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制度论

三、中国金融制度论

(一)金融与政治哲学和生活

1935年4月，在《怎样研究中国底金融问题》文中，章氏指出，金融问题是经济学上比较不易了解的。然而，正和经济学上其他的问题一样，都逃不出人们日常生活的范围。研究金融问题能够由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去体会，便可以容易得着门径。比方“恶货币能驱逐良货币，而良货币不能驱逐恶货币”，这是货币学上的一个重要定律的说明，不如拿大家手里的银圆，银辅币和铜圆做例子就比较容易了解。说到银圆，目下低成色的国币代替了高成色的鹰洋，劣质的广东双毫代替了成色较高的单角和双角银辅币，而低质量的铜圆也已经代替了质量较高的铜圆。这样举一反三，用眼前的事例说明高深的学理，就一定能够引人入胜。章氏进而分析，代表中国的社会时代，当然是和资本主义先进的各国不同。现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半殖民地国家的特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阻碍民族的独立和进化。他以为这些都是比较深邃而有些难以理解的话题。但是，当前的事例可以使它们得着明白的解释⁽⁵²⁵⁾。关于“发展”问题的解答，因为管理通货的发展，劣币驱逐良币则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在资本主义建立过程中，这个定律往往也被运用起来作为统一币制的一种手段，发行统一的较低成色的货币以驱逐较高成色的货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集中连带形成的现金的集中，只需要通货管理手段，当前减低币值的手段，无所谓劣币，也无所谓良币，表现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危机。

研讨金融的先决条件。在《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中，章氏提出哲学和政治与金融紧密相连，起着统领辖制作用。他说:“一切理论的研讨，到了最高深的一个阶段，必然要连系到哲学;一切理论的斗争，到了顶紧张的关头，必然要连系到政治。更正确点说:我们有了哲学的知识，然后能够对于某一部门的理论，有高深的修养;我们为了政治问题的紧张，不能不对于各部门的理论，有很紧张的理论斗争⁽⁵²⁶⁾。”这成为规范章氏整个理论研究的主旨原则，在他的文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检验。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章氏明确指出，清末是维新与守旧，近年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且有一个极大的展开。守旧派会被判定是“历史上的叛逆者”，理论上的“奴才哲学”、“汉奸哲学”!“他们和外洋进口的种种色色的古典学派与复古思潮凑合起来，成为整个的反革命阵线。……在帝国主义的保护、合作之下，和新的、进步的革命势力，作狰狞的最后挣扎。这是目下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文化部门;它是随着目下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尖锐化而尖锐化的⁽⁵²⁷⁾”。章氏认为，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同样存在和开展着这种斗争。守旧派的左一班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外洋输入亚当·斯密的《原富》;一直到五四前后，新经济学才被介绍到中国;它马上在革命理论方面，开展很大的势力。在1926—1927年间的大革命中，这两派的论争，“依然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对立当中，作单纯的理论斗争⁽⁵²⁸⁾”。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是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全盛时代，他们注意制造在华的舆论，尤其注意于御用经济学的培养，于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古典学派，以及忽略政治意义，专门分析浮表事态的流俗经济学，就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工具;另一方面，进步分子致力于现实的批判，在财政、金融、贸易、产业，以致农业经济各部门和古典学派及流俗经济学者交锋。于是才有许多人用进步的观点，揭破“万流景仰”的《海关报告》、英文《商业金融报》和大众导师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的欺骗性。“九一八”事变后，御用工具在内部分成亲日派和欧美派，起了争端，流俗经济学者内中发生许多政治意识变化，其中一部分很坚定地站到民族的战线上，而成为工具化的古典学派的反对派，便和主张民族革命的进步分子联合一气，成为很广大的民族战线。“这样，时代和环境便造成中国经济学界中帝国主义战线和民族战线的尖锐对立⁽⁵²⁹⁾”。

对古典学派历史价值的肯定。他充分肯定在十八世纪末叶，欧洲封建制度崩溃后，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生产力得到伟大的新途径，人类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下大刀阔斧的从事生产活动，个人的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这个新的天地之下，的确是完全对的⁽⁵³⁰⁾”。英国，这个工业的先进国，十九世纪全世界经济武装最坚强的国家，用自由贸易号召天下，它的工业生产和金融资本的力量足以对抗任何国家，只有它掠夺别的人的可能性，而没有别人掠夺它的可能性。亚当·斯密学说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结果“刚刚被运用起来，以完成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⁵³¹⁾”。“近年来英国的关税壁垒，筑得和别人一样的高;关税壁垒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殖民地。这好比那村庄里的强盗，已经由一家变成三四家，而新做强盗的二三家，只有比原来的一家还要凶;那原来的一家强盗，到这时也不敢主张门户洞开，反而自己也关起门来了。现时代国际间的一切，就不过是这么一回事⁽⁵³²⁾”!

