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股市的第一次高潮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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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清末的上海股票市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行文力求避免重复，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上海股市的第一次高潮和危机，并作一些必要的订正。上海开埠以后，外国的股份公司纷纷在上海设立。外商股份公司的股金主要来自外商，但允许华人入股。表1据《上海新报》上刊期最长也是最后的一份长利洋行“上海股份行情纸”制成，以见当时股价的一般水平。跌幅最大的是法自来火公司股票，市价只有原股金的6.3%。

上海股市的第一次高潮和危机

叶世昌

关于清末的上海股票市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所见论文主要有三篇：一是田永秀先生的《1862—1883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以下简称《中国股票市场》），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二是朱荫贵先生的《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三是彭厚文先生的《19世纪80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以下简称《上海股票交易》），刊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著作则有刘志英博士的《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中也涉及清末的上海证券市场。上述诸文各有千秋，笔者拜读后觉得意犹未尽，故再撰一文，以作补充。行文力求避免重复（但亦不能毫无重复），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上海股市的第一次高潮和危机，并作一些必要的订正。

一、上海股市的产生

上海开埠以后，外国的股份公司纷纷在上海设立。外商股份公司的股金主要来自外商，但允许华人入股。如同治三年（1864年）英商上海宝顺洋行为港沪银公司刊登招股广告说：“倘有华人愿与本公司搭股分者，可于本年十月初二日以前写信送来本公司可也。并可先来宝顺洋行面议，即知出股分写信之法矣。”^[1]又如英商在上海设立华利银行，于同治十一年在报上刊登招股广告，其中说：“兹贵商如有愿入此公司者，当于英八月三十一日前，或亲赴义兴洋行，或寄函开明欲股份若干均可。但现已落簿之名不少，到期能否如各贵商之愿，派得股份若干，未可预定……倘中西各商有志入股者，须早日来签名，慎勿自阻也。”^[2]这说明中西各商都是外商公司的招股对象。

有股票就有股票买卖，形成市场。外商股份公司开设在先，股票买卖自然也由买卖外商公司的股票开其端。即使有部分股票为华商所持有，甚至出售，仍不能改变其外商股票市场的性质。股票买卖于何时开始已无法考定。《中国股票市场》将其定于1862年，根据有两条（一条有问题，详下）。

根据之一是《上海新报》壬戌年（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1862年8月9日）刊有一告白：“今有新做火轮船生意股份，目下将自己一股欲照股顶出。如各客商倘或合意顶者，请至公司洋行未士爹鼻臣面议价目可也。”^[3]根据之二是《上海新报》刊有《出卖股份》广告，全文如下：“启者，今公正公司有十股份出售，贵客欲买者，请至义泰本行问其底细可也。特此布闻。十二月十一日，义泰洋行启。”这一条资料《中国股票市场》原注出处为“同上”，而上一条注了两个日期：“《上海新报》1862年7月14日，1868年12月1日。”这两个日期，“1862年7月14日”即上述“壬戌年七月十四日”之误，而“1868年12月1日”则纯系误注。前注已错，“同上”注自然也跟着错。实际上根据之二的出处首见于《上海新报》戊辰年（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一日（1869年1月23日），一直刊登到己巳年（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1869年2月27日）。1869年出卖股票的广告不能作为1862年买卖股票的根据，因此以上两条根据只有一条有效。

一条根据也可以作为根据，问题在于，这条根据只能说明上海在1862年已有买卖股票的事实，不能说明上海的股市开始于这一年。根据逻辑推理，上海开始买卖股票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上述1869年出卖股票的广告，则还反映了另外的问题：出卖股票的数量一共只有10股，而广告从1869年1月23日登至2月27日，时间跨度超过一个月，可见此次出卖股票并不顺利，不是该股系非热门股，就是当时整个股市还没有升温。

从同治十年正月初五日（1871年2月23日）起，由长利洋行^[4]挂牌的“上海股份行情纸”在《上海新报》逐期刊出，一直到该报停刊（1872年12月31日），从未停止。一般是当日刊出前一天的股价，但有时沿用前数日的股价而不予更换。最长的一次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72年3月27日）的股市行情，于二月二十日见报后，一直沿用到停刊，长达九个月都毫无变化。这又反映出当时股市行情还不是人们的关注热点，股价的变化并不剧烈。

