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庄历史文化借鉴及“三分天下”之说

中国钱庄历史文化借鉴及“三分天下”之说

季肇瑾

本文主要探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钱庄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借鉴，以及中国近代银行金融发展史上曾经存在和未来将继续存在的“三分天下”的中国银行格局。近年来，晋商文化和徽商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把商业金融发展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这对我们深入研究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启发性意义。吸取历史文化精华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金融文化传统应持的态度，也是建立中国银行与金融新秩序的基础。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金融机构的存在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从唐朝“柜坊”代人保管钱物开始，逐渐发展到异地汇兑——飞钱。后经北宋的盐引和茶引等有价证劵取代现金，使纸币在宋元盛行一时。宋代有一种“兑便铺”专营纸币与铜钱相互兑换。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铜钱与金银等金属货币又成为通货。以讲信用为本的“钱银兑换”和商业贷款为功能的钱庄、票号逐具规模，形成具有历史渊源的钱庄文化。

钱庄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究其实质是与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相关联的。在研究近代上海金融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上海钱庄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精神财富奠定了做人的基本准则，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钱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钱庄和商家都遵循做生意以“诚信”为本，构成商业社会的运行规律和一定法则。

钱庄以“信用”为立业之本。这种信念反映在其规定所用的帐簿取名为“克存信义”上。“克存信义”是钱庄一律要设置的一种资本总帐本。根据陈明光的分析，用“克存信义”取名是出自钱业为维护自己和客户的信用为立业根基的行业心态^[1]。钱庄奉行的传统经营原则主要是依靠道义上的允诺，而不依赖物质抵押。这与现代银行的经营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放款上，钱庄沿袭中国商业的传统和习惯，以信用放款为主。如成语“一诺千金”，除了本义中“诺言信实可靠，重如千金”之外，在钱业亦有其专门含义，即信用贷款。武汉钱业中流传着一句行话就是“信实通商，一诺千金”^[2]。诚信是金融界的立业之本，缺乏诚信将无立身之地。

信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才是将此概念落实到现实的主体。因此，金融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汇丰银行早在一百多年前已认识到“全球金融，当地智慧”，雇佣了原绍兴钱庄跑街王槐山为汇丰银行在上海的金融业打出一片天地。其他外国银行也用高薪和福利来挖掘中国人才雇佣银行买办。历史上，钱庄要培养一个有用的人才很不容易。人才的成长也要经历三年学徒，十年跑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过程。个人品德操持清白，不赌不嫖，尊师敬业，坚持诚信。以个人信用来扩展业务，建立和维持钱庄的信誉。这种钱庄文化的精髓，值得发扬光大。

经理人才的选用是决定钱庄成败和持续稳健经营的关键。钱庄经理都有跑街的经验并且在庄上雇佣了不少跑街。跑街熟悉当地商业市场情况和贷款人的信誉，通过市场和信用调查，为钱庄经理的放款决定提供关键性信息。一般钱庄的资本金较小，但信息灵通、资金周转的速度较快，因而经营效率比较高。

钱庄在风险管理上以诚信为主。由于跑街熟悉贷款人的信誉，放款多少则根据贷款人的信誉而定。当地企业主和小商家也遵循儒家文化中以信为重的原则，失信于钱庄会使他们的资信扫地，并很难在当地继续营业。因失信于社会的成本很高，故人为的道德风险较小。

我认识一个前上海钱庄跑街。公私合营后，他去兰州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了四十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个人生活简朴，掌管银行贷款，为银行节省了很多不必要开支。但是，他却被认为是“老古董”，不适时宜，被那些所谓的“识时务者”认为碍手碍脚。一到退休年龄，就劝退，现在只能在家发发牢骚。依我看，这是人才的浪费。我们应邀请老一辈的银行家讲述民族金融业的优良历史传统，培养正直和诚信的道德观念。

二、现实的警示

当我们回顾中国民族金融业发展的优良历史传统时，实际上是一种对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制度和管理上缺失的反省。缺乏信用已严重影响了诚信社会的建立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从而造成社会交易成本加大等一系列问题。抛弃民族金融业发展的优良历史传统而全盘西化或片面追求国际化，会形成“东施效颦”的效应。

当我们谈诚信是金融界的立业之本时，是因为现实中的道德风险始终是困扰中国银行安全发展的一大隐患。道德风险是造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其在国有银行的改革过程中非常突出。从建行改制上市到中行改制引资，腐败丑闻屡见不鲜。从上到下，外逃资金动辄百万上亿，令人闻后心惊。在2005年底，银监会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现场检察和风险监控，发现涉及问题资金逾5 885亿元，违规机构有103家，违规人员达799人^[3]。这说明中国的金融制度设计不严谨，管理不当，许多经理和行员知法犯法。

