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铜钱为最佳货币

二、论铜钱为最佳货币

叶适主张铸造足值铜钱，认为只有铜钱才是最佳货币。这是他与吕祖谦(1137—1181)都是货币金属论者的共同之处。

他认为“贵莫如珠玉，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先王之用币也，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它敝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先王采用的货币有金币、银币和铜钱，铜钱只是其中之一。此说不同于司马迁的认识。叶适对于金银从币材行列中退出原因的分析，只抓住表面现象，看到铜钱“轻重之适”的缘故，到底是价格(当时还谈不上价值)轻重与重量轻重都适宜，还是由于宗教关系的缘故使得金银存量减少，不得不从流通领域退出，还是如今日所说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了贱金属铜充当币材，足以使金银从流通中退出，反正无论他怎样分析都未抓住铜钱适合充当币材的真正原因，至少说得还不够透彻。

叶适在铜钱中只推崇开元钱，认为铜钱流通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而五铢、半两钱则很薄，不适合于行用，应以开元钱为法钱，统一价格标准。宋初的太平通宝和天禧通宝的品质超过了开元钱，其中尤以太平钱为最，“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宜均，则民听不疑，行用不惑”。淮西铁钱的铸造，花样翻新，“四季别为字文”。新钱重五斤八两，较之旧钱大几一轮，且刻划粗大，赶不上旧钱，辨认很是困难，“季别一样，自铸工不能记忆，民间何由辨认”。这与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正好牴牾。铸币要轻重大小均宜，关键就是国家要垄断铸币权，不准废禁，不以铸造钱币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对于前者他的认识与刘秩、贾谊等一致。并以历史为说明，指出西汉文帝试图以“恭俭致升平”，错误地认为天下没有用钱的地方，何必收回铸币权，导致“吴、邓钱得布天下，吴王用之，卒乱东南”。后者则只要钱好，不计工费就不会通货贬值。据此他认为唐代之所以恶钱多，就在于朝廷不禁民之自铸，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剧增，“朝廷急于兴利”。唐肃宗、代宗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虽个人家庭亦需使用货币，从此“天下之物隐没不见”，市场萧条，生产生活呆滞。宋代则无时不在鼓铸，神宗熙宁以来只顾多铸，偷工减料，“钱稍恶”。乾道、绍兴钱则较熙宁钱更恶。叶适极力反对宋政府推行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政策;反对政府大肆铸造不足值钱币，无情揭露其财政发行的目的是“一向务多钱以济急”，“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只是不承认广大群众为其最大受害者，而把它说成是货币广泛流通的原因，“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产物亦非钱不行”，与其说是上行下效的结果，毋宁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叶适十分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轻视贮藏手段的职能作用。认为“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是说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发挥职能作用，如果把它贮藏起来，或内积于府库，或秘藏于富室，不使之在交换中发挥媒介作用，货币蛹化，贮藏得再多，其与普通物品又有什么区别。在流通中它“权重于百物”，上自朝廷，下至小民百姓，大家都尊崇货币，就因为它“能通百物之用也”。而且认为“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于外以代其劳，而天下有坐镇莫移之钱”是很不明智的。或者说批评南宋朝廷只知把铜钱障固起来，不使之流通，偏面地只知积聚起钱币，而不知积蓄钱币也该有个合理的度，即聚者之不散;或者说批评片面强调钱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流通手段职能，也就是说等于否定了货币存在的意义。即“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叶适从理论上否认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这与他否认纸币的作用相一致，要“使所藏之钱复出”，是从两个不同角度为实现铜钱的正常流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