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革命论

二、钱币革命论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财政窘困，沙俄又炮制蒙古假独立的丑剧，孙中山发表《钱币革命》通电，主张推“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其所谓钱币革命，即实行纸币本位制度。宗旨是“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¹⁵⁾”，抵御西方诸国侵略，发展民族经济。其具体做法有五:第一“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第二悉贬金银为货物，“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第三纸币“本位可仿日本，以金为定制”，以银币和铜币为辅币。第四纸币采取财政性和融通性发行，财政性和商品性回笼。第五如遇特殊情况，如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时还可采取应急措施:“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¹⁶⁾”。

纸币发行的教训。古今中外的纸币，“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后止⁽¹⁷⁾”。“滥发之弊，足使财政纷乱，”“军队，人民立受其害，”“不可不慎⁽¹⁸⁾”。究其原因，他认为是金属货币(金银)与纸币的性质不同所致。两者共同具有“代表百货之功用”，可前者“本质价昂而难得”，后者则“价廉而易制”。所以金之代表百货，“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市面而无弊”;纸币之代表百货，其代表的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纸币贬值的内在原因在于纸币没有内在价值，相反金银则有。故对流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不同，前者弊生，后者无弊;前者为信用货币，“如此则纸币(信用货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销无阻，则财用可通⁽¹⁹⁾”。相反信用不立，滞留无用，愈形困乏。故“岂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²⁰⁾”。对于非货币学家的革命领袖来说，这天才的发现该是出自勤奋好学，获益于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科学，及其对于中外古今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入考察。同时，他错误地认定金银与纸币一样代表着百货，其实它们不同的性质早就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功用，即不同的职能作用。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纸币只有在代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才能执行货币的部分职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即便如此，货币的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尚须金银亲自出马。

为有效地进行钱币革命，孙中山主张设立二个专管纸币的机关，一个专管纸币的发行，一个专管纸币的收毁。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专司发行和回笼的两个机关，负责纸币的投放和收回，负责调节流通中的纸币量。孙中山设计的纸币投放渠道有二，其一是财政性发行渠道，“今如国家中央政府，每年赋税应收三万万元，税务处既得预算之命令，即可如数发债券于纸币发行局，该局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如是，发行局于得税务处之债券，如数而发出纸币，此等纸币以有人民之担负，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名之曰生币。”另一条则是融通性发行渠道:“至于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相应的纸币回笼渠道也有二条，其一是财政性回笼渠道，“至期，税务处当将所收三万万元租项之纸币，缴还纸币消毁局，取消债券。”“及税务处于所收税项如数缴赎债券之纸币，为失效力之纸币，因代表赋税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币，故当毁之也。”另一条则是商品性回笼渠道，“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他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²¹⁾”。

孙中山的钱币革命思想遭到激烈反对。主张发表后，“非难四起。由于北京党派之煽动，资为政争攻击之具者有之。起于外人之嫉忌中国改革，恐失其把持玩弄之具者有之⁽²²⁾”。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可孙中山坚信不渝，也出乎反对者的预料之外，指出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主张之法。反对者历数元明两朝发行纸币终至亡国，美国南北战争发行纸币也受其害。对此，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毛病都出在“发之无度”。有人以北京政府发行不兑现纸票等于废金钱行纸票，也会出现“市面恐慌，人民困苦”的恶果相责难。孙中山则清醒地指出“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发不兑现之令也，只学人一半而违其半。夫人之不兑现，同时亦不收现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兑现，同时又收现，此非废金钱而行纸币，乃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²³⁾”。目光之犀利，一语道破天机。北洋政府失败于只收现，不兑现，发行纸币套取民间金银，不能用于偿债完税，而美国则不兑现也不收现，政府的赋税、借债只收纸币，现金不能直接用于交换和清偿债务，必须兑成纸币才能通行。所以前者何异于宣告破产，后者则人人之乐为用。