章氏把目光转移到当时的中国，痛心疾首般揭示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御用经济学者，秉从他们主子的意旨，把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来大吹大擂，在半殖民运用的自由主义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掠夺自由。“在自由主义之下，帝国主义战线在中国，是用国际化的总题目去开展。……就是: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交通国际化，和货币国际化⁽⁵³³⁾。”

(二)中国的信用制度

章乃器认为，信用制度的发达，是资本主义成绩的元素，它使得“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完成目下资本的独占化，而成为它‘登峰造极’的特征。……信用制度是现代金融资本的骨干。信用制度之所以能推进生产力，是因为这充作交换媒介的货币，在信用制度之下，才开展了大生产的规模。”在信用制度产生以前，支付工具只是有限数量的金属货币(硬币)，自信用制度产生之后，便有了信用工具，票据和证券，便有了更大数量的纸币(软币)。纸币的发行，在自由兑换的时候，已经可以使货币数量大大增加，“在目下不兑现的管理货币制度之下，货币数量的增加更是没有限制⁽⁵³⁴⁾。”

章氏就信用制度的原始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进行对照，比较，得出:在原始信用制度之下，放款方式的运用能使生产者在商品尚未售出以前即能从事再生产，起到推进商品生产力的作用。然而，这还缺少信用工具的利用，随着信用制度的进步，第一种信用工具——流通票据产生了，在票据贴现的方式下，商品售出尚未收到货价之前就能从事生产，从而使商品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其后信用制度进一步推进，第二种信用工具——产业证券(股票和公司债)产生了，“生产者能在资本积蓄未完成的时候取得新资本，从事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这种方法，使商品的生产力发展到最高度⁽⁵³⁵⁾”。这就是资本主义先进各国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公司组织的发展，“依赖产业证券的发行，大资本、大规模的生产机关逐渐的设立;依赖产业证券的购买，产业资本逐渐的集中——大资本家用收买产业证券的手段，吸收小规模的产业机关，而成为独占的托辣斯。一面，工业资本家在托辣斯化的过程中间很自然地变成金融资本家——为了资金吸收及运用的便利，和在证券市场上的活跃，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另一面，金融资本家在产业证券的购买和承受的过程中，发展出来总辖公司(Holding Company)的组织，把许多产业公司收罗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两种运动的结合，就使金融资本取得各部门产业资本的独占⁽⁵³⁶⁾。”

章氏对于信用工具所做的深入比较研究，得出:产业证券是顶顶重要的一个工具。流通票据在本质上，还不过是商业资本开展到最高形态的一种方式，它所能解决的还不过是短期流动资本——在工业资本社会中变了质的商业资本。它的基础限于现有生产资本的领域;生产数量是有限的，不能超过现存商品和债权的总量。产业证券则是工业发展上最基本、长期固定资本所取得的工具，它的生产才是无限制大量生产，才能和商品的大量生产相适应。它的基础却包括将来的资本——因此它才能创造出来新资本。在1924年至1929年间，产业先进各国的信用膨胀就是以产业证券为重要工具，也只有这样，信用才能膨胀到云霄那样高⁽⁵³⁷⁾。在繁荣时期，信用的大量膨胀，货币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是交相为用的适应着，又都是无政府的。到了恐慌爆发以后，起初是商品过剩，经过相当时间便发生资金过剩。

章氏以为:我们倘使没有稳妥的信用工具——信用筹码⁽⁵³⁸⁾，我们便不可能得着低廉的资金;我们倘使没有适当的信用工具，得着了资金也不会有益于国民经济⁽⁵³⁹⁾。然而“金融贵乎流通，而资金之贷放，则为金融界自身之利益。金融业只须安全得所保障，自身资金，无复呆滞之忧，固决无不乐于贷放之理。故创造信用工具，使银行得可以贷放资金之对象，使逗留于对物信用之金融制度，迅进于票据及证券信用;则不特一时的足以救济目前之恐慌，更可永久的树立国民经济的闳模⁽⁵⁴⁰⁾”。健全的扩张的信用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的手段，增加信用筹码较之发行流通券，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盖账簿上债权之运用，尚非流通券发行之所能包括。自废两改元以来，中国金融之最大进步才能加以保持，并得以持续下去。

银行的经营方式，随之须作相应的调整。章氏在《金融恐慌中金融制度的演变》中，直书:“我以为银行业以后万万不能接受工厂、机械的押款，而应该代为发行公司债。银行不妨先自承受发行的公司债，然后，可以逐渐地在证券市场转让给一般投资人。这样，银行的资产就不易冻结，而工商业也可以得着期限较长利息较低的资金⁽⁵⁴¹⁾。”此外，他吁请政府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债发行限额。又拟组织工业票据联合承兑所，使工业界能以所承兑的票据向银行贴现，以解决短期资金问题。直到1943年9月，章氏在文章中，仍在强调把银行向工业放贷款，“从国家货币政策说，从工业资金来源说，都是治标”。而“产业证券和票据的推行，才是治本的办法”。指出:“现在先进各国，工业界需要长期资本，不是向银行抵押，而是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先由银行承销。以后，银行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收回承销时付出去的款项，再加些利润。反之，如其是抵押，银行取到一张借据，便不能出售给人家，银行自己要用钱，虽然可以转抵押，但是面子不好。假使是证券，你愿意哪一天卖掉就可以卖掉，没有人会注意。”我们中国的问题是，“已经有一些产业证券，但是还没有产业证券市场。因此，使得产业证券也不易发达⁽⁵⁴²⁾。”这就有如演员虽好，却没有充分发挥表演才艺的剧场，限制了他的发展;现代信用工具虽说已经粗具，却因为没有证券市场，缺少活动流通的平台，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由是现代的直接融资手段得不到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平台条件，则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没有道理不受制约，没有道理不滞后。

