了，改变就会发生。

虽说民众监督政府如何使用税收是基本权利，但是就像“路不常为人所走，时间久了就会堵住”，权利的渠道若长期不通人，自然也要堵住。要想走通一条已经堵住的路，一两个人偶尔走走是不行的，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多地走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