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战略使命

一、国家金融战略使命、目标与战略维度

中国国家金融战略使命与目标：将中国建成世界金融主导性强国。上海、香港、北京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以下的战略维度、操作框架，初步立足亚太，面向世界。

战略维度1：金融制高点战略

金融制高点战略的主要命题内容为：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谁控制了世界经济，谁就可以控制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这一命题可以简化为：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一切。对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金融制高点的战略表现在控制国家金融可以为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主动权，并且可以为防范金融战争冲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为促进金融发展创造条件。

战略维度2：金融（全方位）大战略

金融大战略就是指通过调节和指导一国或数国的所有资源来实现一国或数国金融发展的那种国家金融战略。其要点是全方位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诸如国家金融、政策、经济、民族素质、思想、道义以及各种精神和政治因素等来实现国家所规定的金融战略目标。除了金融、物质力量外，精神力量也很重要，并且其重要性不亚于金融、物质力量。

战略维度3：坚实的金融安全战略

国家金融安全就是对国家金融风险的防范。国家金融风险的一般表现包括：证券市场发生崩盘、房地产价格暴跌、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巨额资本外逃、疯狂挤兑银行、大企业债务危机、大批金融机构和银行倒闭等。国家金融风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其后果有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甚至局部军事战争。并且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很可能会遭到一些金融力量的“战争式”的打击，而使得该国的金融、经济出现崩溃。这些就使得金融安全战略对一个国家而言，有特别的重要性。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关于国家金融风险的研究大量增长。陈岩（1998）指出了一国防范金融战争的必要性和联合抗衡的思路。杨健（2002）对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初步设想。包括：

1.立足于利用本国资源，利用外资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防止外汇资产急速流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都存在着一定的逆差，这意味着它们是通过借用别国资源来求得本国经济发展的。将经常项目逆差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是一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借用别国资源毕竟要受到本国偿债能力的制约，如果维持高额经常项目逆差，在无法得到流入资本弥补时，便很容易陷入危机。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仍然要立足于利用本国的资源，求得本国储蓄和投资的基本平衡，决不能形成对外资的依赖而损害本国的金融安全。对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资本流入结构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资本流入结构基本是以证券投资、银行借款和其他投资为主。显然，这样的资本流入结构脆弱，当外国投资者对本国的信心动摇时，投资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外资抽逃，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因此利用外资应坚持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此外，还要监控外债期限结构和风险状况的变化，避免偿债危机。游资的趋利性使之不作长期投资，但却增加外资水分。因此，在保持外资引进总量的同时，国家应有计划地吸引长期直接投资，控制短期外债总量。制定出灵活运用引资的配套政策，有选择地吸引境外投资，尤其是要调整外资引进结构，鼓励有高技术含量、符合产业政策的外资引进。

2.抑制游资造成的虚拟经济，确保实体经济，重视国家经济计划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重工业初具规模、轻工业体系基本完备、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农业经济改革已见成效。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应当重视国家计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都会迅速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平衡发生改变。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例如游资的进出会造成汇率波动，如果入境资本不能被经济系统吸收，则会转化为外汇储备，迫使国家扩大基础货币发行量，诱发通货膨胀。同样，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旦虚拟经济出现问题或者崩溃，国家应当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体经济立刻取而代之。在非常时期如何选择代替货币的实物单位很重要，它甚至可能是多样化的，例如在战争时期或经济萧条时期，许多国家都曾经选择黄金、大米等实物来替代货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广义的实体经济计划范畴应当包括：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木材、钢铁、石油、电力等），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资源（如稀有矿产、水利、交通、通讯等）和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高科技（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国防技术等）。

3.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消除国家金融风险的诱因，健全国家金融监控体系。从风险诱因上，产生总体金融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房地产和股票被炒得过热，产生严重的经济泡沫；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和坏账，或出现存贷利率倒挂导致持续亏损；国际贸易出现大幅度逆差，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而勉强维持与美元或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货币挂钩的“钉住”汇率制度，破坏了汇率和利率的平价关系；未能及时地实现产业升级，市场供需关系隐藏着严重的不均衡危险；金融系统不发达，金融市场转移和配置收益/风险的功能不够强；过早地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对国际游资的套利和投机活动敞开大门；金融监管不健全，一方面是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包括法规、制度和实施机制，使个人和机构有违法或违规操作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本身缺乏风险意识，缺乏应有的进行风险管理的机制、技术和能力。可见，须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建立健全对金融机构接管、合并、兼并、收购、破产等法律和法规，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消除国家金融风险的诱因。此外，国家应当敦促一些独立的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再者，为了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活动，使自己的利益在这些组织的规章和国际金融秩序中得到承认和保护。加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流，关注国际投机资本的动向，监控任务必须落实到具体机构和组织。只有对国家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完善金融法律与法规，充分运用国际金融技术建立国家金融监控体系，才能真正避免产生国家金融风险。