(三)中国的金融市场

章氏就金融市场的概念，其所涵盖不同市场、不同效用、方法和特质等诸方面作出简洁的回答，他讲:“所谓金融市场本来包括了两个抽象的市场，就是1.银钱市场(Money Market)和2.资本市场(Capita Market)。银钱市场的效用，在供给一种活动的资金;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票据的贴现。资本市场的效用，在供给一种产业的资本;它的主要方法，是股票和公司债的投资。我们无论拿哪一个现代的金融市场来分析，都包含有这两个市场⁽⁵⁴³⁾。”

他介绍了英国的金融市场，是在银钱市场方面做得格外出色，而德国却似乎是在资本市场方面做得格外出色。目下中国的情形，虽然有一个银钱市场，它的工作方法，还只有原始的放款和押款，票据的贴现还真难遇见。章氏认为:“一个没有票据贴现的银钱市场，自然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银钱市场。”至于“资本市场，那更是连雏形都还没有具备。”虽说我们有了一个证券市场，然而这个证券市场买卖的只是国债。倘使我们把欧美的证券市场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主要是股票和公司债的买卖，“因为只有股票和公司债的投资才能把金钱输到生产资本上去。”所以，“一个没有股票和公司债的买卖的市场，不能算是资本市场。”上海有一个洋商经营的众业公所，专门做在华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的买卖，可见:“中国目下的生产事业，大权还在外国人的手里;也可以说外国人会想法子把中国人的金钱输到他们的产业上去，而中国人却一点都不曾注意到把国人的金钱运用到生产事业上去⁽⁵⁴⁴⁾。”

章氏主张，“完成现代的银钱市场的责任，应该由我们银行界负起责任来做一下。”率先“设法取消送货回单，改用本票或汇票支付货款;把账簿上的死债权，变成流通的票据”。而“建设一个资本市场——或者可以说是完成一个证券市场——的工作，信托业的责任却要比银行业还重⁽⁵⁴⁵⁾。”

建设资本市场，为什么信托业的责任比银行业还要重要呢?因为他相信，非有一个健全的承受业务才行，即对股票和公司债的发行，先由金融业把它承受下来，再逐渐经过证券市场分散到社会里面去。反过来说也可以，民间的资财经过金融业的介绍，由以购买股票和公司债的方式投到生产事业上面去。承受业务是各国发展产业的利器，“倘使我们有组织严密的承受机关，就不至有过去的橡皮股票风潮和信交风潮。金融业对于股票和公司债的承受，自然要经过严密的审查。所以，不可靠的股票和公司债，自然就不会有人承受。而在承受业务发达的社会，一种金融业拒绝承受的股票和公司债，自然也就没有人敢于投资。所以，金融业的承受和不承受，无形中就给一般人以一个指针⁽⁵⁴⁶⁾。”承受业务的内容，主要是要判断:①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的公司所经营的事业是正在走上繁荣阶段，还是正在跨入衰落阶段;②那个公司的组织、设备、营业情形，是否有望;③那个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是否是有作为的人物。只要对这几个条件分析清楚了，承受不承受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一工作的风险、利益、功效和组织方式、与别种营业及职业的调和，章氏一一做了剖析和介绍，他以为“倘使信托业和银行业，能在这个时候联合起来举办这样一件轰轰烈烈的信托业务，一般人就会马上认识信托事业的重大意义;把从前在信交风潮中对于信托公司的误解，就此一笔勾销了⁽⁵⁴⁷⁾”。信托事业自然就会飞黄腾达起来。这的确是有益于国家、社会、金融和信托本身的好事，“外国人已经在那里做了，我们还不应该急起直追吗⁽⁵⁴⁸⁾”?

章氏特别看重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货币金融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一文，他提出:“货币金融是社会经济中顶顶重要的一部门，而且一般学者都认为是社会经济底枢纽，所以，我敢说:它们的代表性是很高的⁽⁵⁴⁹⁾。”章氏认为:“商业资本是动摇封建制度的一个因素，然而它本身却依然是笼罩在封建制度下的一样东西;银两自然也无能外此⁽⁵⁵⁰⁾。”这个认识，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的性质和发展同样是很重要的，它使我们有了标准，使我们心明眼亮，洞若观火。在金融方面，他具体分析了作为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中心的上海金融市场，包含着三个集团，洋商银行集团，华商银行集团和钱庄。因为这三个集团分别代表着三种势力，帝国主义、新兴资本和封建势力。章氏具体深入的分析如次。