“上海股份行情纸”中最初列19家公司：汇丰银行（分新旧股）、旗昌轮船公司（后来亦分新旧股）、公正轮船公司、惇裕轮船公司、虹口船厂公司、浦东船厂公司、英自来火公司、法自来火公司、琼记保险公司、保家行保险公司、保安行保险公司、扬子江保险公司、宝裕保险公司、香港火险公司、琼记火险公司、仁记火险公司、驳船公司、大桥公司、同孚码头。同年二月二十六日（4月15日）加公和祥码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三日（1871年9月7日）又加华商保险公司，达到21家。

最后列入的华商保险公司是由华商创办的保险公司，筹备时曾刊登广告说明其缘起，其中说：

查十年以前至今之生意，可知凡在江海各口，华商日渐用外国轮船夹板，致洋商起首之生意，今渐归于华商之手矣。然洋商仍有利可获，即水脚及保险银两是也。华商于火轮公司有股份，亦得分其利，独于保险公司，虽亦关于生意不少，惟不得分其利，因欲买股份而不得也。华商历年见自己贸易中有厚利他人得之，无怪其抱憾，是以定意立一新保安公司，股份之中务欲华人居其大半，俾其亦得分保安公司之厚利。今新立公司之号，取名“华商保安公司”。股数一千五百股，每股一千元。兹每股先付二百元，同孚洋行为总管。^[5]

华商保险公司资本收足30万元，于同治十年三月十二日（1871年5月1日）成立，总行开设于香港。华商保险公司比轮船招商局的成立还早一年多，但是它不能算是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公司，因为它的总行设在香港，总管是美商同孚洋行，各地的管事也无一不是洋行^[6]。

表1据《上海新报》上刊期最长也是最后的一份长利洋行“上海股份行情纸”制成，以见当时股价的一般水平。新旧股分别计算，共有23种股票。同原收股金比较，23种股票上涨的17种，下跌的6种。涨幅最大的是琼记保险公司股票，达150%（最高时达250.6%）。跌幅最大的是法自来火公司股票，市价只有原股金的6.3%。

表1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72年3月27日）股价表

资料来源：《上海新报》壬申年二月二十日。

同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1874年7月29日），《申报》曾有以下买卖股票的记载：“上海有西人买卖各公司股份，曾习以为常。然其法未必今买而即付银，或以一二月为期，甚至有以六阅月为期者。盖冀以博一昂价耳，于赌博固无少区别。”^[7]这一记载说明：（1）上海外商对买卖股票已“习以为常”。（2）股票买卖不一定现钱交易，也有实行远期支付的，期限自一二月至六月。（3）远期交割增加了投资股市的风险，具有很强的投机性，故有“于赌博固无少区别”之评。

在同一篇记载中，还谈到了外商股票价格的涨而复跌，使许多股票购买者遭受了损失：“年来此事甚为折耗，因各股份以渐减色为常，而以昂价为罕事。”汇丰银行共4万股，每股100两，股价曾涨到180余两，现已跌至108两。旗昌轮船公司每股100两，股价曾涨到200余两，最低时跌至84两，现在回升至92两。“至于保险各公司股份，亦无不大落……以二年而算，则上海西人股份之减价已折亏至二百万余两矣。是故近之预与此事者，鲜有不囊空如洗，惟有将前辙之戒为后日之利而已矣。”汇丰银行因经营亏损，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该行股价更跌至82元^[8]。

二、上海股市高潮的出现

在外国股份制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股份公司。先有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第一家是同治十一年底（1873年1月）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招商局先后分设保险招商局、仁和保险公司和济和保险公司，都公开招股。此外，光绪二年（1876年）创设开平煤矿，光绪五年创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创设天津电报局，光绪八年创设平泉矿务局等。在此期间，外资股份公司继续增加，有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赛兰格点铜矿公司、公平缫丝公司、叭喇糖公司、怡和保海险公司等。中国的许多民办股份公司亦闻风而起，但良莠不齐。

