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论

二、货币战争论

(一)货币战争概述

“货币战争是最近几年来发现的一个新名辞〔词〕，它是以货币政策的改变，作为争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手段⁽⁴⁸⁹⁾”。1936年6月1日的《列强对华货币战争的现势》文章，章乃器指出:“帝国主义间的争夺，以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浮现在表面的，是政治势力的角逐，而基本的却是经济势力的斗争。政治势力的角逐，本来为的是经济利益，而经济势力自身所开展出来的斗争，在事实上是占着国际争夺中的最大部分。……经济上的斗争，我们在从前所知道的，只有‘商战’一个名词。……其实，帝国主义由商品输出进到资本输出以后，国际上争夺的对象，除了商品市场以外，还有原料市场、劳工市场、金融市场、资源、交通等项目。这种种的事实……在投降中的古典学派，却不愿意提出这些问题⁽⁴⁹⁰⁾”。在另一文中，他说:“由内部矛盾发展出来的向外矛盾——货币战争，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说起来，它是经济战争底最后一幕，后面接着的就是军事战争;由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关系说起来，它是对于殖民地人民最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一方面是榨取殖民地人民底仅有购买力，而别一面是摧毁殖民地里的幼稚生产力⁽⁴⁹¹⁾。”这该是他对货币战争的实质所做的最中肯的表述。

商品市场上争夺的方式，他指出，通常是跌价的倾销，用政府的津贴来赔偿出口商人跌价倾销的损失。是和别国缔结无最优惠国条款的特惠关税条约取得对于市场的独占。在斗争开展到最紧张的阶段，货币战争就成为必要了。货币战争就表现为在商品市场里用国家法令来减低货币的价值，使得本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上减低成本，争取销路，即所谓货币倾销。在金融市场的争夺上，货币战争的作用更大。帝国主义对内维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经济攻略的大本营，对外再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来夺取落后国家的货币权⁽⁴⁹²⁾。英镑集团形成的伦敦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及其与美国纽约的抗衡，同时足以压倒法国巴黎，即是最好的说明。“而货币战争底目的，也已经由单纯的市场争夺发展到货币权底争夺，而造成国际货币集团对立的尖锐化⁽⁴⁹³⁾”。

国际货币战争的起因。据章氏分析，从现象上看，在资本主义现阶段的总危机中，是资本阶级拓宽海外市场的唯一出路。因为处于衰老时期的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像成长时期那样推进人类的进化。在货币方面，已由维持币值转变到目下的币值以物价为标准。值此之际，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违反人类进化，漠视人类幸福，只有提高物价为目标的举动。从实质上来看，资产阶级既垄断了商品，又垄断了货币，出自维护私有权的意图，既不可能把货币分散给大众来增加购买力，也不可能拿商品分散给大众去消费，因而势必造就它手中的货币直接购买所掌握的商品，却没有偌大的消费力的僵持局面。为此，资产阶级只有运用通胀手段来增加货币数量。如果增加了数量之后的货币仍不能流入大众的手里，变成真正的购买力，那因刺激而起的投机购买和反映出来的虚假物价，是不可持久的。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唯一的出路，“只有运用币值底落后的汇价低落，用货币倾销的方法去开展他们的海外市场，这就开始了国际货币战争⁽⁴⁹⁴⁾。”

货币战争的战术。“是一切经济战争中最高度技术的运用，是比较高深的。那中间的发展，便是辩证法的⁽⁴⁹⁵⁾”。无论对它是抱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是坚信还是怀疑的态度，都得应用它。章氏举例说明，一是放弃金本位实行法币政策，贵金属的集中和控制是货币战争很重要的一种策略，然而超过限度，压迫国家便会放弃金属本位，而策行法币。美国黄金政策的运用，结果是使英国首先放弃金本位，美国的白银政策就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再一个是货币跌价会造成资本逃避，然而跌到某种限度的时候，资本反而会逃回来，使货币跌价由不利转为有利。英国放弃金本位前后，资本大量逃避，经过若干时间之后，资本便大量逃了回来。“到现在，许多人反认为英国货币曾经一度跌价，不至会再有跌价的危险;比较大恐慌以后没有跌过价的法国货币，危险性反而很小。因此，资本常由法国逃向英国，而货币跌价变成英国的有利条件。这都是‘是—非，非—是’的，是‘量可以变质’的。在一个只懂得形式逻辑的人，便要认为有利的终是有利，便不可能把握住这种变的现象⁽⁴⁹⁶⁾”。由此，章氏再次强调“中国不能加入任何货币集团，这不但在保持货币权的独立上成为必要，在避免不需要的纠纷上也是成为必要⁽⁴⁹⁷⁾”。