“钱庄，事实上代表纯正的商业资本……内地钱庄，无疑是高利贷商业资本底供给者。就是上海底钱庄，它们的发源地是南市豆市街。……便是供给杂粮行以资本的金融机关。大概在半殖民地的国家里面，比较高级的封建势力，不可免的要和帝国主义勾结。所以，上海底钱庄，就必然的和洋商银行底买办成为‘二位一体’了。洋商银行在剩余资金的贷放上，需要钱庄做他们的媒介;而钱庄在‘庄票’底流通上，却需要洋商银行买办底‘抬举’，在资金通融上，也需要洋商银行买办为后盾。……此外，钱庄所制造的银两和划洋……钱庄所承袭的行会制度⁽⁵⁵¹⁾。”都表示了它代表着封建势力。当然，章氏也充分肯定钱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与工商业的联系更为密切，且以赞同的口吻重复着与陈光甫等同样的话，钱庄“是无论如何不会消灭的”。至此，在发展的大趋势上，指出它们将来的营业决计不能在代理银行收解上专找出路。章氏从宏观上，从金融资金的组织层面上分析入手，得出这个结论。十几年前能够适用，而今却时过境迁，需做新的调整。那时，“在金融市场上的组织上，可说是太阿倒持!”章氏明确提出“金融市场的资金，应该是向上面集中的⁽⁵⁵²⁾”。在他看来，一般银行手里不至有许多的游资，可以不会向外滥放。国家银行集中金融业的游资，依照金融业的情形来酌定利息，眼下上海的情况恰恰相反，国家银行也不问普通商业银行需要不需要，有时就要把款子存入;普通商业银行的游资也向钱庄一塞，同样不问他们需不需要。“这样，金融业的资金是向下面分散了，自然就没有人会知道金融全体的情形了。钱庄更无从知我们的情形怎样，存给他们的款子是怎样的性质⁽⁵⁵³⁾。”他们一见款子太多了，自然就可能引出滥发，一切投机行为就此引起来了。这样的局面，要希望有严谨的金融组织是绝不可能的。章氏还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钱庄接受银行信用存款问题，指出，钱庄一方面接受给他的款子，一面把这款子放给商家，从中赚几厘的利息。事实上，他成为银行放款的中间人。固然钱庄并不完全靠银行的款子，然而这是很大宗的一笔营业。目下的缺点是，第一钱庄放出的信用款子没有担保，第二银行放款给钱庄的款子也没有担保，第三银行放款给钱庄的款子不能应钱庄的需要⁽⁵⁵⁴⁾。原来，钱庄表面上虽然提出对人信用的招牌，而他们的基础却大部分建立在地产信用上面，他们在钱业市场里，是以股东的地产信用为基础，缺钱时可以向多家拆借，解汇划款项的周转问题。对于外商银行，则是“运用股东所有的代表地产的道契，在需款时向之抵押，这样解决了划头款项的周转问题。他们再利用这汇划组织和两种周转的便宜，使华商银行不能不托付以代理收解的事务，就此吸收华商银行的准备金，以造成过去不可侮的势力⁽⁵⁵⁵⁾”。章氏提出他本人对钱庄出路的看法，是票据经纪人或票据承兑所。因为“我在最近三四年间，不断地提出‘完成一个现代的银钱市场’和‘创造一个现代的资本市场’的两个口号，希望我们的金融界能合全力以赴之⁽⁵⁵⁶⁾”。在具体处置上，“倘使我们有一个票据市面，钱庄用贴现的方法放款，一面用再贴现的方法向银行通融所需的资金，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么?倘使钱庄在这上面找出路，可说是驾轻就熟，再好勿有。他们的营业，和现在并没有重大的变更;而他们将来的地位，要比伦敦纽约的票据掮客还高一些⁽⁵⁵⁷⁾。”这写在1935年7月1日的话，较之前引之1932年5月24日的文字，思路总体前后一致，始终一贯，且更清晰具体，即更加深入和可行了。

华商银行。章氏指出:“崭新的华商银行，表面上自然是代表新兴民族资本。然而……在过去，许多的华商银行，都有军阀、官僚底背景。就是在目下，各处省银行……发行制度底紊乱，正在展开一个新的局势，这正和省统制经济底风行一时一般，我们或者只能估量封建势力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而决不能乐观的估量它的没落⁽⁵⁵⁸⁾。”银行的营业，一部分在商业资本方面发展，“而别一部分便在财政方面发展。商业银行在地产上的投资，恐怕要算在中国发展的预高。这种营业上畸形的发展，依然还是商业资本的典型，向财政方面发展的结果，在公债投资当中造成新形态的高利贷⁽⁵⁵⁹⁾。”中国之银行眼前的问题，银行营业上的危险，是否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那样轻微呢?章氏认为是相反的。“银行底固定资产，固然是比较的少;然而，银行底契约上的责任，却是无限的。有几家银行底倒闭，不过是为了几张投机买卖契约底作用;而在一个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管理的官僚式银行，投机买卖契约是不会有适宜限制和稽核的。此外，法律上的责任问题，行员舞弊问题……在在都足以使银行基础动摇⁽⁵⁶⁰⁾。”倘使经济恐慌没有一个转机，房地产的前途是十分悲观的。国债的滥发，必然要变成银行业的祸根。对于“发展中的银行业，倘使继续以地产和国债为营业底目标，是必然没有前途的”。在高唱“资金归农”的呼声中，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用于生产，而非用于消费，否则在农民是“饮鸩止渴”，“苟延残喘”，陷自身于危殆;二是利息不能高于农民的利润，否则就是加于农民的一种剥削，不是一种救济了。同时，尚须农民的收入能有稳妥的保障，如水旱灾的预防和国外农产品及工业品的倾销。而就现实情况来看，农民不到山穷水尽的当儿，是不愿押质“祖产”的。同时，在“耕者无其田”的佃农制盛行的中国，生产性的借贷更是不容易实行。因而，“资金归农恐怕终究不过是一听好的名词;它既不可能替农村经济筹谋一条出路，也不可能替银行资金找到一条出路”。由此，章氏得出结论，是“我再肯定的说一句:除非一般经济能够很意外的得着了一个偶然的繁荣，中国银行业目前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⁵⁶¹⁾”。1935年3月的《当前的金融问题》，分述了中国金融的停血与漏血问题，由汇兑统制说到信用统制，由账面债权说到票面债权，以及银行与银行之间，这样四个方面，得出“倘使政治上是一无办法，经济上也是不可能有万全的办法的⁽⁵⁶²⁾”。章氏认为，没有清明的政治就难有金融的治理，而要治理金融，非得先从治理政治入手不可。同年7月的《金融恐慌中金融制度的演变》一文，反对“单是就金融以言金融”，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一说金融问题就不能不联想到更根本的币制问题;就不能不联想到国际收支以及贸易差额诸问题，也就不能不牵连到外交问题，这样“从币制说起，以次说到发行、银行制度、市场组织、准备分布、农村金融诸问题。中国不可免的也许要牵涉到外交和一般政治⁽⁵⁶³⁾”。