上海股市到光绪七年逐渐进入高潮。至这一年九月，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已升值20%，开平煤矿股票已升值10%^[9]。人们发现了股票的投资价值，以购买股票为发财捷径，每一种股票发行，就纷纷争购，唯恐被他人捷足先得，买不到股票时还会发出怨言。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882年1月27日），有署名为“旁观不平人”者在《申报》刊登《招股不公》的文章，为向隅的“中外各商代鸣其不平”，其中指出：

怡和洋行新设保险公司，专保海险。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华十月廿九日出有告白，招集股份一万股，每股二百五十元，先付五十元，欲入股者，每股付定洋十元，先为挂号等语。怡和向来名声最好，故中外诸商咸思入股，照其告白先付定洋，或数十股，或数百股不等。满望得附股份将来可以得利，并可各为招罗，乃近日竟有回绝，将定洋退还者，中外诸商客洋以去而不得入股者甚多。据闻此次招股，本拟上海招集二千股，合挂号付定者，闻有二万股之多。倘以十中得一而论，亦应附股二千。设云小股不能派着，顾何以三五股者或尚得附股，而数十股及百股者反致向隅，殊不可解……按定银之多寡均派股份之多少，如此则人心悦服。且既能付以定洋，则必非无业之人，乃竟予以退还。各商不但定洋空付，而拆息亦折耗不少。况以前并未声明，揆之情理，似欠公允。

此文用中文写成，刊登于中文报纸上，读者自然主要是中国人，所以实际上是为未能入股的华商鸣不平的。

由于发财心切，许多购买股票者根本不去查一下发行股票的公司的底细，分析一下该公司有无前途，能否获利，以为只要股票到手，就稳操胜券。对股票的狂热追捧，使股价迅速上涨。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四日（1882年6月9日）《申报》在《股价须知》中指出：“至今日而风气日开，华人皆知股分之益，不但愿附西人之股，且多自设公司，自纠股分，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招商轮船局为之创，自是而后，保险、织布、电线、煤矿，以及采铜、采锡，莫不踊跃争先。除竞附股分而外，又以股分票互相卖买，其行情亦时有涨跌，逐日不同。”同时宣布，《申报》“特日为探访（股市）真实行情，排录于本报附张内，以供众览，庶卖买股票者皆得以先睹为快”。就总体而言，本期股价上涨至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882年10月9日）达到了最高点，表2是《申报》所刊的当日股价表。但个别股价还有更高的纪录，如开平煤矿股价在光绪八年四月曾涨至245两^[10]，赛兰格点铜股价在光绪八年六月曾涨至约200元^[11]。

表2　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882年10月9日）股价表

（续表）

资料来源：《申报》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高潮时期，人们对股市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八日（1882年6月13日），《申报》发表的《劝华人集股说》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其中说道：

自招商局开之于先，招集商股，创成大业。各商人亦踊跃争先，竞投股分。自是而后，百废具（俱）兴，仁和保险公司即相继而起，获利亦颇不赀，投股益加众多。至今日而开平煤矿、平泉铜矿、济和保险、机器织布，与夫纸作、牛乳、长乐之铜矿、津沪之电线、点铜矿，无不竞为举办，蒸蒸然有日上之势。即西人创开之公司，华人亦有投入股分，并有因不得投入而心滋不悦者。如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华人皆愿入股。去年怡和洋行之新设保海险公司，华人以投股而不见收入，颇有后言，可知华人近来亦知此事之大有裨益。且不仅投股而已，又有以股分票互相买卖者……泰西以有此一法，而诸事易于开办，是以握致富之原。中国未知此法，因而无致富之术，此其所关甚大，非特为商局起见，即国家气运所系焉。今者风会渐开，咸知趋向……不但投股者多，而且卖买股票者亦不胜踊跃。此法既行，吾知中国之各商人无论大小，必皆不难获利，而且中国之美利亦将日事开拓，易见兴行……深愿此法之愈推愈广，而华人致富之术无异于泰西诸国，则由富而强，又何外侮之足虞乎哉！

