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熙宁新法

一、王安石与熙宁新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仙，宋抚州临川人，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庆历二年进士，知鄞县时，政绩为:起堤堰，决坡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从改革中尝到甜头，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历舒州通判、知常州、三司度支判官。认识到宋廷“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无惧于夷狄”的危机，对于改革政治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紧迫感。嘉祐三年(1058)向宋仁宗上万言《言事书》，主张培养人才，变更法度，整顿机构，虽未被采纳，却奠定了日后实施改革的纲领性基础。神宗即位，知江宁府，翰林学士兼侍讲，上《本邦百年无事劄子》，列举时弊，阐述改革要义。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副相)，次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变法，陆续颁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募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史称熙宁新法，即王安石变法。七年罢相，八年复相。九年罢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著作有《王文公文集》等。

以杰出政治家王安石为首发动的变法运动，是宋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史册上，因其主张和坚持变法而被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则被称为“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两派间的斗争，从变法准备阶段——熙宁二年王安石执政，到元丰八年神宗去世——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有10年的30年里，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并未因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先后谢世而停息。两派同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可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三不畏”精神，与司马光为首坚守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也”针锋相对，截然不同。他们对“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认识和解释不同，表现为变法与守旧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理财方面，王安石提“摧制豪强兼”，“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在统治阶级当权者中第一个公开向正统思想宣战，否定“贵义贱利”的传统观念，大胆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的崭新义利观，把理财作为施政的中心内容。他力主“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坚信“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当务之急，最为紧迫的头等要事。在具体实施时，则“以农事为急”，在农业方面，务必“去其(农民)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³²⁾”。他以桑弘羊为榜样，认定“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可以“国用足”。他的确在履行自己的承言，变法十年后，从国家财政上讲，扩大了财源，“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则三司岁入之常，半为赢余⁽³³⁾”。财政收支平衡，尚有结余。汴京库藏极为丰盛，除开支外，“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³⁴⁾”。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得到扭转。从物价上讲，米绢等价格普遍下跌，农田水利兴修成绩显著。实现了富国强兵，改变百年来宋朝积贫积弱的理想。在国家理财方面见到实效，是连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的。

王安石变法中体现信用政策思想的内容，集中在熙宁二年九月行常平给敛法，即青苗法，以及熙宁五年三月置市易务于京师的市易法中，革新派与反对派围绕着官营借贷展开的争论，即对国家经营农业贷款和商业赊销，因其所持态度不同和评价不同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