据《山西商报》披露，山西近年来发生的金融犯罪主要有五种形式：银行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勾结，通过私刻印章、伪造凭证等手段监守自盗；违法制造和贩卖假币；通过非法手段融资、集资；非法伪造各种银行票据、凭证诈骗；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内部犯罪等^[4]。这些金融犯罪大多发生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中。这与多年缺乏道德观念教育，银行内控机制薄弱，长期忽视会计审计等内部操作控制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国家控股银行缺乏竞争机制。目前四大银行是帐面上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家外汇注资和引入外资银行战略伙伴合作关系。自2001年起，国家将60%的呆帐和呆滞帐从四大银行转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保证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股票上市，国家注资了450亿美元。虽然一些大银行正在进行银行改制，面向国际招聘员工，其他的用人方法和经营方式并没有大变，风险管理体制还不完善。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依然很高，而且新的不良贷款还不断在产生。外国投资者在谈及对中国投资面临的风险时，也常常把银行系统的危机排在首位。因为中国的银行占有整个金融体系72%的市场^[5]，银行危机会导致全面金融危机。因此，中国银行改革和改制的成功与否对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败有决定性作用。

近年来，由于城市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房价直线上升。国际游资期待人民币升值也都流向中国房地产，地方政府受税收利益驱动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无形之手，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形成了房产泡沫。银行的房地产贷款约占总贷款额的60%^[6]。由于新的房贷驱动的大量贷款中含有因房价过高的不实贷款，中国已形成最大的市场风险和潜伏的金融危机。一旦投机资本撤离市场，就会引起房价下跌，不良贷款上升。房地产的市场风险将转变为银行的信贷风险。

200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发现其陆家嘴支行涉及金额达1.26亿元虚假按揭的问题贷款。其中有32笔“抵押登记不实”的贷款。结果，浦东发展银行不得不控制其中豪宅产权，成为房东^[7]。这只是我们所熟悉的上海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银行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得而知。当银行成为房东时，预示着金融风险已形成。如不迅速控制，再加上外国流动资金撤离，其将发展成金融风暴。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应该引以为戒。

三、文化的借鉴

当我观看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时，非常有感触。我们不能把电视剧当历史，但其中的某些情节却以历史背景为基础，值得我们深思。例如，乔家的祖训是“义、信、利”，以重情义、讲信用、后取利的行为来积累乔家的财产。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商业道德。这种商业道德来源于中国人民善良的本性的道德哲学文化。

中国金融的改革，首先要从经理人才的选用上着手。银行界要用好人和能人。好人应是道德操守高尚、廉洁自律的人。儒家文化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基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以，中国银行界光用好人还不够，还必须用能人。用“格物致知”的钻研精神来预见市场风险，谨慎操作，为银行和客户谋利益。虽然市场风险难以防范，但是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廉洁自律的经理人才会减轻市场风险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是否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银行法规和符合道德规范的银行文化。银行法规是在外部约束经营者的行动规范，而道德标准是在个人内心建立的行动规范。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事情发生的根据。我们必须修炼自己的内功，“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则不为金钱心动，不为金钱心动则不会违法乱纪。只有做到慎独，才能慎微和慎重，在金融界内立足。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须注重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防范。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防范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第一道墙。个人道德修养主要靠自我修养，道德自我修养的内容主要是培养诚实、信用、顽强和努力进取的精神。道德是维护社会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注重自律，在普遍意义上比法律更有效。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所在。

建立预警制度和风险稽查是防范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第二道墙。当道德规范不能制约金融犯罪时，就必须采用法律手段。目前，中国的金融法规还不完善，还没有一套解决不良贷款的方法。对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没有训诫，没有具体法律条文来惩治金融罪犯，致使判刑不当，没有起到法律威慑作用。

在严惩金融犯罪的同时，激励机制是金融改革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工具，因为奖励与惩罚是相辅相成的。在某种意义上，高薪养廉是对的。在行政机制下，政府决定银行家的最终命运。中国的银行家还不是银行的真正主人，所以他们只能注重短期利益。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张恩照的例子应引起我们的深思。一个在银行界摸爬滚打近四十年的人，晚节不保。从主观上分析，他个人应负全部责任；从客观上分析，他的工作和报酬也不成比例。中国真正的银行家太少了。我们要“惩前毖后”，加强法律教育，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还有一种道德风险很不起眼，这也许是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有些银行家为了逃避责任而明哲保身，把银行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往后推，使银行风险潜伏下来。因此，银行管理应该职责明确，奖惩分明。从银行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银行家或管理者应拥有本银行股份，公私兼顾，将个人利益与本银行安全结合起来。这种情况在金融股上市后已有改观。