同年七月十一日（8月24日），《申报》又发表《公司多则市面旺论》，也是一派乐观气氛。其中说：

泰西各国凡经营贸易，往往资本巨万，夫岂一人一家之财力哉。大都皆集成股分，纠约同志共为襄助，而后可以相与有成……中国向来未开风气，并不知有公司之说……至于今日则风气大开，公司众多，自招商局开其先声，而后竞相学步，仁和保险公司继之。人见公司之利如此其稳而且便，遂莫不幡然改图，一扫从前拘墟之成见。于是济和保险、开平煤矿、平泉铜矿、机器织布、机器缫丝、长乐铜矿、池州煤铁，与夫自来水、电气灯、赛兰格之锡矿、鹤峰之铜矿，莫不争先恐后，踊跃投股……中国之有公司不过近数年之事耳，顾招商局一经开创，而继武（足迹相连）者竟尔纷纷。目下则咸以购买股分票为市面生意之时派……上海近来公司之多如此，则将来隆隆日上，夫岂让于泰西哉！

至光绪八年八月，上海第一家经营股票业务的金融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以下简称“平准公司”）应运而生。平准公司本身也是股份公司，招股10万两，分1 000股，每股规元100两。平准公司成立时订有《章程》，《章程》前有《叙》。《叙》中说：“人见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鹜，期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然积而久焉，其弊有不可胜言者。”^[12]并说成立平准公司是要维持股市的正常发展，做到对各股份公司、买股票者、藏股票者、卖股票者及平准公司五方面都有利。

从《章程》看，平准公司开展以下业务：（1）对股票公平定价，逐日悬挂水牌，并送登《申报》。（2）买卖股票。其办法有二：一是当场交易，成交后平准公司收取佣金。一是委托买卖，买方或卖方都可委托，订立委托合同，到期结帐。接受不熟悉买方的委托时，买方要预付一成定金。（3）抵押股票。抵押时议定按股价几成抵押，以一月为期。期满不赎，由平准公司照市价出卖，卖价除去押息后归还原主。（4）购买新创公司股票。

平准公司以抵押股票为主要业务。《平准股票公司后序》^[13]分析抵押股票之利说：“本公司集股十万两，若将抵押股票利息之大小通扯，按月分一厘照算，则除去按月开支，可稳得按月七八厘官利。查沪上已成将成现在各项公司（股金）不下一二千万数，即有一二十万股。每日进出扯百股中用（佣），已裒然可观。进出愈繁，获利愈厚。合一年而计之，终在长年二分以外利息。”可见平准公司预期以抵押股票为主要利润来源。平准公司创办人不知道风险最大的也是抵押股票，如果股价跌到抵押价以下，抵押者就不会来赎取，而将损失转借给平准公司。此点留待后面再谈。

平准公司成立后，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1882年10月27日）《申报》的股市行情开始以“平准公司各股份市价”名义发表。

三、上海股市危机的爆发

随着股市高潮而来的是股市危机。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下旬以后，股价一直呈下跌趋势，光绪九年尤为严重。这年年底《申报》曾对22种股票该年正月和十二月的市价作了比较，得出贬值的有20种，升值的只有2种。现整理列表3如下。

表3　光绪九年（1883年）股价盈亏表

资料来源：《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其中亏耗股票有正月股价减十二月股价不等于每股亏耗数的情况，系印刷之误，酌情予以订正。

光绪八年底至九年，正是上海发生倒帐风潮时期，倒帐风潮和股市危机交织在一起。光绪八年十二月初，金嘉记丝栈突然倒闭，倒帐银56万两，钱庄被累的有40家；总计本年各业倒帐数约银150万两^[14]。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钱业开市，南市钱庄共22家，北市共35家，“较之去年，南市约少一半，北市只有三分之一。查询其故，皆以去冬被金嘉记倒帐太多，有因之而轧倒者。是以南北钱业各东均欲清理帐目，不敢冒昧从事”^[15]。光绪九年，上海“庄号倒闭之事，层见叠出”^[16]。光绪十年初，南市钱庄开业的减至11家，北市减至15家^[17]。关于股市对银根的影响，1983年11月1日《字林沪报》指出：“自去岁矿务及各公司大兴广招股份，忽然搁起银数百万两，而支绌情形乃昭然显露矣……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大抵皆钱庄汇划之银，平时存放与人有收回之日，一入各公司股份，永无可提之日矣。”^[18]这说明股市兴旺是发生倒帐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钱庄倒闭，银根紧蹙，又加剧了股市的危机。