洋商银行。章氏认为毋容置疑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势力，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依然有压倒华商银行的势力。从存款的对比数字和在白银风潮中洋商银行装运大量的白银出口，动摇中国币制基础的事实，得出“华商银行近年来在上海的发展，可说是一日千里”了!《中国财政金融之现势》一文亦讲，与自己比“一日千里”，全国银行数，到1935年1月有150家左右，在上海开设总分行的也有100家左右;到1933年底，实收资本约二亿六千五百万元，较之美国花旗银行1.27亿圆固然望尘莫及，较日本正金、三井、住友四银行的日金2.95亿圆之巨，也是相形见绌⁽⁵⁶⁴⁾。然而，在这次白银风潮中，“却可以看到这种表面上的蓬勃气象，还经不起帝国主义‘里应外合’的攻袭。废两改元以后，中国中部底币制，也进一步趋向稳定统一了;但是，在这个风潮当中，币制不单是表现动摇，而且还感到‘束手无策’⁽⁵⁶⁵⁾”。

证券市场。这是章氏分析的另一个层面。首先是两个证券市场的比较，一个是洋商组织的众业公所，一个是华商证券交易所。前者经营的主要是产业证券，到1934年7月共有98位经纪人(掮客)，内有9个中国人，它的行市单上有155种，几乎尽数为外国公司发行，完全属于在华外人，且大多数是犹太人。章氏不禁慨叹:“代表一个资本市场，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却只能勉强名之为‘财政市场’——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所买卖的证券，竟没有一种是中国公司所发行的。这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中国底民族资本是处在怎样一个落后的地位⁽⁵⁶⁶⁾。”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经营财政证券。股票开拍，在1918年的信交风潮中曾一度热闹，开拍的只是畸形的投机交易，没有真正的产业股票。以后偶有几次股票行市，成交数也是微乎其微，与众业公所每月成交数常在二三百万股，不可同日而语。1935年1月章氏在文章中披露，公债券库底持有成分，恐怕有80%以上属于金融业，1932年28家华商银行的有价证券，项目数达2.4亿元而弱，可以很稳健地估计，其80%属于公债⁽⁵⁶⁷⁾。只能算做“财政市场”，此其一。二是总体印象，章氏认为“中国底生产资本，几乎完全在帝国主义势力之下;些微的民族资本，可说是不足道⁽⁵⁶⁸⁾”。“九一八”事变后，到处表现出一种凋零惨象，然而“帝国主义在华产业资本的发行，在二年半间却会达几及1亿元之巨数⁽⁵⁶⁹⁾”。不单是表示中国民族资本底落后，而且表示中国金融资本的殖民地化。“有人以为这是吸收外资的一种方法;然而……事实上，所吸收的多半还是中国人的金钱;上海电力公司优先股底所有者，根据该公司1933年的年报，就有69%是中国人;市政公债底购买者，据我所知，中国人怕要占80%哩⁽⁵⁷⁰⁾”。三是值得注意的，是外人在华资本的产业证券发行，投资者大多是中国人，“是在洋商银行存款以外的一条中国阀阅绅豪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大道……同时华商银行投资于洋商各种证券，为数也不在小;这表示没有民族工业资本底发展做营业基础的民族金融资本……还要为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势力‘推波助澜’⁽⁵⁷¹⁾”。四是一个奇迹的发现。章氏犀利的目光投向两个证券市场的利差，华商证券交易所政府公债年息6厘，市价八折，收益通常在一分二以上;很有名的银行股票，偶尔发现行市也表示在1分以上。而众业公所的通常收益不过五六厘，利息六厘的债券行市往往在额面之上，“1932年以后，在众业公所开行市的债券，利息最高的是年息七厘，最低的是五厘，大多数是六厘;而它们最近的市价，最高的达108，最低的也有99，大多数的是在104至106之间。同时，年息六厘的裁兵公债在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行市，最近达到所谓空前的高价，也不过是83。这一面表示中央财政的膨胀，早已经超过市场底需要，而资本的膨胀却还远在市场需要之下;另一面表示在上海底两个金融市场——华商金融市场和洋商金融市场——里面资金底贵贱，真是‘不可同日而语’⁽⁵⁷²⁾”。“在这种严重的利率差殊之下，谁也会见到: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可能和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竞争⁽⁵⁷³⁾”。

