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流通

一、论货币流通

这是沈括货币学说最辉煌卓越的部分之一。他认为“钱利于流”。如果“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可以想见，十万钱在一家静止不动，原先多少以后还是多少，当它在流通中发挥媒介作用时，就能够从上一家转到下一家，直到转完这十家为止，十万钱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数目字，而是它的十倍，人们获利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十万，同样是原来的十倍，即一百万。如果货币周而复始，连续不断地从一家转到另一家，所发挥的货币作用何止十万、百万，则根本无法计算。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沈括已经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周转次数)对于同期货币流通数量的负相关，即货币周转次数越多，同期流通中所需货币量越少;反之则越多。货币的周转次数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变化。因而加速货币周转次数就可以减少流通对于货币的需要量，所以他认为即便是当时最小的城镇都有不下万缗的常平钱⁽³⁾，如能从静止状态重返流通领域，这不下万缗的钱币就不知要发挥多少货币的作用，那样何必再为通货紧缩、金融紧迫、百货不通而发愁。如其所说，官府贮藏大量钱币，正是造成钱荒的重要原因，只要官府将库存钱投入流通，参与交易，则钱荒的解除应该不成问题。

沈括从货币的贮藏手段入手来研究货币流通速度，认为如果常平钱积蓄不动怎么能不引起通货短缺。在他之前开始研究货币贮藏影响货币流通量的已是大有人在，唐人白居易认为“布帛之贱者，由钱之壅也”。为从钱荒引起的币重物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韩愈、元稹等人也都纷纷主张禁止窖藏，杨于陵同样认为，“商贾贷举之积”是钱荒的成因之一。在他们的理论背后隐含着货币只有在流通中贸而迁之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壅积起来死藏在那里，就等于说流通中短少了这部分货币。故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下诏说:“泉货之法，义在流通。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十二年(817)又敕道:“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⁴⁾。”然而他们都没有因此而深入下去，研究通货紧缩与货币周转的关系。宋代张方平开始触及货币流通，提出“公私流布，日月而不息”。比沈括早四年的熙宁六年(1073)，张方平在《论免役钱疏》提出:“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庙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字里行间流露出张氏已谙知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流通量的反比关系，及其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货币流通，货币流通渠道，货币在社会不同层次摆布对货币流通量的影响，虽说较之唐代认识已跨出了一步，可终未触及货币周转次数与流通中货币量的关系。在铸币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因而发展很快，可钱荒依旧严峻的巨大压力下，货流通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张氏的议论无论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都当给沈括以启示。加之沈括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数学方面的精深造诣，更有益于他出众的不同凡响的回答，也使他在世界金融思想上赢得天才的位置。

沈括则是中国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巨擘。在世界范围内，他同样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巨擘。在欧洲，货币流通速度是由17世纪的威廉·配弟最早提出的⁽⁵⁾，稍后约翰·洛克的表述更为明确:“同一个先令有时也许在二十天里起了支付二十个人的作用，有时却一百天留在同一个人手中⁽⁶⁾。”11世纪的沈括表述得较之洛克毫不逊色，沈括的这一发现足以令人振奋，具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