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六年论关子

一、绍兴六年论关子

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1131)因婺州屯兵，用入中方式筹集军饷，商人在婺州入钱，取得“见钱关子”，持赴杭州、越州榷货务领钱或茶盐香矾钞引，每千钱有搭十钱的优惠。后来，这种关子可以充作籴本，买进粮食，就由原来的汇票性质发展为纸币了。在抑勒后，榷货务又只兑现三分之一，由是信用大挫。六年，都督行府主管财用张澄建议设置行在交子务，先发行交子三十万贯，用于江淮，再印二百万贯用于东南各路。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所争论问题有:为什么要改关子为交子，怎么未见到发行准备，何以示信于人，极言其害，发行交子的提议终于作罢。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记载了这场争辩，佚名的发言者有三人次，暂按三个人的发言对待，力陈其害的还有署名的时任谏官，后任工部侍郎赵霈，时任翰林学士，后任刑部尚书胡交修，等。

佚名者之一，从四川交子说到见钱交子，以为要做到“公私两利，不闻有异议者，非官有桩垛(准备)之钱，执交子而来者，欲钱得钱，无可疑者矣”。所以要想发行成功，也得“先令库务桩垛见钱，行使之日，赍至请钱者，不以多少，即时付给，则民无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反之，“其或桩钱而不足，已桩而别用，或行于民间，而不许之纳官库，或行于诸路，而不许之充上供”。纳官库，充上供是纸币流通正常的回流渠道，也是官府示信于民的保证。官府若只顾往流通中投放而不收回，自然会使纸币滞留于流通领域，百姓也就不敢再相信纸币及发行它的官府。“重立法禁，恐不能胜。”在市场法则面前，行政力量相形见绌，也将显得软弱无力。

佚名言者二，同样认为没有现金准备“多出交子，则其不可行也，必矣”。对于时人评论交子，利有一，害有四，进行点评，以为“循环出入，钱少而用多”之利不能成立。因为“交子出数既多，则人必知官中之无本，商贾纵或收买，岂肯停留私家，必须即时请换见钱。虽有桩垛数目，必不能给。既不能给，则交子之法大坏”。他虽引四川交子为例加以说明，指出曾因将准备金借给陕西作籴本，或由于官不收引，钞法几至大坏。经过30年的整理努力，才开始恢复通行，近年又因为“应付军须，出数复多，目下虽粗通行，而议者颇忧其法坏也”。看来，稍有疏忽大意，同样不容乐观。话语中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一些人的忧心，发行纸币难以控制发行数额，也不管有无官本、官本多少。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糟的。官府只顾发行，不考虑回收，发行准备被挪用，或“官不收引”，纸币不兑现，信用丧失，已被历史证明，绝非空穴来风，纸上谈兵，无济于事。他以为“理财之术”，不在有求必应，果真发行交子，使百物倍贵，军队赡养不足，又将如何应对?他依然是主张限量发行，只用数十万道，以便利商贾、省漕运，也不失朝廷保证置关子的本意。即满足财政弥补亏空，先是为保证应对边关军需供应之急，逐渐发展为弥补亏空的必要手段。

佚名言者三，反对钱引在两浙地区行用，以五不便为由，据理抵制。他指出:今钱引既出，于行商尚可，而无益于军民之用;于道路之赍尚可，而无资于旦暮之需;今行商与军民孰多，朝夕之需与道路之赍孰急?此不便一也。虽曰交子与金钱并用，今一交子不过千钱，军民之须，日用饭食，持一交子以适市，止有数百之用，用之不尽，将弃之乎?将为数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物重财轻，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时射利者，必高其物价，此不便三也。富室丰家典卖之际，故轻其引，必欲见缗，既得见缗，深藏不出，交子空行于市井，而物不得售，此不便四也。异时(从前)盗铸销镕，皆出东南之民，今数寸之纸，能保其奸诈不为乎?此不便五也。此其五不便，只要纸币流通便会存在，不是只就交子而言，所以因噎废食亦非常理。

赵霈⁽⁶³⁾上言:“官无本钱，惧民不信，其不便者五⁽⁶⁴⁾。”“法行之初，人必疑虑，盖不行使，则起争端。若有减落，则违法禁。铺户缘此，必致停闭，一也。市井交易，必立私约，用见钱则价直必平，用交子则价直必倍，二也。今以片纸，用为千钱，细民得之，反以为累。片纸不可以分裂，千钱不可以散用，三也。积日累月，物重财轻。缗钱藏于私家，官库愈见匮乏，四也。官私既许通用，民间岂无诈伪，虽严造之禁，孰能惩冒法之人，五也。”

以上诸位各谈纸币之不便五条，不是直言反对行使纸币，却以不便婉词拒绝行用，该说态度是明确的。其所以如此，据他们说，不便于军民，甚或招致违法，也不利于商户，此其一。其二是不便找零，纯属技术问题，本不碍宏旨，亦非自然能够解决，特别是当国家为满足军需，弥补财政赤字时，平民和军人要求全都不予考虑，哪里还把此细微末节当回事。其三是物价高涨，会引发射利投机。其四是藏钱不出，纸币空行市井，必致官库匮乏。其五是盗铸诈伪，充斥横行。这些问题，虽未必是纸币本身所具有的，若处理不当或管理跟不上，认识不到位，难免会酿成大祸，届时痼疾难除，又平添了许多混乱。

胡交修⁽⁶⁵⁾也上疏力陈，“奸民伪造，抵罪必多”。他以为崇宁大钱，覆辙可鉴。法行未久，“钱分二等，市有二价，奸民盗铸，死徒相属，终莫能胜”。交子较之大钱，一夫日造数十百纸，“真赝莫辨，转手相付，旋以伪券抵罪，祸及无辜。久之，见钱尽归藏镪之家，商贾不行，细民艰食，必无束手待尽之理。比及悔悟，恐无及矣”。李纲亦表示反对。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力主抗金，反对议和，遭投降派排挤，出为湖广宣慰使，江西安抚制置使等职。著有《梁谿集》，现有点校本《李纲全集》通行。

他在江西安抚制置使任上的《与右相乞罢行交子札子》以为，“交子之法，行于四川则为利，行于他路则为害”。理由有二:一条是纸币流通的自然环境不同。四川山路峻险，铁钱较重，难于赍挈，所以交子为便。而“今东南道路安便，铜钱脚轻，若欲便民，固已不待交子自能流布”。若铁钱与铜钱相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李纲讲得在理;然而若面对钱荒的长期困扰，无法解决，白银货币地位的日渐提升，就不能不怀疑是铜钱乃“百王不易之道”的共鸣在回荡。另一条是纸币流通的发行准备不同，四川“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发行准备金)钱百万贯，用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均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近年不桩钱本，其法已弊……目今户部财用窘迫，必无数百万桩留钱本;交子之行，止凭片纸，民间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民折阅(亏损)，转卖不得元直(原价)十之二三;兼并之家贱价停蓄，坐享厚利;争竞既起，狱讼滋多，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他强调发行准备的必要性，却肯定了准备金只要三分之一即可。他历数没有发行准备的危害，何况当时确实没有发行保证，发行数额又难控制，严加管理，如何能不令人忧虑，又怎么可能表示支持呢?持同样意见的，有李光等。

在多数人的反对下，本没有足够的发行准备的绍兴六年要在东南发行交子的事情，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