中国金融的壁垒是破碎不完整的。章氏在1935年1月15日十分清醒而准确地提出，不可否认在华商银行业务迅速发展，存款增加的前提下，同时存在“资金痈滞上海”的问题，接着便有“资金归农”的呼声。可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两重剥削下，“资金归农”是不可能的。1933年内地流向上海的现金有七千万元之多，而上海各银行的农民放款不过一二百万元，不免有“杯水车薪”之感。美国宣布白银国有，抬高银价，美金汇票在中国汇兑市场上便宜了，美国货进口到中国来压倒中国国货。在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就是白银外流。因而目下中国底金融问题，不是“资金归农”，而是“资金出洋”的问题了。“于是，在十月十五日才‘计无所出’的实行白银出口税率底增高⁽⁵⁷⁴⁾”。招致外商出来抗议。这样，在外商抗议和政府“自觉”之下，就减低了平衡税率，运银出口依然有2.3%的利益可图。从增税起到十一月终止的一个半月时间，出口的白银仍然有1.100万元之巨。同时，私运出口的数目，也是可惊的。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终为止，由上海运往华北、华南及长江中游各埠的银币，有二千七百万元之多。“公然出口未能停止，而私运又十分充斥，目下的白银问题依然是十分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大连，和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香港，是中国资本逃亡的两条大路⁽⁵⁷⁵⁾”。华北白银一出长城，价格就抬高15%以上，几乎和出口课税差不多。香港方面，除白银以出口方式逃亡外，还以汇款方式逃亡。汇丰银行是一个重要的经手人，大概汇丰银行的全部准备金已经运到香港去了。章氏质疑道:“在独立的国家，外商银行能做资本逃亡的媒介吗?外国人敢公然经营私运勾当，有如日本浪人之在中国吗?在这种破碎金融壁垒之下，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起来一些货币金融基础，也是很容易的在‘指顾之间’被别人破坏的⁽⁵⁷⁶⁾。”这个别人，正是对中国财政金融有着重大支配力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农村金融的很严重的封建势力，在这两种势力底紧紧束缚下，中国应该怎样谋取解放?这是章氏及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人不能不关心与必需回答的。

章氏在1936年2月15日指出:不充分运用民众的力量，管理外汇是做不通的。“只有民众抗战救亡情绪的高涨，只有民众救国阵线严密的组织，才可能使大部分发现了爱国的热情，而不至做逃避资本的勾当。少数没有心肝的，民众自然会检举他们，会制裁他们”。而且，在章氏看来，“只要我们有组织，我们即使是再发行一倍的钞票，再发行十倍的公债，我们的金融基础依然不会动摇……我们唯一可能走的路，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之下，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使民族变成一个有组织民族⁽⁵⁷⁷⁾”。对于这一点，他充满信心，确为历史所证实。

(四)中国的金融制度

金融的意义。在于它是经济社会的枢纽⁽⁵⁷⁸⁾。章乃器形象而通俗地诠释为“‘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而‘融’是融化流通的意义。这坚硬固定的金，要使它变成融化的流通的状态，这就是金融的作用。‘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底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腾沸洋溢，反而要浇灭了‘信用之火’;跟着，融化的金也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底现象——就所谓资产的结冻。所以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通;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结冻⁽⁵⁷⁹⁾”。同时，他还认为“金融是经济社会底循环系，是工商百业底枢纽⁽⁵⁸⁰⁾”。与杨荫溥、张肖梅合署的报告里，他们这样写道:“金融之于经济界，犹之血液之于人体:停血固为大患，流血亦可丧生。循是以言，则信用扩张之方向，更须加以必要之条件:即信用扩张之结果，消极的须能减少资金之外流，积极须能刺激资金之内溢⁽⁵⁸¹⁾。”这话是不错的，在现代社会里，金融资本可以支配一切，金融是“建立在工商百业的头上。金融业的伟大势力，是工商业替它造成的;而且是不断地靠着工商业替它维持的。所以，金融业应该是跟着工商业底盛衰而盛衰⁽⁵⁸²⁾”。那它在中国，却可以看到惊奇相反的情况，农村破产一天一天的深刻化，都市一般工商业的恐慌一天一天的严重化，而新的银行却一个个的开出来，银行的利润也依然没有十分减少。银行这种特殊现象，是中国银行业所独有的畸形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原因，前途的基础是寄生植物的鲜花，国民经济的赘疣。对于国民经济固然是有害的，自身也不能永保它的繁荣⁽⁵⁸³⁾。它一面推进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一面取得自身更进一步发展。而中国殖民地完成的时候，依然是在帝国主义底压迫下消沉下去⁽⁵⁸⁴⁾。这样的远景是黑暗的，前途是没有的。

