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外许多企业,一方面提心吊胆怕别人偷窃自己的情报。另一方面自己又在千方百计偷别人的情报。用美国安全专家贝奎的话说:“现在是小公司偷大公司的,大公司偷小公司的,大家都在偷来偷去。”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技术是企业一大偷!
经济间谍不只是在国与国之间偷来偷去,更多的却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你偷我窃。在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80%的专门列有“谍报费用开支”,并且一年比一年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举世闻名的大企业等,每家公司平均花在情报上的开支有45万美元之多。据美国一家杂志对1558家公司进行的调查,有1324家公司承认经常同对手进行商业秘密战,其中有1/3以上的公司有自己的情报网。在新泽西州开设事务所的高级安全顾问贝尔登·门库斯提供了一个可怕的情况。他说:“如果对所有搞工业间谍活动的公司起诉,那就得把《幸福》杂志所列举的500家大公司中的大部分董事长投入监狱。”许多大企业害怕造成双重损失,都不愿承认有机密被窃。贝尔登顾问说:“大多数企业经理宁愿在决算报告中掩盖损失,也不愿坦率承认家中丢了珍宝。”商人也不愿起诉,因为在法庭审案中可能会泄漏被窃材料的重要细节,并把公司安全系统的内幕暴露出来。因此,实际发生的商业秘密泄密案远比已经暴露出来的多得多。
在美国,汽车和电子工业情报的争夺相当激烈,仅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用于经济间谍活动的预算,就相当于法国所有情报机构的总预算。通用汽车公司前副总裁约翰·洛里昂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坦率地说:通用汽车公司非常渴望得到竞争对手生产活动的情报,尤其是主要对手——福特汽车公司的计划,以至往往要等获得对手的最新情报后才最终批准自己的生产规划。他们派了两名专家在福特汽车公司从事间谍活动。他们经常能拿到绝对保密的福特公司下一年度销售计划的复印件,以及福特公司整个生产的费用结构与成品分配的绝密报告。有趣的是,福特公司领导人也可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浏览通用汽车公司绝密文件的复制本,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报来源。西方各汽车公司的试车场是一个情报敏感区,汽车试车场一般要用不透缝的围墙围起来,沿墙有武装人员巡逻,墙内种值树木和灌木丛,以防窥视。但这样也并非万无一失,有的竞争对手居然驾驶直升机进行空中摄影。
在法国,每年都有几十名企业家的公文包在飞机场、火车站或他们的私人汽车中不翼而飞。包里装的不是金钱,而是待签的合同或有关他们企业经营的文件。显然,窃贼是经济间谍。1976年以来,法国平均每年有30多名外国经济间谍落网,而同期发生的窃密案则多得惊人。美国经济间谍案的数字从1985年以来增加了260%,其中有外国人参加的经济间谍甚至增加了350%。
纽约通用电气公司政策研究部主任理查德·伊尔斯教授在他的《经济情报与间谍活动》一书中,归纳了美国工商界攫取经济情报的21种手段,除了利用交易会、展览会和进行市场调查、分析年度报告等7种是正当手段外,其他14种都是令人可怕的非法手段。包括:
设法与竞争厂家的工作人员面谈,从中了解对方的制造技术、生产成本和专利情况;与竞争厂家的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座谈,设法套取经济情报;采用秘密办法,通常是采用秘密拍照的办法,偷看设备或生产方式;利用向竞争厂家的职工表示想聘用他(实际并非想聘用)的办法,在与其面谈工作条件时获取经济情报;在谈判许可协议时,设法获知对方的商业秘密;雇用职业调查人员或妓女获取对方厂家的商业秘密;雇佣不是竞争厂家的人员,要其了解竞争厂家的专门制造技术或其他商业秘密;通过间谍活动,非法进入竞争厂家窃取秘密;对竞争厂家的职工或生产资料供应者进行贿赂,以获取商业秘密;物色代理人,了解竞争厂家的在职人员名单和工资发放数额,以获取商业秘密;窃听竞争厂家的电话;偷窃竞争厂家的设计草图、样品、文件及有关秘密材料;抓住竞争厂家中一些主要工作人员乱搞男女关系的毛病,迫其进行合作;设法打入竞争厂家的电脑系统,以查阅或者获取资料和秘密。
实际上,经济间谍攫取经济情报的手段还有很多,但这些就足够让我们出身冷汗了。
美国人不无自嘲地说:现在许多公司都似乎成了“饥饿的鲨鱼”,他们时时刻刻张着贪婪的大口,准备猎取其他公司的秘密。据美国工业安全协会对165家公司调查,37%的公司认为自己已成为情报目标。而通常情况下,一旦发觉自己被盯上了,往往机密已被挖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外国专业间谍组织也插手其中。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指出:“这些专业间谍,骠悍而厚颜,任何地方都能下手,有人专门在码头活动,有人瞄准高级主管的公文包,有人则利用电脑网络,搜集各种情报。”