以后股价继续狂跌，“始则八九折，继而四五折，皆肯应允。一局如此，他局皆然。股票之价，遂至一二成而不能售……买股之人其势涣散，不能会合以与之索偿，终至于不值一钱而后已”^[19]。在股市危机中，平准公司自然也在劫难逃。但平准公司于何时倒闭，因何倒闭，以前相关论著都语焉不详。《上海股票交易》中说：“该公司大约受1883年上海股市暴跌的影响而倒闭了。”笔者也曾说：“平准股票公司亦在风潮中倒闭。”^[20]因受史料限制，难以作具体的说明。

近来笔者从《申报》中发现一条资料，可以认定平准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股票抵押。用股票抵押借钱，并不限于平准公司，“收押股票无不受累，于是涉讼于官，案牍山积，屡讯屡比，而款已乌有，无从缴案。昔年之总办，即今日之罪囚。此等控案，纵有明察之吏，不能断结”^[21]。平准公司也因拖欠顺德矿局银两被告上了官厅。光绪十一年，曹子元等告顺德矿局拖欠股银不还，而顺德矿局金会办则称因平准公司欠顺德银7 800两，形成了连环帐。上海县知县审理此案，其中同平准公司陈姓司帐的一段问答颇能说明问题，摘引如下^[22]：

（陈司帐）供称：“……本公司专事招接押款，因市面清淡，无可弥补。曾向顺德移借银七千八百两，系收押股单所用。”邑尊谓：“尔既收押股单，可将股单抵数。”答称：“该单经抵押于大茂钱庄，用银约计一万余两。”邑尊谓：“向大茂庄抵来银两，究竟作何使用？”答称：“一则因生意清淡，二则所抵进之各项股单，均因亏折，各抵户均不取赎。”

平准公司因收押股票而造成亏损，于此可见。

从光绪九年三月初七日开始，《申报》刊登的股票市价取消了平准公司的名义。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平准公司于此时关闭；另一是平准公司仍在勉强维持，但信用已失，故《申报》发表的股价不再以该公司冠名。第一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上述光绪十一年的资料并无平准公司已倒闭的迹象。故可以这样说，平准公司确因股市危机而倒闭，但不是立即倒闭，直到光绪十一年上半年还在勉强维持。

到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885年6月22日），《申报》刊登的股票市价改以“公平易公司”冠名，而且后来发展到数日刊登一次。关于公平易公司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公平易公司的股价行情一直刊登到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87年1月13日），以后就彻底消失了。它标志着中国股市第一次高潮的终结。表4是当日刊登的四天前的股价表。12种股票，只有自来水老股的市价在原价以上，其余都在原价以下，赛兰格点铜跌到了原价的1.7%。

表4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887年1月13日）股价表

资料来源：《申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以后股份公司招股和股票买卖仍在进行，但已形不成气候。人们视购买股票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23]。上海股市进入低潮。

四、对上海股市危机的评说

对于这次股市危机，当时有不少文章作了评说。人们都肯定西方公司制度的先进性，值得中国仿效，是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的有效途径。但是正如光绪九年（1883年）钟天纬所指出的：“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以致一败涂地。归纳起来，“不善效颦”的表现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西创立公司的办法不同。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1882年9月2日），《申报》发表《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其中指出：“西人实事求是，欲集一股分，必先度其事之可以有成，业之可以获利，而后举行。虽或时事不齐，亦有未尽得法之处，然断不至全系脱空，一无影响。华人则不然，竟有所创之业一无头绪，绝少依傍，而预先张大其词，广集股本，以为即日可以创成大业，而其实则全属空谈。”购买这种公司的股票“不啻以石投水”，“非徒无益，而反有损”。次年钟天纬进一步指出：西方成立公司先要“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亦操券，始准开办”。公司又实行董事制，由各股东公推董事，由总董事推举正副总办。“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钳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乃中国适与之相反，纠股者只须禀请大宪，给示招徕，刊一章程，绘一图说，海市蜃楼，全凭臆造。”^[24]另有文章也指出中国公司的不可靠：“夫招股开矿，未始非生意之一道，乃有假开矿为名，以招股为利。矿苗之旺盛与否犹未可知，而股票已遍行于沪上。指一矿地，延一矿师，乌有子虚，毫无实际，虽甚慧黠，亦多有受其欺而被其害者。卒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而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5]