货币战争的方式。章氏认为也是花样百出，成为一种不易了解的高深战术。到目下为止，“已经有放弃金本位、减低货币成色、收买黄金、收买白银以及收买别国货币等许多种方式⁽⁴⁹⁸⁾”。国际集团运动的尖锐化是战争前夜的一种特征;而货币战争底开展，就使国际集团运动得比关税战争更进一层的表面化;在目下，英镑、美金和法郎三个货币集团对立的形势，已经是十分高了;往往再和关税集团打成一片，以增强它的势力。“野心勃勃的日本……毕竟因为它的金融资本发展底落后，还不能够组成所谓‘日金集团’……因此，最近就有‘银集团’底倡议⁽⁴⁹⁹⁾”。经分析，章氏得出使我们不能不对于二战起了“山雨欲来”之感!后来事态的发展，不幸被他言中了。足见章氏目光之犀利，判断之准确。

(二)英美日的远东货币战

章氏对于欧洲货币混战作了具体分析评介后，随即将笔锋转向英美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的货币战争，并指出:“英美日三国正在争夺中国底货币权……美国白银政策底最后目标，在使中国加入美金集团……英国建议用一千万镑借款交换中国底货币权……日本……用‘以退为进’的方式……除了武装争夺和商品倾销以外，还不配合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底货币权⁽⁵⁰⁰⁾。”1935年4月16日，他在《英美在华的货币战争》一文中，举例说明中国的货币加入美金集团，中国国币一单位规定等于美金几分之几，那么中美间的汇兑就变得十分稳定，即便有一些涨落，通常也不会超过现金输送点。于是中国的进出口商就会觉得向美国买卖商品，所负的风险比较轻，只有物价涨落的危险而没有汇价的危险，美国的对华贸易就会格外发达。在投资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汇价不稳定往往成为一大障碍。一旦金贵银贱，中国便要吃亏，过去所受外债汇兑上的损失是谁也不会忘记的。政治借款可能是饮鸩止渴，商业借款便谁也不敢尝试了;反之，美国人把自己的美金兑成中国货币借给中国人，也要负这种汇兑上的危险，债权人是不可能负这样的危险借钱给别人的。“倘使中国加入美金集团了，这种问题就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美国底金融资本，就可以大量的输入中国，以造成它在中国的优势⁽⁵⁰¹⁾”。

以中国货币权的掠夺为目标的远东货币战争，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从1930年凯末尔(甘末尔)顾问团远涉重洋，在远东的猛进，尤其是在东三省投资的企图，是促成日本武力攻袭中国的一个因素⁽⁵⁰²⁾。罗斯福的白银政策是赓续胡佛在远东方面斗争的一种新资本势力。章氏认为许多作家评论罗斯福的白银政策，是在取悦于代表银矿主利益的“银议员，这是对的，然而是不够的”。白银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在取得中国的货币权，包括东三省的货币权，甚至要控制南美和远东方面采用虚金本位制各国的货币权。它要为它的金融资本在南美及远东开辟广大的投资市场，要为它的产业资本，在南美及远东开辟广大的商品及原料市场，只有这样一个为它的整个资产阶级谋利益的白银政策，才可能在议会里得到多数的同意⁽⁵⁰³⁾。这的确是站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全局高度，把握住经济利益的要害所做的精辟论证，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美国当年的白银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三)美国的白银政策与中国的白银问题

