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论楮币无可称提

六、许衡论楮币无可称提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学二程、朱熹著作，以行道为己任。蒙古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召为京兆(今陕西西安)提学，及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中统元年(1260)，召至京师为国子祭酒，至元二年(1265)，入中书省议，参与朝政，其言多秘，世罕得闻，定朝仪、官制，后任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选蒙古弟子教之。著作有《许文正公遗书》、《鲁斋先生集》。

《续文献通考·钱币一》载，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许衡代人所拟奏札，指出:“楮币之折阅，断无可称提之理，直一切罢而不行用耳。……古者为市，以谷粟布帛器用之物，自相贸易，泉货未铸，安肯持虚券以易百姓之实货哉!鹿币之造，特出于汉武虚耗无聊之末计，历千三百年无敢染指于其后。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此世人所谓神仙指瓦砾为黄金之术，亦何以过此⁽⁸³⁾。”显然，用今天的话来判断，许衡用货币金属论来看待纸币，认为自古以来，除了物物交换，就是金属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楮币是虚币，绝不能与金属货币等量齐观，以至于直斥纸币为点金术。他不清楚鹿皮币不流通，不能与纸币相提并论。他也未考究纸币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站在纸币的对立面上，轻易把它否定了，并错误地以为纸币可以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而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后世不期于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虽有贤明之资，恐不能免也。奸民不期于伪造，而自不能不伪造，虽制以死刑，不能绝也，此岂良法哉!”纸币是祸根，它使人不能不奢侈，不能不伪造，这简直是颠倒因果，为一切罪恶丑陋的活动做掩饰。纸币流通的确提供一种便利，印造的便捷，统治者根据自身需要印造的便捷，奸民伪造的便捷，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结论，纸币就是祸根，这样的代人受过，不是偏见，就是别有用心，许衡当属前者。

对于称提之术的历史、后果、纸币的以新易旧、折价兑换中的掠夺行径，许衡进行了回顾、揭露。他指出:“讲称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无能为朝廷毫发之助，但见称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贯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无义为甚。”称提的结果是百姓饱尝其苦难，楮币愈加贬损。先是宁宗嘉定年间，百姓一半的财产被吞噬，继而在理宗端平年间，百姓五分之四的财产又被吞噬。这种做法，一点义字不讲，没有比这更过分的。要知道，仁义礼智信，是古代治国之本，义字都不讲了，国家难以维系，自然是自掘坟墓，这该是弦外之音。

出路何在?许衡提出:“今不若以实货收虚券，犹足救前日之过，而无愧百姓。实货者何?盐是也。”用盐来回收楮币，用无用换有用，以实换虚，对百姓来说，不致造成损失，也不该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他以为，自古以来，谷粟布帛，钢铁金银，足以充国用，从黄帝算起到今天四千余年，这个道理都讲得通，怎么单单到了今天就讲不通了呢!此其理由之一。其二是南宋初建，“外有强敌，内有群盗，干戈相寻，江左萧条，内立百官庶府，外供岁币馈饷，不鬻官告度牒，不造官会，国家亦渐富强，其所以致国家之财用者，亦人耳”。南宋刚渡江而立，内忧外患，既未卖官鬻牒，也没有发官钞，国家不是照样渐渐富强起来了嘛。这是为什么?用人得当的缘故。这是许衡涉足社会未深，又受程朱理学影响，面对现实纸币流通问题，所采取的迂阔腐儒的态度，提出不切实际，空泛的救楮之策，不可能引起关注。

金朝就货币问题发表意见的有章宗时的户部尚书高汝励、参政事孙铎，宣宗贞祐年间的监察御史田迥秀、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濮王完颜守纯、陕西行省令史惠吉赞、高琪、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哀宗正大年间的礼部尚书杨云翼，等，他们多为就事论事，不作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