4.追踪金融高科技动态，培养国际型的金融科研队伍。近十几年来，美国众多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学家和工程师开始从事金融工程研究，西方报道称之为“火箭科学家向华尔街的大规模转移”。其原因是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不断地冲击着经典的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目前我们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科学研究薄弱，必须有计划地加强金融工具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在金融数学方面必须赶上国际水平。国内金融专业的学生多数从文科中招生，不少教员是文科背景，缺乏数理基础的训练，金融研究机构缺乏理工科人才的参与，因此加强金融教育与研究也是国家的当务之急。由于金融工程项目涉及的新产品、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非常庞杂，没有国家财力支持和国家级科研团队，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便不可能。为此，建议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对涉及多市场的国家金融体系的运行进行真实的数据模拟，对其风险识别、监控与防范开展实证研究。力求在实际操作、金融理论、金融工具、数据处理、数学模型、计算手段、信息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逐步形成从事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研究方向的、精通操作实务和有拼搏精神的国家级科研队伍。

5.国家利益至上，启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工程。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大前提下，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机构。其主要任务有三：一是在机构、组织、人员等方面有保证的前提下，整合各金融机构和科研单位的科研力量，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现有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构建立体、交叉、多层次、非线性、可操作的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二是在确保国家机密的条件下，协调行政部门拆除人为设置的信息壁垒，通过国家级信息架构实现资源共享和集中，以便国家最高领导层全面地掌握实时的金融资产状况和动态；三是熟悉国内外科研单位和金融机构的人才分布，把握国内外金融市场状况，通晓金融方面的法律规则，理解金融原生物和金融衍生工具，清楚交易操作技巧等，一旦突发事件来临或国外对冲基金来犯，能够迅速地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可以调度的资源，向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目前，在研究开发的环境设施上，我们认为启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所需环境已经具备：首先，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存储、传输、转换等相关信息技术已经成熟，因此金融软件系统的稳定性较高；其次，由于一般的统计分析方法已为国内领导层广泛接受，因此体系的可操作性强；再次，系统的核心技术的数学模型与复杂算法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所以保密性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将以国家经济动态资料和实时的国际金融数据为依托，以复杂的金融数学理论、模型、算法为工具，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实现手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阻断对冲基金多市场套利的机会，如何调度有限的外汇资金和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等狙击国际炒家，如何建立自相适应的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国家应当在组织、人员、设施、资金等方面予以充分支持。

6.建立金融信息产业基地，保证“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工程质量。防止过度依赖国外系统平台和信息技术，成立国家金融信息产业基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软件和技术，直接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工程服务。金融信息产业不仅有重大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必须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软件系统。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攻关，高效率地开发涉及国家金融信息安全的系列应用软件项目：首先，应当从金融监管机构及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财税总局、海关等抽调业务骨干，由金融产业基地的软件专家对他们进行“软件需求分析”培训，以利于他们与软件开发人员的规范交流。由于上述人员提出的需求分析来自真实的应用环境，充分考虑到了特殊金融行业的文化习惯、制度、历史、产业特点等，因此有更紧密的亲和力。如果他们参与软件需求设计，可以保证软件质量和面向一线应用，从而保护本土化金融软件逐步成长。其次，运用现代软件工程管理方法，高效率地组织相关科研单位的软件集成，大规模地开发软件产品，建立数据库、知识库、模型库、算法库、工具软件库、产品库，并以此带动相关金融信息科技产业，促进信息工业发展。再次，统一采购国内外系统软件和标准数学工具。为避免重复建设，应当有计划地开发插件、控件、中间件等，可以实行基地内部源代码公开、资源共享，对外实行有偿转让。基地内统一管理，对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分析数据和实证研究的结果严格保密。

一种可供选择的国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结构是这样的，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