保证币值稳定，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他认为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保持纸币发行量与货物流通量相适应。纸币既是“百货之代表”，则发行时“必得代表之货物或人民之负担，而纸币乃生效力”，“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纸币发行数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货币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协调一致，并随着商品流通量的增减变化而同步变化，货物多则纸币多，反之则少，自然不会出现“发之无度”的失衡现象。其二是纸币发行实行金银货物共同保证制。孙中山为了防止纸币贬值，发行失败，进一步提出:“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就是说供社会通融的纸币发行，必须以货物，其中金银在钱币革命成功之后将被贬为货物，应与其他商品等同。由政府“速行立法”，“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之地⁽²⁴⁾”。换取的货物作为纸币的发行保证;以工换币，等于纸币发行为适应生产流通的扩大而新增的部分是以预期的新增产品作发行保证。我们知道，货币流通量是商品流通的价值表现，直接以相应数量的商品作为发行保证当然最为稳妥、理想。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币的稳定就不仅靠国家拥有黄金外汇储备，同时依靠国家掌握大量的物资保证。早在30年前的民国之初，孙中山就卓有见地提出这一主张，不啻说明他对货币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对国内外商品货币关系及其学说反复研讨的结果，且与他的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及远大目光分不开。当然真要实现这一目标，尚须以商品信用制度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同时配以周密细致的生产、流通、分配在数量、结构、价格等方面的合理组织管理，使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在数量、结构和布局上趋于一致。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落实起来绝非易事，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何况他的设想还存在着漏洞，例如以产业为发行保证，在流动性(变现性)上较之金银百货要相差许多，不应做同一层次的问题考虑。供社会通融的纸币要求发行的同时收回等价物的货物，这样刻意呆板的要求有百分之百发行保证的严格作法，在我国早有先哲认为大可不必，这是理论上的倒退。就连回笼纸币也是一样，根本不必全部销毁，完好的仍可重新投入流通，周转使用，以节约流通费用。纸币发行的要害是控制住发行数量和保证回笼，畅通无阻，以维持纸币适当流通量，就能收到防止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良好目的。在理论上，发行保证从金银到商品物资的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卓有见树，在我国近代是第一人。

为防止通货膨胀，孙中山称道桑弘羊:“行均衡、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构在组织调配商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只有桑弘羊才“可谓知金钱之为用者也”，故起而仿效，提议收兑民间货物，建立公仓，及时出售。他反对积聚货币或依靠政权力量来大量发行纸币，认为“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²⁵⁾”。

钱币革命的动机。孙中山以为是为解决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他认为1912年11月3日沙俄“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签订了“俄蒙协约”。全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要求抗击沙俄。孙中山痛惜当时的中国“不能言战者，无过于财政困难。”民国初立，财政窘困，若国泰民安，尚能敷衍。可六国银行团借款不成，俄祸又起，在此“存亡所关，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应之。”他认为当时中国财政困难、金融恐慌的症结在于“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贫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即当时是货币短缺，而非物资匮乏，这一认识确有道理，也有极大的偏颇。

钱币革命的预期目标。可概括为，一是“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²⁶⁾”。以纸币代金银“则金银之出口毫无影响于经济界”，即使“全国无金银”也没有关系，因为纸币可以避免金银存量和产量受自然储量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一旦金银减少，势必造成恐慌，中国人会因此而深埋金银，外国人则输之海外。所以越是金银急需时，愈是短缺，各国银行奸商遂从而垄断之，中国则“穷上加穷”。纸币流通则情况相反，纸币发行“论口捐输”部分必易行，人民或以工取，或以货易，求之市面还可能左右逢源。纸币为管理通货，发行额数受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较之金银要小得多，唯一必须严格控制的就是纸币的发行量。

二是工商业必然发达。他认为钱币革命一旦成功，则财货必流通，工商必发达，出口货必多于入口货，而外货不能相抵，必输其金银珠宝以为抵偿。既然我国缺少通货，废金银而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发行纸币，对内满足市场对于通货的需要，保证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资金周转需要，又能够增加出口，对外摆脱外国在华银行的控制。但在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未改变以前，仅仅通过钱币革命怎么可能挣脱外强套在中国经济领域的重重枷锁。更何况中国当时不只是短缺通货，更为严重的是经济衰颓，民族工业弱小，小手工业苟延残喘，拼命挣扎，自不可能“一跃千丈”。所寄希望过大，未免过于乐观，正说明认识上存在偏颇。

三是“总之，一经此次革命之后，我之财政立可活动⁽²⁷⁾”，财政困难立可缓解。从理论上讲，孙中山所采取的发行纸币的一系列措施不是为弥补财政赤字，而是为了垫付财政开支;不是为了引发通货膨胀，而是力图避免纸币过度发行，维护财政性发行与税收额相等;即便非常亟需的纸币发行，以增税和捐输担保，使追加垫支的纸币回笼，可供社会通融的纸币发行，更有货物、金银和工厂担保，不会引发纸币流通紊乱和恶化的发生。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纸币流通绝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利用纸币发行来垫付财政支出，一旦不能按期实现预算收入，增税、捐输，则吸收社会货币购买力，回笼纸币的设想就会付诸东流。如果因增税、捐输而加重人民负担，还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这个设计方案就更多地具有理想化成分，难以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