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不期然感受到空前的金融恐慌。章氏以为倘使完全归咎美国白银政策，那是错误的，事实上是英美在中国货币战争的结果。美国宣布白银政策后，美国不但成为世界白银的大买主，而且成为伦敦银市场的支持者。伦敦的白银经纪人要等华盛顿的来电出价收买，才能开出行市，美国停止在伦敦收买白银，伦敦的银市场就几乎变成死市场了。至此，英国就没有方法可以抓取中国的海外准备金了⁽⁵⁰⁴⁾。为应付美国的货币战，英商汇丰银行首先在上海装运大量的白银出口，既可防止中国政府干涉白银出口，又是给美国一个警告，更给中国政府一个警告，“中国必须投入英镑集团以反抗美国，更必须放弃凭借平衡税以自定汇兑行市行的企图⁽⁵⁰⁵⁾”。英国这个面面俱到“以退为进”的战术威吓力的确很大，产生了效应。美国表示对于提高银价采取和缓的步骤，即不得不延长夺取中国货币权的过程。中国也在向英国求援，正在进行磋商大借款的运动。英国在华资本家的态度虽不十分一致，却在战术上稍有异趋，而在战略上又可“交相为用⁽⁵⁰⁶⁾”。在1935年9月10日的《中国货币的前途》中，章氏提示:倘使美国能借给我们一大注的款项，中国也不难保持银本位以待美国的稳定银价。这是日本所反对，而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势力还不足以压倒日本的时候，也不敢尝试。这时便有改虚金本位的建议提出，其内容是倾向英国借二千万英镑，作为发行准备。英国自然愿意在美国尚未稳定银价之前捷足先登，为顾虑日本的反对，英国于1935年三月间提出国际共同解决中国币制和共同借款给中国的建议。坚决要求独占中国的日本竟在这时抬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拒绝英国建议，于是便有退一步派遣财政专家来华之举。日本俨然以东亚主人翁自居，对于英美在中国的货币战争，日本当然决不能熟视无睹。事实上，英美在中国货币战争前途底演变，日本的态度倒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日本的金融资本，势力倒底还是很幼稚，它的币制基础，尤其脆弱可怜，既然还不能同化伪满的货币，自然更不会有同化全中国货币的雄图。日本帝国主义可用的力量，还只有军事势力和商品倾销势力;它在东西太平洋的优势军事势力，就可能阻止任何列强在中国经济上的雄图⁽⁵⁰⁷⁾。美国不能不在军事上采取步骤，英国则不能不和日本妥协。归根到底，时代激变，没有完整政权为保障的独立货币本位，是当前所面临的真正的空前危机。“除了英美对于中国货币权的争夺之外，日本还有‘东亚货币集团’和‘银集团’的拟议。在后一种计划中，日本要把币制改为银本位，联合中国和伪‘满’而组成‘银集团’。要之，这两种的拟议，都逃不出所谓中日‘满’经济同盟的一部分⁽⁵⁰⁸⁾”。要知道当年2月下旬，喧嚣尘上的“中日经济提携”，三月份日本外务省坚决反对英美的国际援华运动，章氏揭露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又促成英美联合对付日本的形势。因此，自那时起，独占和共管成为尖锐的对立，以后又预备在南京举行国际货币会议，因为日本的反对而作罢了，才有英美法意派遣财政专家来华之举。最先派定的就是英国的代表李滋罗斯，而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却大踏步地开展了⁽⁵⁰⁹⁾。日英关系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倘使欧洲的战争是不可免的，英国对日本，或许是要大大地让步的。美与英日关系，则美国只要可以从容地充实太平洋方面的军事势力!等到可以压倒日本，威吓英国的那一天，再很迅速地完成它的白银政策，同时取得中国的货币权。日美关系的缓和，只要日本一心一意地进攻苏联就可以实现。国际反苏联的战争，正在高度的酝酿之中，而世界的大势，有急剧转变的可能⁽⁵¹⁰⁾。章氏的这种预测，用到欧洲，的确为历史所证实，用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则有所龃龉。

在《列强对华货币战争的现势》中，章氏具体揭露了日本为对抗英国争夺中国货币权，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的卑劣手法，干出丧天害理的罪恶勾当，发动了又一次的华北事变，成立了滦东伪组织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更加保护浪人私运势力的发展，除已运出去的二万万圆的白银外，还私运进来三万万圆的商品，既打击了中国的货币基础，又动摇了中国的财政基础。“目下‘甚嚣尘上’的私运问题。一面可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贯政策，而另一面实在是意在推翻英国在华的海关管理权，以作为货币战争的报复。此外，在华日商银行拒交白银，以及华北白银被阻南运，都可说是货币战争中的波涛⁽⁵¹¹⁾”。