中国民族金融资本虽经几十年的奋斗，还没有完全脱离对国际金融资本在华银行的寄生形态。以前是外商金融集团资金充裕的时候，游资的通融及于民族金融体系，这就造成所谓“寄生形态”。自1934年8月以后，在华外商银行一面把存银运赴海外，一面收回投放给民族金融体系里的游资，同时还用“套汇”，提高存息及增发钞票等手段，吸收民族资本金融体系的资金，造成很严重的漏血病症。“信用是很娇嫩的一样东西”，漏血的风声就会使信用之火受到惊惶而几乎熄灭。银行纷纷地停做押款，钱庄纷纷地停止欠额。这就是因漏血而引起的停血病症⁽⁵⁸⁵⁾。由是，章氏针锋相对提出分步治理:第一步使漏血停止，现金不再外流。在无办法之中求一些办法，章氏认为只好谈谈信用统制，这是殖民地国家，像中国才有的。按章氏解释，这是“强盗已经进了大门，紧关二门的办法⁽⁵⁸⁶⁾”。因为在外商银行主要做进口押汇业务，不能在内地开设分支行，所以不能办理由口岸押汇到内地的业务;因为他们不十分知道中国人的情形，很难直接向中国批发商放款，批发商、零售商和买办的资金融通都依赖于华商银行和钱庄。倘使对这种资金融通加以统制，便可以使到了口岸的外货无由运入内地，外货运到口岸也就没有什么用了。章氏称许多上海钱业决议不放款给贩卖洋货，尤其是奢侈品商人的办法，是十分觉悟的。信用统制不过是想把这个原则扩大起来，具体起来。即便将来采用更根本的办法，以票据贴现制代替放账制，也还得相当的保持这种办法的全部或一部，“在目下的恐慌情形之下，金融业以民族利害立场提出这种办法，可说是‘名正言顺’的，明大义的⁽⁵⁸⁷⁾”。第二步是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因为目下的放款和押款办法，取得的只是账面债权，它等于是不能流通的冻结资产;其累积就可以造成停血的恐慌。同时，放账制本身因金融业不能知道借款人的营业情形，就是一个足以怀疑的投资;一到市面风声紧急，就要因怀疑而停止通融，造成停血的恐慌。就金融业讲，票据贴现因贴现而取得的票据可以再贴现取得资金的补充，票面债权自身就能流通了。因此，必须创造一个贴现市场，一个产业证券市场，以完成现代银钱业市场和现代资本市场的主要条件。以上两点，尤其切要⁽⁵⁸⁸⁾。

银行之银行——中央银行的问题。章氏抓住“从金融的运用方面谈起来，‘周转’两个字有很好的意义。‘转’就是转动、就是流通;而‘周’却是‘周流不息’的意义。‘流’而要它能‘周’，自然要不停血不漏血而后可，倘使漏了血了，结果便要因贫血而不能回流。所以……根本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循环系里的心脏，以为血液调节之用，这就所谓‘银行的银行’⁽⁵⁸⁹⁾。”章氏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表述为:曾经主张钱庄最好是尽列国的票据经纪人的任务，介绍商业票据向普通银行贴现，普通银行再向中央银行再贴现;同时，钱庄的准备金应该存入普通银行，而普通银行的准备金再存入中央银行。这样放款和准备金都成立了很严明的系统，恐慌就不至于很容易地发生。然而，这两件事是不能分离的;义务和权利是相互的，而不是片面的⁽⁵⁹⁰⁾。在中央银行看起来，只要准备金能集中在它那里，同时再能使全国的资金，没有严重的外流现象，那么，因再贴现而放出的资金，不久就可以归还到中央银行，而不至于丧失。我们在治愈了漏血和停血之后，必然要完成一个银行之银行的金融体系中的心脏的建立任务⁽⁵⁹¹⁾。早在1931年11月17日，章氏就“目下之金融业，殆可谓为一盘散沙”撰文。从学理与外国先进国家讲起，批评当时中国的金融业，是“上无严整之领导，下无周密之组织，故……金融之义，在乎流通。流通之道，首贵统一。欲其统一，则必须有中心势力之树立。有中心势力，则金融之流通，犹之血液之循环于心脏周流而不息，如百川之汇于海，不团结而团结自致。金融业之业务，为信用之授受，信用者，流通之原动力也。倘无信用之授受，则人各收藏其现金，虽有百万万数，而其效等于零。信用之授受，必须有一中心，一面可以受同业之信，而一面能授信于同业;则现金可以集中，而统一之金融市场以成。此中心势力，在欧洲及日本，则为国家银行，而在美国，则为中央准备银行。……盖所谓国家银行者，上受政府之特许，有代理国库及发行钞票之权;故对于社会，不能不负保持金融市场之重责也。吾国金融事业，尚在幼稚;银行制度，方多纷更;中心势力，尚未确立。每有事变，则人人皆为自固吾圉之图;紧关严闭，金融之流通先绝。恐慌之来，乃不旋踵。以故，中心势力之确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⁵⁹²⁾”。当市面弛缓，普通银行滥于贷放之际，国家银行，即央行提高贴现率，减少资金流出，以示警戒;当金融紧急时，普通银行资金短绌之际，辄竭力贷出，以缓和人心。此一操一纵之间，使信用制度不致破损，金融流通保持常状。就目前的形势而论，在法律上中国的央行是国家银行，可在现实上中交两行实握有最大的钞票发行额，此三银行既已集中，已足为吾金融业之中心势力。目前只要有一种特殊的组织，负此中心势力之重任;除完成上述银洋并用的重要工作外，必须更进一步，按其发行额的大小提供实力，来操纵金融市场。他相信“以如是之实力，如是之组织，而虞金融大权之旁落，未之有也⁽⁵⁹³⁾。”可见，在中国建起金融强有力的央行，形成坚强的国家金融中心，是章乃器的一贯思想，是其梦寐以求的理想追求，即中国金融实力的形成，抵御外国资本入侵，发展本国农工商之本基所必需。