1.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地通过大幅度变化来预兆金融危机的金融指标包括：货币供应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手指差额/GDP、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贸易差额/外债总额、实际汇率及波动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外债、经常项目/GDP、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GDP、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良资产/银行总资产、银行资本充足率等。不过，由于前面这些指标数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标也难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筛选：指标应该可用于估计金融危机发射功能的概率，在危机发生前的行为具有可比性，指标预测危机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指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预警表现良好。

2.预警界限。预警界限指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达到可预测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一水平。有些金融指标在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预警界限标准。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定为8%；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最低标准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的预警界限指标，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分析测定。

3.灯号显示。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统计经济监测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蓝灯、绿灯、黄灯、红灯信号来分别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度风险警戒、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中，蓝灯代表正常（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小，但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绿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时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已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重度风险警戒（重警），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事件。因此，当红灯出现时，决策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来临了。如果能够跟踪某个时期各项预警指标的数值变化，并有有关的信号描述，并制作相应的预警指标信号图，这样就可观测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来源及其变化，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状态，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蒋政、王琪、韩立岩，2003）。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可以采用软件化的多种金融风险方法对国家风险进行综合测度和管理，如VAR等方法对国家风险的管理都有一定的适用性（陈岩，2003）。对于国家金融安全战略要将金融安全的坚实性作为要点，在规划和执行上把握好。

战略维度4：适者生存金融战略

在激烈的金融竞争中，适者生存金融战略是一国金融更好生存的保障。适者生存金融战略第一强调的是国家金融环境与国家金融综合实力的战略性结合。

对于国家金融环境可以借鉴在管理学战略研究中外部环境学派的观点。国家战略管理的外部环境学派的基本观点如下：

（1）国家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行业和竞争环境）决定着国家能否赢得高额利润。

（2）国家的资源和能力优势不具有长久稳定性，其他国家通过模仿或购买，同样可以获得。

（3）外部环境是国家成功地制定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4）国家的内部资源和能力须服从于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而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基本观点，战略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并进入有吸引力的行业。迈克·波特提出的五因素（供应商、购买者、行业当前竞争者、替代产品和行业潜在的进入者）模型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分析工具。国家战略管理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在已经选择的行业中合理地定位。波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而提出三种基本的战略定位模型：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及集中战略。

对于国家金融的综合实力，可以借鉴管理学中战略管理内部资源学派观点。战略管理内部资源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核心能力”理论是这一学派的代表。内部资源学派的基本观点是：

（1）每个组织都是独特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种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集合是成功地制定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利润的源泉。

（2）这种独特的资源和能力是伴随着组织的发展过程而积累起来的，其他的组织难以通过模仿、购买之类的手段而获得，除非重复其发展过程——这也是不可能的。

（3）并不是国家所有的资源和能力都有潜力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只有当资源和能力是珍贵的、稀有的、不完全可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这种潜力才能变成现实。

（4）当国家的资源和能力能增加国家的外部环境机会或减少威胁时，这种资源（包括能力）才是有价值的。从内部资源学派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可得出的有效推论是：一是对于外部环境中所存在的诸多机会，国家只应精心选择少数几个能够充分发挥其资源和能力优势的机会，而不是企图利用所有的机会，也不是选择看起来利润率最大的机会。二是如果国家能够预见到未来较长时间会出现的机会，那么，国家现在要做的是学习、积累和培养相关的资源和能力。三是虽然国家也要重视克服自身的弱点，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应该更专注于培养、强化以及发挥自身的优势能力。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业务，而把自己不擅长的业务让给更擅长的人去做，不要企图吃尽全过程、全部的利润。

对战略管理两大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和出发点不同。战略管理的外部环境学派以环境分析为着眼点，认为国家应在外部环境限制的框架内制定自己的战略，而且认为战略的根本任务是“定位”。战略管理的内部资源学派以国家自身拥有的独特资源和能力作为制定战略的出发点，认为战略的根本任务之一是界定国家已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培养新的有关未来外部环境机会的资源和能力。战略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能做什么，将来我们应该能做什么，以及我们做什么会做得最出色。将资源学派的核心能力扩展为国家的综合实力，这突破了核心能力的概念，可以更多地包含一些实际性的内容，还要将国家的综合金融实力与国家的金融环境结合起来，因为这两者结合才更能体现适者生存金融战略的三个内涵，即适应金融环境、增强综合金融实力和在适应金融环境中，增强综合金融实力及在提升综合金融实力的同时更好地适应金融环境。