四、“三分天下”之说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全面对外开放。面对外资银行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雄厚资本的巨大压力，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积极寻求外资战略合作者，鼓励外资银行入股。有分析人士指出，对外资战略合作者可以暂时依靠而不能永久依赖。因此，建立中国民族金融产业是非常必要的。而中国银行业的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的格局也许是一个正确合理的选择^[8]。我认为，“三分天下”的银行格局不仅是一个正确合理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这是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所证明的。

研究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三分天下”的中国银行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从1842年到1952年，中国银行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变化阶段：

一是前近代金融史。以钱庄、票号为代表的本土小银行控制金融市场，进行钱银兑换、商业贷款、同业拆兑，以及代理清朝政府某些银行财政功能。

二是近代金融史前期。鸦片战争后以英国银行为代表的老牌外国银行在华陆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发行钞票，控制中国海关，垄断对外贸易。但钱庄、票号仍然继续发展。中国银行格局曾是“二分天下”，钱庄、票号主导国内市场，外国银行主导外贸与外汇市场。

三是近代金融史中期。清朝晚期颁布新政，政府的政策和鼓励使一批中国民族银行崛起，先有官商合办银行，后有众多形式的私营银行兴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民营的“南三行”和“北四行”^[9]，各具特色，和平竞争，服务社会。

四是近代金融中后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金融管制前，中国民族金融业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为私有银行和国有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黄金时代。北伐战争后，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国家干预银行的传统开始形成。其间，美国和日本银行财团在中国兴起并逐级取代英国银行的重要地位。从此，中国银行形成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的格局。

五是近代金融史末期。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金融管制为国家垄断银行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中交农”已占有90%以上的上海金融市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国实行全部银行国有化，三分天下归一。

从中国金融发展史来看，民族金融机构的存在从唐朝算起已有一千多年，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从丽如银行（1847年）算起有一百六十年，中国现代银行从盛宣怀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算起才有一百零十年。中国民族金融历史要比外国银行和本国现代银行的历史深远得多，其文化内涵要比外国银行和本国现代银行文化深刻得多。因此，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这些优良的民族金融文化。

在近代银行发展史上，真正属于市场金融竞争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912年至1927年。因为民国初建，国家干预较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资本缩减，为中国私营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黄金机会。其次，中国银行发展的白银时代是1928年至1937年。因为世界白银价格先跌后涨，为中国的白银储备及后来的币制改革提供了条件。然而，日本侵华战争打破了中国金融业全面发展的时机。战时金融管制和国内战争为后来的金融混乱和通货膨胀埋下祸根。从1953年起，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所有银行归为国有，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唯一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也只是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的一个部门。至此，三分天下归一。

但是实践经验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家垄断银行没有竞争机制，没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区分，甚至没有银行功能和财政收支的区分。其官僚主义严重，资源分配效率低下，不良贷款在政策性放款的规定下逐渐积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体制形成，中国银行金融体制要生存和发展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改革开放。

中国银行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对近代金融发展道路在更高阶段上的逆向回归。自1979年起，中国银行改革顺着历史潮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了其中央银行的地位，并恢复和重建四大国有银行。随着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外国银行将成为国有银行的主要竞争者。尽管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可以积极寻求外资战略合作者，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却一直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几年前，就有人尖锐指出这是“宁与外人，不与同胞”的战略错误。

国有银行的资本和经营范围占有市场的72%左右。但从国有银行贷款的对象和方法来看，其将信贷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行业项目且具有垄断性的领域。这种布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新的不良贷款将继续产生。因为国有银行信贷资源比较集中地分配在非市场因素所形成的垄断行业和企业，其效益性和归还贷款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差。由于政策的取向性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国有银行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要求。银行将73%的贷款投向国营和集体企业，其余27%投向私营企业。相对于国营和集体企业而言，私营企业却创造了52%的国家总产值^[10]。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严重的投资和融资困难。大量处在发展和创业阶段的中小型企业因没有信用纪录，又没有足够可供抵押的资产，往往面临融资难的困境。而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际进程一直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国家控股银行是既得利益集团，不希望有竞争者，特别不希望看到中小民营银行的准入。我认为，根据市场规律而形成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商业应有与其相应的银行金融业机构为其服务。政府不用为这些中小民营银行注资。国家只要严格把握民营银行准入条件，制订详细的银行法规，规定存款准备金和保险金，加强监管力度，让市场自动调节银行资金的供需关系^[11]。政府的作用可以制定和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克服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的市场不足，通过利率调节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影响。

经济学家萧灼基曾表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好处很明显——可以提高银行业的竞争水平和效率，打破由国有或准国有经济一统银行业的格局，促进整个银行体系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提高银行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并最终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12]。事实上，温州的地下钱庄和集体融资一直存在，其对浙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虽然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产值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九成，但从来都不缺民间借贷。到2006年底，温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1%左右。现在山西平遥的老牌票号重新挂牌营业，中国原有的民族金融业又在政策的允许下获得新生。