章氏呐喊式的发问:“我们应该怎样的拯救中国底货币权呢?这不是单独的货币问题，而是整个底民族问题⁽⁵¹²⁾。”“倘使中国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我们应该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和稳定的货币价值;这就是改用自己的管理货币的主张⁽⁵¹³⁾。”这是章乃器经过深思熟虑后，负责任地得出的结论。

1934年8月22日的《当前的白银问题》，与11月9日和15日发表的两篇相关文章，章乃器曾这样提出问题，1930年曾经闹过一次“金贵银贱风潮”，想不到四五年后，却又要闹“银贵金贱风潮”，“俯仰由人”的中国，别人白银有余的时候，可以做他们的“尾闾”(蓄水池);而别人不足的时候，却又可以做他们的“外府”(外库)。“在这双料的‘任务’之下，‘风潮’自然是格外的多⁽⁵¹⁴⁾。”1949年7月15日章氏撰文回顾从1926年到1935年的短短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多次“银灾”。第一次是从1926年到1932年，那时世界银价惨跌，纽约银价从1925年的平均每盎司美金69美分，跌到1932年的28美分，中国白银大量入超，形成通胀，物价高涨，投机活跃，经济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恶化的惨祸。这一次的银灾是由英帝国主义导演的，它主持印度的货币改革，由银本位改为联系到英镑的虚金本位。中国便成了白银的尾闾，遭受灾祸。第二次是从1933年到1935年，那时世界银价暴涨，纽约银价从1932年的平均价每盎司美金28分(最低价为24分)涨到1935年4月的81分，“三年间上涨了三倍强。中国白银翻过来大量出超，形成通货紧缩，物价惨跌，工商业破产，职工失业的严重局势。这一次的银灾是由美帝国主义主演的。它发起了国际白银会议，成立了国际白银协定，颁布了购银法案，至1934年更进一步宣布白银国有。”使得过去已被排斥到铸币之外的白银，首先在美国恢复了铸币和货币准备金的部分用途，国库可按定价收买国内外的白银。银价的上落完全由美国政府操纵。“在这两次‘银灾’当中，得利的是英美的金融巨头，遭殃的主要的是中国和印度的人民。中国官僚资本由于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勾结，分沾了许多的利益，在人民遭殃之中奠定了它们的基础⁽⁵¹⁵⁾”。

在1935年春美国抬高白银价格引发的风潮。章氏分析，到6月底止，半年间上海一埠现银出超，不过三千万元;7月形势忽然严重起来，到8月初美国宣布白银政策，形势极度紧张，中国白银出超骤增，上海存银数，当年5月间曾达到五万九千四百万元，仅20日一天即出口四千三百九十万元之巨，这样每天几千万元的大量装运，如何承受得了。因此，“金融方面，突呈不安;当日的证券市价，发现二三元的跌落:21日的拆息，发现一角一分的新高率。弛缓的金融市场，遂忽然有‘大难临头’之感了⁽⁵¹⁶⁾!”