适者生存金融战略第二强调的是国家金融战略的变革。对于国家金融战略变革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战略管理者的角色与行为。国家金融战略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的组织与领导，国家各级战略管理和执行人员要履行这份职责。一般而言，国家高层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战略变革，国家高层管理者是战略变革发起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之一。国家战略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能力、战略行动能力的强弱是驾驭成功倾向型的战略变革的重要决定因素。

（2）战略柔性。战略柔性不主张战略长期的较大幅度变动，而是主张对战略持续调整和精确微调，而且战略柔性要求有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对于柔性，我们还可以从国家拥有的若干现实和潜在管理者能力的程度，管理者据此可以加快提高管理控制能力和改进国家控制力的速度来把握。在此的战略柔性是一种与国家目标或环境相联系的管理者的非常规性操纵能力，当国家处于难以预测的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战略柔性是必需的，并且它往往需要非常规的技术、有机的结构和创新的文化综合性组织来支撑。

（3）国家金融战略变革过程。一般有两种国家金融战略变革的过程：一种是很少出现的国家金融危机引发的剧变式的战略变革过程，另一种是作为常见战略变革的渐进变革过程。对于几乎所有成功的战略转变往往都发端于一个关键的任命程序，然后新任战略管理者对各级管理人员等的认知过程施加影响。变革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略和认知产生多样性，第二阶段系列的决策和执行权力的微调，第三阶段由于战略变革获得合法性地位而紧随的战略再定位。要注意把握渐进式变革与剧变式变革的关系、权衡变革过程的设计成本收益及风险防范等问题。

（4）国家金融战略变革的障碍。除存在的帕累托改进式国家金融战略变革外，国家金融战略变革很少没有阻力，因此，成功的国家金融战略变革过程也是成功排除金融战略变革障碍的过程。金融战略变革障碍包括战略管理层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不能有效地使用构成管理基础设施的管理工具、传统惯例、即得权力因素等。其中，造成战略管理层认识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分裂、同质性管理体系在异质性领域的推广和过去成功经验的重复，行动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管理层分裂。

总之，国家金融战略管理者要对国家金融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反应。培育国家金融战略学习机制，提高国家金融战略思维能力、战略行动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要合理、谨慎地设计国家战略的变革过程，制定细致严密的排除战略变革障碍的方案，促进国家金融的安全成长。

战略维度5：持续小波动金融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的能力，它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要求。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1992年的环发大会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1994年3月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它是1992年环发大会后出台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对策、可持续发展立法与实施、费用与资金机制，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以及团体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等；二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人口、居民消费与社会服务、消除贫困、卫生与健康、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防灾减灾等内容；三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由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等内容组成；四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这部分包括水、土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荒漠化防治、保护大气层和固体废物的无害化管理等。

很明显，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其中难以找到“影子”，有必要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给以重视，并且我们特别强调一种持续小波动的金融发展战略，这里强调当代对于金融的满足要对后代人所需要金融能力不构成危害，一般着眼于当代人不制造到下一代破灭的大“金融泡沫”。我们还强调持续小波动的金融发展战略要贯穿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中，要把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的差异融合在整个社会发展演化的共同趋势之中。

对于持续小波动金融发展战略具有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发展度、协调度、波动度、持续度。发展度是指保持社会发展、提高金融经济增长的质量，较好地满足就业、粮食、能源、环境等生活需求。对此要解决如何能够判别一个国家是否在真正地发展，是否在健康地发展，以及是否在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不断改善的前提下发展。协调度为一国金融与经济发展、人口的数量和素质增长及环境之间的协调程度。对此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定量地诊断能否维持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如何维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如何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利益分配上的平衡。波动度为一国金融与经济发展、人口的数量和素质增长及环境等变化过程中，特别是金融的波动程度。对此要明确导致波动的决定要素、波动的类型，明确波动的区间范围及相应的调控措施。持续度为一国金融、经济发展、人口的数量和素质增长及环境保护等的持续程度。持续小波动金融发展战略理论体系中所表明的四个特征，即发展度、协调度、波动度、持续度，有助于从战略构架和操作方式上对持续小波动金融发展战略的“指标体系”作出较为合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