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母相权论

三、子母相权论

郑介夫对子母相权论的诠释十分详尽。首先他规定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他援引史实区分出铜钱、白银与纸币，纸币与纸币的几种类型，按照发展演变顺序依次详加论证。认为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元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银锭为标准，以白银为母，中统钞为子。继而银已不行，只行使钞币，遂至于大钞为母，小钞为子;而今以至于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轻加重，后逾前，遵照所定原则，可知白银为母，中统钞为子，是银本位下的可兑现纸币制度。这种制度破坏后，中统钞为不兑现纸币，出现了中统钞流通的不兑现纸币制度。大钞为母，小钞为子。及至世祖至元二十四(1287)年发行至元新钞，以一当五，与中统钞并行，形成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违背子母相权论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说出现了纸币贬值(“物价日贵”，“钞价日贱”)。因而他一方面指责元朝“国家造钞虽广，而散在民间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难”。归根结蒂，因为“轻重失相权之宜也”。另一方面则竭力推崇宋代的货币流通，把它说得简直好得不得了:“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是时民间贫无置锥者，亦有铜钱官会之储，无他，子母相权而行也。”依理而论，他所说的:“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和“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诚如所说:“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如“以银为母，中统为子”论之，也应以铜钱为母，而皮币，交会为子。宋杨万里陈耆卿就一致认为“钱犹母，楮犹子。”据他所确定的内涵，重者、前出者为母，轻者、后出者为子。显然铜钱为重者、前出者;钞币为轻者，后出者。他所说:“钞为铜形”，也该是不错的，可他却以钞权钱，子母权资，背叛了自己的理论。面对不兑现纸币流通的严峻现实，不顾规范原则而作出妥协和让步，使得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主义的牺牲品和装饰品，极富实用主义色彩。

此前的程钜夫(1249—1318)，原名文海，以字行，历事四朝，为时名臣，著作有《雪楼集》等。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就曾主张钱钞兼行。在《雪楼集》卷十的《奏议存稿·铜钱》中，提出:“今国家虽以宝钞为币，未尝不以铜钱贯百为数，然则钞乃钱之子，钱乃钞之母也。子母相权，乃可经久，实废其母而虚用其子，所以钞愈多而物愈贵也。”以为宝钞处于废母虚子的矛盾体中，以致物价上扬，纸币贬低。基此理论，又面对海外贸易仍需使用铜钱，民间不乏私铸历代铜钱的活动，指出:“贩卖与下海商船及炉冶之家，销铸什器，遂使历代宝货，翻为民间所私。……亦合收拾民间见有铜钱，量宜立价，官为收买，见数与宝钞相权并行，庶使利权归一，不自启侥倖之心，其于钞法亦有补益。又兼即日行用库皆以平准为名，以官库金银与宝钞相准立价故也。”维持钱钞兼行的想法，其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上奏《民间利病·江南买卖微细，宜许用铜钱，或多置零钞》中作了更直白、具体的陈述。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宗室，著名书画家，有《松雪斋文集》传世)，至元二十三年入朝，翌年实行至元钞法，百官集中在刑部讨论惩治赃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赵提出虚实相权说，以为“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实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这是讲古代，以米绢为实，银钱为虚。近来“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又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此一时段，银为实，钞为虚，钞币不断贬值，真是在劫难逃。“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又说:“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此处所说的虚，似指币值，信誉下滑，如今日所说票子毛了的意思。赵氏乃前朝皇室子孙、名人，却未必精于理财，可他指斥时人“不揆于理，欲以势相”，令人有愧色，而折服于他。他的言论易于引人关注，对其真正理论意义又何必那样认真在意。

郑介夫对纸币持保留态度。认为“以纸为钞，决难久长”。纸币乃鬼神之用，非人之所宜。创置于宋代，使宋命运不长;当今“循袭亡宋之旧，诚为可惜!”他的认识附着迷信色彩，把宋朝亡国归咎于纸币的创置和推行上，荒诞无稽。由此他主张改纸钞为绢钞，由国家设局，置匠起机，依钞制绢，就东南西北中五方取青红白黑黄五色制作，以五方印色关防之。以为这样做的好处，“一则可以数十年不坏，二则伪造者不得为之，三则免倒换烧毁之烦，行之数年，成多损少，其钞自不可胜用矣。”其实这一主张的积极意义不过是提高防止伪造的难度，否则，纸钞绢钞作为货币代表、价值符号都有一个发行量的问题，不可能“不可胜用”。这是卢世荣绢券的继续和发展，并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不过他的理论由于屈从于现实而漏洞百出。他之可以“富民”、“强国”、“解岁饥”、“弭外患”、“万世开太平，真久安长治之策”等溢美之词，显然不切实际，反降低了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郑介夫铸造铜钱的主张未被采纳，但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十月，推行“银钞”改制时，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所拟《行用铜钱诏》说:“钱币之法，其来远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权民用，已有钱币兼行之意;盖钱以权物，钞以权钱，子母相资，信而有征。今钞法一新，期于公私两利，重惟经久之计，必复鼓铸之规⁽¹⁸⁾”。即以郑介夫的思路、理论为指导，发行大银钞，铸造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发行至正交钞，铸造至正通宝，均为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