其次，中西购买股票的动机不同。《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文中指出：“西人在外贸易，获利满载而回，则择稳妥可靠之股分而购之，以为世业。如华人之置办田地、房屋然，皆可留遗子孙，而己亦得以月支利银，借为食用行乐之资。”而华人的“卖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他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钟天纬则将这种买卖股票行为概括为，“本无置产业贻子孙之心，不过以股票低昂为居奇之计，卖买空盘，宛同赌博”^[26]。

其三，中西买股者的心态不同。有文章指出：“西人之集公司也，专志于公司，其股分亦有涨跌之时，而全以公司之盛衰为转移。故西人在外，贸易多年，所获既丰，倦游而返，则择公司之稳妥者，购取股分若干，什袭（重重包裹）珍藏，以为娱老之资。初不闻其互相卖买，即有之，亦不多见也。”中国人购买股票则只求迅速获利，因此“一公司甫集，不问其事业成否何如，一鼓作气，争投股挂号。俄而号额已满，欲购不得，则先放盘以求必得。一人增价，步其后者更不乏人。风声一出，而股票因之而飞涨。还问该公司，则固本（未）曾动手也。其有股分虽已集成，而公司一时未能遽开。或购办需时，或缔造不易，或数月，或年余，尚无开办获利信息，则又深恐该公司之或有不妙，而急欲推而出之，情愿减价以售于人。一人减价，则又以为该股分跌矣，遂致减价而亦无人承受”^[27]。股价就这样随着买股者的心理变化而涨跌无常，加剧股市的波动。

其他评说文章尚多，不一一具引。这些评说说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受投机思想的支配。以办公司为名发行股票进行圈钱，是投机；不问公司之有无、好坏，以购买股票为发财捷径，也是投机。当时的论者已懂得区别股市的投资和投机，如上述钟天纬所说的“置产业贻子孙”是投资，“以股票低昂为居奇之计，卖买空盘，宛同赌博”是投机，他赞成投资而批评投机。实际上，外国股市创建初期也投机成风，但经过长期的发展，投资已成为主流。中国刚开始起步，既无基本的制度保证，又无正确的思想指导，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学习西方经验而创立的股市竟成了投机者的渊薮。

上海股市的第一次高潮勃焉而兴，又忽焉而败，自然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个成功的股票市场要有完备的制度安排，要有健康的股民心态，还要有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市场管理经验。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中国的股市仍受股市投机的严重困扰，有些情况是历史在重演。重温这一段上海股市的历史，应该是有意义的。

（作者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注释】

[1]《港沪银公司同启》，《上海新报》甲子年八月十七日。

[2]《华利银行告白》，《申报》同治壬申四月二十六日。

[3]《中国股票市场》作者往往不注意区分公历和夏历，以致曾将此条引文的出处写作“《上海新报》1862年7月14日”。

[4]洪葭管、张继凤指出：“1969年出现的长利公司（J.P.Bisset ＆Co.）就是以办理外国厂商企业股票买卖或从中居间代客办理转让业务的专业商号。”参见《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6页。

[5]《新立华商保安公司》，《上海新报》辛未年正月二十四日。

[6]《华商保安公司条规》，《上海新报》辛未年三月二十一日。

[7]《股份折阅》，《申报》同治甲戌六月十六日。

[8]《汇丰银行帐略》，《申报》光绪乙亥正月二十日。

[9]《股分涨价》，《申报》光绪辛巳九月初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