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论“生金死粟”

三、《商君书》论“生金死粟”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中期卫国人，原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在秦变法有功，秦惠王封之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故历史上多称之为商鞅。早年作过魏相公叔痤(cuō)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深得秦孝公信任，先后拜左庶长，大良造(相当于中原的相国兼将军)。孝公死后，被杀。《商君书》，旧题“商鞅”撰，实为他的门生编纂的商鞅学派著作汇编。《汉书·艺文志》载有25篇，现存24篇。可商鞅本人著述与其后学的著作很难区分，只能就整个商鞅学派的思想展开分析介绍。

商鞅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农战，目的是富国强兵，其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禁末，故力主扶植小农经济，鼓励发展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生产方式，势必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注重生产环节，特别是重视耕织业的发展;注重分配环节，特别强调赋税徭役对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对于流通环节则多所忽视，特别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多所否定，他不注重国内外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不大承认交换、流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他与墨子、孟子正成鲜明对照。

《去强》篇的一段文字论及粮食与黄金的关系。主要是二层意思，其一是讲粮食与黄金相互对立，农产品与货币相互对立，它们之间此长彼消，此消彼长，此有彼无，此无彼有，与《管子》的认识相一致。其二是确定了两者在国力强弱变化中的不同作用。粮谷的作用是积极、主动和有益的，黄金的作用却显得那样消极、被动和强调过分还会招损益祸，就是说如果官府只注重增加黄金储备，金与谷的储备都会减少以至丧失，国家的粮仓金库都将空虚，国力必将衰弱;如果官府只注重粮食生产，金与谷的储备将会增加，国家粮仓金库必将充实，国家实力必将强盛(“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内，金一两死于境外。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金粟两死，仓府两虚⁽¹⁷⁾”。是说国家喜欢黄金就不会重视粮食的生产，以致粮食不足。出口本来就不充裕的粮食，即便能够换回黄金，迟早还得动用黄金储备去购进口粮，来满足消费。结果是粮谷和黄金都会消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力自会削弱。反之，如果国家注重储备粮食，致力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粮谷将大幅度增产，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和储备的需要，还会有结余粮谷出口，换回黄金，以实现粮食和黄金储备的增加，粮仓和金库的充实，国家实力才会增强。

《商君书》作者把粮食储备和黄金储备的增减视为衡量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志。在粮食与黄金之间是以粮为主，金为辅，是粮决定金，而不是相反。就是说有粮就有金，粮多金也多;相反，有金未必有粮，在金多粮少的情况下，金还会少。所以说要想实现国家的强盛，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粮食储备，如果粮食储备不足，黄金储备再多，迟早得爆发粮食不足和黄金不足的危机。而要增加粮食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把农业搞上去，只要粮食增加，储备就会充裕，“金粟两生，仓府两实”。这种认识正反映了，一方面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来讲，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与货币流通间，商品是主动的，货币是被动的，商品为主，货币为仆，这种关系是普遍存在并普遍的对的。可另一方面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交换虽已产生，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尚未占据主导位置，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仍居次要的或从属的位置，大量存在的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女分工合作，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拿到市场上的只是少数剩余产品，出售者购买者以贵族为主，内外贸中以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为主。这种落后局面在广大农村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经济基础薄弱、原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秦国愈益明显。作者只承认黄金与粮食都具有使用价值，可粮食能够果腹充饥，延续生命，这是黄金所无法替代的。尽管黄金华丽富贵，招人喜爱，能够给人带来荣华富贵，可在饿殍遍野，灾荒战乱年代，粮食不啻是人类生存的保障，而且是克敌制胜的保障。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尤显突出，这一现实不容忽视。

汉文帝十二年(前68)，晁错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认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他论证的出发点与《商君书》作者一样，可结论却不一样。晁错由此得出名目论的货币观点，《商君书》得出的只是农本论的经济观点，“令民归心于农”才是圣人治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