中国的民营银行在改革开放中起点太晚了。这对于合理建立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的中国银行格局是不公平的。在开放中保护民族金融业，使之在与外国银行共存中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在金融市场发达国家，其监管当局对本国银行也优先考虑，有所保护。

中国的民营银行有自己的特色，不要老是说与国际标准接轨，要当心“东施效颦”的效应。从网民对国有银行普遍收费的激烈批评来看，中国银行界几十年积累的免费服务信誉随着与国际银行接轨而消失。大型国有银行收费原本无可非议，但一些缺乏竞争的超级垄断者要从一个竞争市场中与民争利却值得探讨。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纵观历次银行收费行为，虽屡遭争议最终却仍能实施，这本身就是行业垄断的一种表现。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谁都不愿意花了与国际接轨的服务费，享受的却是与国际脱轨的服务。

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保持薄利多销和免费服务的商业传统，有助于中国银行界保持其几十年积累的免费服务信誉。我想起近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所倡导的“一元储蓄”的服务精神。正是这种无怨无悔地为全民服务精神，吸引了广大的顾客投资上海银行，使仅有十万股本的“小小上海银行”在二十年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大私营银行^[13]。

五、小　　结

纵观近代中国银行业从钱庄到与外国银行竞争与共存，再从外国银行到与近代中国银行竞争与共存，从银行“三分天下”的格局到三分天下归一，丰富多彩和惊心动魄的近代中国银行史似乎归于终结。然而，当代中国银行的改革开放，又从单一的国有银行中分出专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随着外国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民营的中小银行也应该占有一席地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而是历史在更高级层次上的发展。

用历史起承转合的逻辑分析，近代中国钱庄、票号起源于农业经济社会，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适用于小农经济的商业化。随着晚清帝国主义枪炮打开中国门户，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钱庄、票号与外国银行有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民族工业的兴起为国有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国有银行兴起并拥有“三分天下”中大部分的天下。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彻底改变了中国私有银行的命运。当中国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金融市场向世界开放，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中国本土的中小型私营银行也应恢复其本来的历史地位。

借鉴历史的经验，综合现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银行金融改革的建议，我想主要归纳成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长期有效的职业训练和道德规范教育，学习优良的中国金融文化传统，提倡诚信以减少潜在的道德风险。

第二，必须健全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审计工作的进行和完成。

第三，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帐户的自由兑换，谨慎处理国际资金流动问题。随着国家汇率制度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过渡和资本帐户半开放，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管理必须协调一致。

第四，加强对内债和外债的综合管理，在技术处理上解决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问题，尽量减轻债务偿还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五，中国应实行金融深化战略，有效地运用金融约束策略和部分资源分配，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不能用金融抑制政策来彻底取代金融市场的调节和有效的资源再分配。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风险无国界。中国要立足于自我防范，严防世界金融风暴的冲击。事实上，当我们谈论世界金融发展对中国的影响时，中国的银行金融发展也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中国中央银行调高存款和贷款利率时，其他国家金融市场随即产生相应波动。中国汇率的调整也影响全世界金融资财结构的重组。有些亚洲国家呼吁要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会并联合发行“亚元”。这说明另一个新型的全球货币框架正在形成。

总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金融文化传统，吸取外国银行的有效管理经验，积极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路来建立中国银行金融的新秩序。

（作者季肇瑾，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协调员）

【注释】

[1]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2]同上书，第139页。

[3]根据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2005年12月26日公布的消息。

[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5/19/content-4570266.htm。

[5]MaKinsey Global Institute，Putting China’s Capital to Work：The Value of Financial System Reform，May 5，2006.pp.5-6.

[6]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分析，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高达76%，房地产企业多依赖卖“期房”或扩大流动资金贷款融通资金。从居民购房消费贷款和流动资金来源看，约6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

[7]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5/26/content_4601206.htm。

[8]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3/10/content_4283897.htm。

[9]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与中南银行，具体内容请阅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New York，M.E.Sharpe，2003，pp.113-129。

[10]MaKinsey Global Institute，Putting China’s Capital to Work：The Value of Financial System Reform，May 5，2006.pp.5-6.

[11]当代金融理论中有三种比较著名的论述：一种以麦金农（R.I.MacKinnon）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论，其主要论述政府应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干预，由市场决定利率，来实现资金的供求平衡。第二种是在现实的信贷市场上，即使借款人愿意接受高利率，银行也有能力提供贷款，但是，银行不愿意提供信贷，这种现象被称为“信贷配给”或信息不对称现象。第三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市场失灵，市场对有效资金无法满足，因而托马斯·赫尔曼等人提出“金融约束”，由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通过金融约束实行存款利率控制或贷款利率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分配租金，一种超过竞争性而取得的收益。我认为，中国应实行金融深化战略，有效地运用金融约束策略，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2]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3/10/content_4283897.htm。

[13]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