日本一大型厨房用具生产企业发现同行中另一大型企业的作业工厂有异常情况,立即派出情报人员,无奈该厂防卫甚严,情报人员无缝可钻。他们便到工厂周围的居民那里调查,得知该厂有大型机器运入,但因是夜间运输的,看不清楚。情报人员便在工厂附近长时间蹲点监视。由于工厂门窗紧闭,只听到机器加工作业的声音很大,却无法看清机器。有天晚上,天气非常闷热,该厂工人大概实在受不了了,便将车间窗户打开了,情报人员终于看清了机器的外部形状。然后请专家研究,根据机器形状大小与声音特点,这家企业终于获得了这种机器的秘密,很快也仿造出了同样的加工设备。
多伦多一家制药公司耗资1700万美元,研究出了一种可作“牙漆”的新产品流质塑料。这种塑料可以保护牙齿不受微生物的破坏,因而市场前景非常广阔。消息传出后,许多企业纷纷派出情报人员前去探密,但因该公司早有准备而都未能得逞。谁知,不久后,该公司的实验室被盗,有关生产“牙漆”的流质塑料资料被人偷走了。公司花大力气进行调查,才知是美国几家制药厂买通了该公司的工程师威廉斯·克劳特而里应外合偷去的。据说该工程师获得的报酬是从这几家制药厂出售“牙漆”的收益中提取的0.1%。
70年代初,美国派德制药公司的工程师西德尼·福克斯被意大利经济间谍策反,将该公司研制多年的一种新型抗菌素的绝密资料,摄制成微型胶卷,藏在雪茄烟里寄往意大利。当派德公司将该药投放市场后,却发现市场上已经有了足够的该类新药。意大利公司因不劳而获和捷足先登,盈利为付给福克斯收买金的300倍。
公司的经理沦为间谍,或间谍摇身一变当上经理,在企业混战中成为司空见惯的事。80年代初期,美国克利夫兰一家设备公司的负责人发现,公司的订单骤然下降。公司负责人专门为此聘请了私人侦探,很快调查清楚:该公司的前几位经理带走了公司秘密的商业和工艺情报,并在另一座城市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由于他们了解该公司的所有机密,因而很快就生产出了自己的产品,并抢走了公司的客户。
虽然偷窃他人的商业秘密既不合法又不光彩,但还是有许多企业热衷此道。他们美其名日是“借脑术”与“搭便车”。借脑者,借别人之脑也。把别人的研究成果与商业秘密窃来,自然是花小钱得大利,有的甚至是无本万利。而搭便车,则是将其他企业某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偷窃来后,自己再在上面稍作改进即推向市场,这样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的周期,节省了产品开发的费用。日本人最擅长此道,现代的许多先进技术都是以美国为主研究成功的,但获得效益的却是日本。据报道,日本每年用5亿美元作为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行贿收买费用,而得到的利益却是500亿美元。
挖墙脚,这种在战场上称为“策反”的手法,在商业秘密的窃取中应用得似乎更加娴熟更加普遍。虽然这也不是很光彩的事,但为了与对手竞争,为了捞取更多的利益,许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挖对方的墙角,不过是有的挖出了丑闻,有的则瞒天过海,风平浪静。
木村是日本东京一家化学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工作勤奋,设计的几种化学制剂都是市场上的拳头产品。横滨市一家化学制品企业很想得到这位工程师,便专门在东京一家“人事信息公司”聘请了一名“挖墙脚专家”田中,请他不惜代价挖来木村。
田中首先找木村的几位同学与同事,了解到了木村与主管设计的铃木意见相左,经常争论。而比较赏识木村的总裁因年事已高,不久即将退休。
田中掌握这一情况后,设法买通了一名清洁工,要他把一个微型窃听器安放在董事会小会计室的一个保温瓶的底部。窃听了几个星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但有一次董事会议论了一下老总裁退休后谁来接任的事,其中有人提到了铃木。田中高兴不已,将录音磁带稍作技术处理,便成了“铃木马上将出任下届总裁”的内容。他带了录音磁带去游说木村,终于如愿以偿。
挖墙脚挖出麻烦的也不少。1975年,美国Telex公司采用金钱诱惑的手段,从IBM公司引诱出来一名软件开发人员。这名雇员带来了IBM公司大量的技术信息、市场预测材料以及重要的软件开发资料,结果使IBM公司的几项产品都在市场上受到了Telex公司的冲击。IBM一张状纸告倒了Telex公司。这下Telex公司称得上是鸡飞蛋打了。法庭判决他们将所有销售利润交给IBM公司外,还要另外赔偿1000万美元,作为他们因获得IBM商业秘密而节省下来的科研投入的赔偿。法庭认为,Telex公司因为获取了商业秘密,使IBM公司在竞争中对于Telex公司的优势从6年缩短到了1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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