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

三、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

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四年(482)奉朝请(闲散官称)孔觊(yǐ，又作觊，jì)向皇帝上《铸钱均货议》⁽²⁷⁾，提出铸钱不惜铜不爱(惜)工的主张。在通货长期不足，铸币减重，劣币横行的情况下，宋明帝刘彧(465—472在位)只用古钱，通货短缺，贬损严重。顺帝刘准升明三年(479)萧道成取得帝位，建立南齐，废除古钱，另铸新钱，通货严重紧缩。对此，孔觊旗帜鲜明地反对推行通货贬值政策，在货币理论上颇有建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介绍。

一是强调货币流通状况不容忽视。他的立论基础是“食货相通，理势自然。”就是说粮食和货币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作用，这是客观规律。广言之，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为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必不可少。

为分析当时的货币流通状况，他指出:“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阃(kǔn，关键)，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首先分析了导致粮价高低变动的因素有粮食和货币。历史上李悝讲“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是要说明粮价贵贱对于农业与非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非农业人口会离散流窜，农业因受损而使国家贫困，其恶果不言而喻，总有一方受损。而今三吴(吴、吴兴和会稽三郡)要地连年遭受水灾而粮价不高，“是天下钱少，非谷穰(ránɡ，黍茎)贱”的缘故，并警告当局“此不可不察也”。即对市场货币购买力与商品生产、物价水平间的变化要做到了如指掌。他的论证:“晋氏不铸钱，后经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加之南朝宋文帝铸四铢钱，“又不禁民剪凿，为祸既博，钟弊于今，岂不悲哉!”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本已短拙的货币更是横添了几分紊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合，就会使“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即“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反之，“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依今之见，货币流通状况(货币多少、品质优劣和单位重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百姓家庭生活均将产生重大影响。孔觊的良苦用心不外是在自然经济得到发展，铸币流通短缺的混乱状况并未引起统治者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告诫当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对于国家来讲不啻生产重要，货币流通同样重要，应像重视农业生产那样重视货币流通问题。他的认识相当深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二是铸币流弊之探源。他认为:“顷(宋文帝铸五铢)盗铸新钱者，皆效作剪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人不习淄染，不复行矣。所卖鬻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那么，引发盗铸的根由，即“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即“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轻钱弊盗铸”。盗铸会招致无穷的祸害，任何严刑厉法都将禁止不住。当局“不详虑其为患”，都是“惜铜爱工”所致。至于朝廷为什么会“惜铜爱工”?他认为是由于“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偷工减料也不会招惹祸端。何况百姓趋利如水走下，“今开其利端，从以重刑，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岂为政欤!”自汉兴，铸轻钱，民巧伪者多，至武帝元狩中，始惩其弊。而宋文帝铸四铢钱，“又不禁民剪凿，为祸既博，钟(聚)弊于今，岂不悲哉!”始料弗及的是“盗铸为祸深”。出于统治者的本身利益要求，作者有意无意间掩饰或回避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当局陷入财政危机的困难时期，为了摆脱困境，增加收入，便通过官铸途径利用制造恶钱来达到目的。因而民间私铸风行，恶钱充斥，币制混乱，势难制止。尽管他的批评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隐喻货币名目论的危害，给货币流通造成巨大的困难，给国家政权带来无穷的祸患。尽管他的批评不够完满，全面，带有一定的偏见，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上铸钱惜铜爱工”，表白得明确而不同凡响，表明他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为不惜铜不爱工的铸币政策、即铸造足值精工的钱币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反对货币贬值政策的有力武器。此与近代币制的自由铸造的理论基础一脉相通，不惜铜爱工成为后世历代反货币名目论的理论武器，常为后世金属论者称道。

三是坚持足值铸币。他反对那种认为“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的名目论观点。认定铸造钱币的基本准则是“与其不衷(中)，宁重无轻⁽²⁸⁾”。就是说铸币的轻重即便不能与商品交易量相符，也要宁重毋轻。表明他的货币金属论观点。他认为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到南朝宋文帝历五百年，社会制度世有兴废，而五铢钱始终未变的原因在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即货币的轻重大小适宜于商品流通的需要，又在于铸造时“不惜铜不爱工”，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而计其费不能相偿，私铸益少。”从宋文帝铸四铢至前废帝景和的三十五年间(430—465)，“钱益轻，虽有周郭，而熔冶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可复禁。此惜铜爱工之验也”。他主张“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铸造五铢，以解通货不足之急。实施步骤为:产铜州郡送交铜材到泉府，统一铸造出一定数量(“钱货既均”)的标准铸币——五铢钱;一俟官铸足值五铢钱在市场上通行，就要严禁“剪凿、小轻破缺无周郭”的细钱流行，官铸不合标准的细钱要作价收回改铸。这样做既可以“塞奸巧之路”，又可以“利贫良之民”，以使“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

他的主张十分精到，可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不光由于高帝的突然去逝，更主要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社会尚不具备统一币制的政治经济条件，更何况战乱动荡的南北朝，认真讨论统一币制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一切都如天方夜谭，只是我国古代先知先觉中对未来币制的美好预言，或者说是憧憬，到隋唐才逐渐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