美国宣布白银收归国有后，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影响极大。章氏精道地分析其中缘由，白银外流引发金融枯竭，金融紊乱。因为美国政府人为地抬高银价，海外银价必然比中国银价涨得快，价格较低的中国白银迅速地流向海外。同时，因为远东战云弥漫，禁银出口的浪声又曾一度很高，更有为“避难”的白银而外流，致使白银外流的趋向格外的严重起来。中国白银外流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白银是中国的本位币金属。本位币金属不断外流的结果，必然要发生金融枯竭的恐慌。上海这几年金融业大都叹息“有钱无处放”，而华商银行的存银并未见减少，“虚惊”所造成的恐慌却已显现端倪;“拆息忽然由往常的几分高涨到一角以上。公债行市也开始跌落，无组织的金融市场，至是遂再度的暴露出弱点来⁽⁵¹⁷⁾。”在这种形势下，“百说纷呶”，章氏以此喻指当时议论之纷杂，大致可分为放任说、干涉说和间接干涉说三种。倘使中国采取直接干涉政策，进口贸易便要大部分(60%，依照近几年的贸易统计，出口货才占进口货的40%)停止，等于入超消灭，这在国民经济的观点上看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从财政的观点上看却是一个致命伤!中央财政收入仰给于进口税，恐怕要占40%，政府怎么能使占有财政收入40%的税源受到打击呢?中国政府不可能使进口贸易受到影响。直接干涉政策固然不可取，而放任政策也会给财政一个重大的威吓。据载当年(1934)中央财政短缺1亿4千万元，要发行公债2亿元才能使收支合适。而白银外流，金融枯竭，国债跌价的结果将使公债发行十分困难。同年，地方财政收入因水旱灾害几遍全国而受着严重打击，地方财政在上海发行省债或以省债抵借款项的企图恐怕也要失败。放任政策对于财政的影响毕竟是间接的，而干涉政策的影响却是直接的，间接的影响还有聊以自慰的种种幻想，所以当局起初就采取了放任政策。在短时间内幻想“烟消云散”了，不能不在无办法的中间采用间接干涉政策。然而在白银已经重新变成世界市场的商品，白银输送点必然依中国国际收支的情况，作正常的演变。“倘使中国底贸易依然是入超，国际收支依然是入不敷出，白银必然是不断的外流⁽⁵¹⁸⁾”。汇兑统制作用的效果，同样要看贸易入超能不能消灭，国际收支能不能平衡。章氏“一向是主张干涉政策的⁽⁵¹⁹⁾。”面对白银外流，只能提出中国应该准备好一个健全的强有力的干涉政策的基础，财政来源不能永远依赖于几个口岸，金融中心不能永远建立在上海，还需要有一个可以应付任何事变的币制。

美国白银政策的深远用意。“志在使中国币制，成为‘美金集团’中的一员，而对美国处于庸属的地位，那才算是取得核心的解释”。章氏接着说明:“倘使说它志在破坏中国底金融币制，那是过分的。说它志在增进对华的输出，这是对的，然而是不够的⁽⁵²⁰⁾。”像美国银战士惠勒氏所说，“在增高中国工业家的成本，是十分使我们起反感的⁽⁵²¹⁾”。美国所采取的步骤，在章氏看来，不外在白银收买达到相当的程度，银价抬高到适宜的标准之后，自然要进一步使银价稳定下来。倘使白银能与美金以一定比率稳定它的价格，中国的银本位币则可以完全跟着美金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了，这样，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美金集团。

章氏认为，美国白银政策，不可避免地包含下列三种作用:一是对内笼络代表银主人利益的银战士的感情。对于中国经济界是一种打击，否则“以银计算的中国物价就不至于惨跌⁽⁵²²⁾。”二是对外争夺中国的商品市场。这本是列强所共有的，“不过，美国银战士们以抬高银价手段抬高中国人民购买力的理想，显然已经失败”。这本是“笼络美国一般产业家的一句话;而目下的结果，却正是牺牲了美国一般产业家的利益以保持银矿主的利益……倘使中国被迫而采取提高美国对华主要输出品税率的手段，以抵制美国白银政策，那尤其是美国一般产业界的打击”。三是得进一步稳定银价，使中国自然加入美金集团。章氏指出，就目下(1935.4)情况看结果恐怕要失望。因为争夺中国货币权的不止美国一家。即便“中国的货币权是给美国抢到了，而中国已经是一条‘枯鱼’，那对于美国又有什么用处呢⁽⁵²³⁾”?

14年后，章氏进一步指出，美国集中大量的黄金和白银，是控制国际金融的两大武器，美国国库集中了价值244.6余万万元美金的黄金，等于全世界储金的五分之三，这是一件控制西欧和其他附庸国的金融武器。同时它还集中了27.8余亿盎司的白银(1948年底的数字);美国资本还控制了全世界白银产量的66%，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墨西哥生产的75%在美国资本支配之下。所以站在美国立场上讲，消极的为维护经济利益，就必须支配世界银市场，积极控制南北美和近东远东各国的政治，正可以利用白银政策作为金融上的武器。这正是控制世界各产银国，尤其是远东和近东许多欢喜储藏白银的落后国家的武器。美帝一面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力，夸耀着说，你们需要什么我卖给你们。它另一面有全世界最多的金银，夸耀着说，你们没有钱买我可以借给你们。卖的条件是剥削各国人民的汗血，借的条件进一步还要控制各国的主权，干涉各国的内政⁽⁵²⁴⁾。这就把美帝主义的嘴脸刻划得淋漓尽致，白银政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揭示得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