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沔论公廨本钱伤人刻下

三、崔沔论公廨本钱伤人刻下

崔沔(673—739)，字善冲，长安人。武则天时举贤良方正高第，对策第一，历任主簿、左仆阙、祠部员外郎、中书舍人、虞部郎中、御史中丞、著作郎、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魏州刺使，还归后，历秘书监、太子宾客。为人纯正清直，口无二言。

玄宗开元六年(718)七月，崔沔在《议州县官月料钱状》中，对公廨本钱之弊大加挞伐，认为它使富人幸免于课役，贫民却倍受其害，破产者甚众。

其所谓“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前句话是说，作了纳质债户的富人可以享有免课徭役，有罪官府不敢劾治的特权。一些不法的富人甘愿交纳利钱，受牒贷罪，有的甚至不取本钱，只立虚契，以求庇护。宪宗元和六年(811)御史中丞柳公绰⁽¹⁴⁾在奏文中，对此作了详细披露，“请诸司诸使应有捉利钱户，其本司本使给户人牒身称:准放免杂差遣夫役等，如有过犯，请牒送本司本使科责，府县不得擅有决罚，仍永为常式者⁽¹⁵⁾”。一个闲厩使的下面就有利钱户八百余人，比照此法免其夫役者，通计数千家。如果犯了罪，往往是侥幸逃脱，“所称捉利钱户，先亦不得本钱，百姓利其牒身，情愿虚立保契，文牒一定，子孙相承”。像刘嘉和一类人，因为与人殴斗，打破人头，闯下大祸后，才投靠闲厩使，情愿缴纳利钱，得牒身以免府县科决。其实，他们根本不曾领取公廨本钱，诸使并同此例。若积欠主保逃亡，则转征近亲及重摊转保，官吏吞没公款。捉钱的高户豪民乘机作弊，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谋私利，把能够收回的归了自己，拖欠的则以官钱为名，威逼鱼肉百姓。正后句话所说，在公廨本钱中，平民百姓又平添了一层额外盘剥。“初，捉钱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为奸，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钱迫蹙闾里，民不堪其扰⁽¹⁶⁾”。贫民受累更广、更苦、更深，可见一斑。

故《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六年记载:“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唐代后期，公廨本钱贷放数额不断增加，逐月纳息的负担愈形沉重。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九月东都御史台奏称:“当台食利本钱，从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十一年，息利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户。从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十一年，息利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户，从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十一年，息利四倍以上者一百六十八户⁽¹⁷⁾”。这仅是东都御史台一处的情况，尚未总括京、都诸司使、州府县诸使的全貌;这还只是捉钱户、人的纳利增长情况，并非贫民下户从捉钱人、户手中借债所纳息利增长的情况。诚如崔沔所说:“托本取利，以绳富家，固乃一切权宜，谅非经通彞典，顷以州县典吏，并捉官钱，收利数多，破产者众。散诸编户，本少利轻，民用不休，时以为便，付本收利，患及于民。”这才是公廨本钱的最大弊端。

他分析以五千为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利息共为四千二百，加上其他劳务费用开支，也就不只五千，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已经成为重负。因而富户“幸免”徭役，贫民倍受其弊，公廨本钱的伤人刻下，具在其中了。

他评介公廨本钱的出发点，即其讨论国事，制定国策的原则立场，是“议国事者，亦当忧人为谋，恤下立计。”认为国家财政收支必须坚持“养贤之路，国用尤先。取之齐民，未为剥下”的原则，既要养贤，就必须首先保证财政收入;取之于民，一定要负担合理、均等，绝不能剥夺刻下。我们将他的本意引申，理解为:薄俸禄不足以养廉，缺少公款无以治事，两者皆长贪之本，举钱生息，尤为秕政。自然得出“何用立本息利，法商求资”的责难，而官府效法商贾追逐盈利资本的危害已如上述，废止公廨本钱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

基此，他的对策是，国家收支必须“咸出正赋，罢所新加”。“十一而税，上下各足。”一切收支都应该依靠正赋来解决。“通计众户，据官定料，均户出资，当年发赋之时，每丁量加升尺，以近及远，损有兼无，合而筹之，所增盖少。”即按户平均征收，每人多征不过升尺，所增无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时则不扰，简而易从”，才能收到流亡渐归，仓库渐实的效果。

开元十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公廨本钱不便，遂罢。可十八年，复置。宪宗元和初年(806)，捉钱者私自添增公廨本，以防耗损本钱，禆补官利，近闻富人乘以为奸，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产，或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民不堪其扰。御史中丞崔从奏增钱者不得逾官本”，勘有剩要请从没官。从之。“其后两省(门下、中书)捉钱，官给牒逐利江淮之间，鬻茶盐以挠(扰乱)法。十三年，以官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为差”。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宰相李珏、杨嗣复奏堂厨(公膳)食利钱扰民烦碎，于是罢堂厨捉钱官，置库量入计费⁽¹⁸⁾”。朝廷收紧了公廨钱的经营管理权，随即又设立了公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