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权之争

三、铸币权之争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等人建议币改，铸造上林钱，较贾谊和贾山的主张更向前跨进一步，不仅由国家垄断基本币材铜，并且由国家集中统一铸钱;不仅是国家垄断铸币权的设计方案，而且是将其付诸实施，变成现实。从此铸币权就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中国古代币制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五铢钱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在全国范围内使铸币走上标准化、正轨化的道路，这是集中官铸政策对自由、分散的放铸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对此，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态度截然相反，针锋相对。

桑弘羊特别强调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认为中央政府集中铸币权的必要性:“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依附)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希望)于妄得(不合理的收入)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错币》)?”并批评文帝时所推行的自由放铸政策，造成流通领域刀币无禁，奸真并行，钱文殽杂，流通紊乱的局面。它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却有助于地方豪强兼并势力，诚如《错币》篇中大夫所说:“民大富，则不可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与《管子·国蓄》思想一脉相承，认为人若过于富有，国家就不能用俸禄来使用他们，人若过于强横就不能用刑罚来制服他们，不分散聚积的财利，不均衡独占的利益，就会使贫富悬殊，助长地方割据，“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各郡国称霸一方，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他们“财过王财”、“富埒天子”，不啻不佐国家之急，且时刻威胁，妄图颠覆中央政权。自由铸造不利于稳定币值，不利于安定人心，发展生产。私铸作伪确实获利丰厚，能够诱使百姓弃农铸钱，触犯法禁，且屡禁不止。社会上出现的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不相适应的现象正是富豪巨商囤积居奇的结果。禁铸的意义则在于，统一货币制度，集中铸币权于中央政府，铸造出合乎法定标准的五铢钱，百姓不怀二心，各司其职，安心务农，发展生产，不再弃农铸钱，不致威胁伤害农本基础。钱币统一，百姓对钱币的好坏真伪不再存有疑虑，五铢钱的信誉自然能够确树立(“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实现币制的稳定，有利于保证生产流通的正常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贾谊首先提出“法钱”的概念，桑弘羊继而提出统一的概念，这就为建立统一的刘汉帝国的币制确立了重要前提，为我国古代货币铸造权理论作出突出贡献。

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汉武帝废除郡国铸币权，建立起统一的五铢制度。对于上林钱，他们一个是抓住官铸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例如“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的问题，夸大其词，恶意中伤。如果确如贤良文学在《错币》篇所批评的那样，主管官吏和铸钱工匠都在从中牟利，有的钱币不合规格标准，市场上就会出现薄厚轻重不同的钱币。总体上讲，上林五铢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好的铸币之一，否则它不会流行于世，经久不衰;当今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唐开元通宝成为汉唐标志性的历史文物，同样证明了它的成功。其二是借口农民对新币不熟悉，加之前一原因，则声称什么“信故疑新，不知奸真。”用熟悉的旧钱来推算和比较新钱的轻重厚薄，信旧不信新，不辨真伪好坏。其三是在新旧钱币的兑换中商人从中渔利，采取不等价交换方式，“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农民用旧钱兑换新钱，则损失实利;付出新钱又怕不按法定比价，更增添了一层疑虑和困惑。其四是伪钱照常流通，政府虽已颁布法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可善恶好坏的钱币“无增损于故”，禁止不住。其五是货物滞销，百姓备受其苦，商人是不见好钱货不出手，买东西的人是有钱也不能实现购买，结果是货物滞销，有钱花不出去。总之，在贤良文学看来禁止私铸，集中铸币权未见其好，还是“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好。其不禁刀币，就是主张放弃中央政府对于铸币权的垄断，任民自由采铜铸钱，这是放任政策在货币方面的表现。这种主张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商人阶级的利益，反映出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利益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