1932年8月24日的《金融业之惩前毖后》一文，章氏批评金融界不上轨道，从金融市场的组织讲起，譬喻金融的流通犹如血液循环，目下和过去的上海金融市场没有一个名实并具的国家银行，做金融业的中枢，可说是循环系统失去了心脏，血液自然变成无系统的乱流。乱流的结果，在分量上有时候流出去太多，有时候流出去太少。太多时就是所谓信用膨胀，结果是在鼓励投资;太少时就是所谓信用紧缩，便酿成恐慌⁽⁵⁹⁴⁾。说到中国金融制度，他认为:“在立法上，可说是已经应有尽有。然而在事实上，可说是大家都跑上一条路——普通商业银行的路。而所谓普通商业银行的路，还往往逃不出地产和证券的投机，放款的抵押品，投资的标的品、投资的标的物钞票的保证准备，除了公债票，就是道契⁽⁵⁹⁵⁾。”章氏以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上梁不正，是打样打得不好，或是基础打得不坚实，其根本原因还是制度和环境的不良，必须彻底研究一下，纠正一下，否则，于事无补，徒劳无益⁽⁵⁹⁶⁾。当然银行的营业政策、事务组织、用人上面也都需要改进。

银行的银行必须强有力，即建成稳健的金融制度。这是章氏在1935年的《金融恐慌中金融制度的演变》一文提出的。他既汲取了英美的经验，更针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缺点，是发行的分散和准备的分散。……发行分散的弊病，决不止于准备分散”，更在于“不正当的竞争，破坏发行制度的尊严，其害犹小;而形成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其祸乃大。在整个的发行体系看来，多头发行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所谓发行准备的分散，不仅是分散在几家的发行银行，而是分散在其他的金融业。……发行准备是万万不能一款两用的;而且万万不能经由钱庄之手流作商业用途的。……从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以后，比较的好一些……但是，在最近的风潮中，这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钱庄得了不需要的资金，只好放手向外面拆放;一旦有事，钱庄所放的资金一时无法收回，银行就也无法提回存在钱庄里的资金。这种现象，从‘一二八’事变以后可说是不断地暴露出来⁽⁵⁹⁷⁾。”

章氏对于当时中中交三行成为“三位一体”的形势，给予肯定。同时认为:“在发行方面，上面用增加官股的方式……下面是对于几家实力有问题的发行银行，以人事改组的方式给与实力的援助和实际的监督。”现实地分析“这种集中运动能不能彻底，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已经进行到相当的阶段，却是个事实”。他估计前景是，“统一发行是一时不可能，而集中发行准备和限制发行权的滥用，是可能做到的⁽⁵⁹⁸⁾”。

普通银行的商业准备，也在迅速地进行着。章氏认为这方面工作的开展，“与其说是政策的作用，无宁说是事实所造成⁽⁵⁹⁹⁾”。经银钱业的几度磋商，以后各银行的商业准备就可以经过交换所而集中到三家国家银行，而不再分散在各钱庄。

发行准备和商业准备集中后，金融力量的集中可以告一段落，以后的问题是集中力量的运用和保持问题。这里，除了特权的运用之外，还必须履行任务，三银行能负起责任，对市面适宜的救济，对于金融业者适宜的通融，这种运用才能使得集中的力量更加集中，力量的保持也就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还必须有自卫力量，金融的自卫力量，第一是要能够应付国际收支逆势的打击，第二是要能应付别国军事的攻袭。国际收支的平衡本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它最主要的还是减少入超这一点。比较现实的还只有提高进口税率之一项⁽⁶⁰⁰⁾。

银行与法。章乃器认为，银行是服务社会的机关，银行学是种很泛大和高深的学问⁽⁶⁰¹⁾。1933年的《银行员与法律》专文指出:“银行学是很泛大的一种学问;事实上恐怕没有一种学科有银行学那样广大的范围⁽⁶⁰²⁾。”举例说明，我们在金融界服务的人，对于财政学、经济学、人生哲学和心理学、统计学、法律、商事和商品、算学和伦理的知识，缺一不可。银行家不懂得经济学，就不能针对社会的变迁;不懂得货币学，就不能对付金融市场的变化;内对同仁外对顾客又必须懂得人生哲学和心理学;要明白市场的趋势，业务的变化，就不能不利用统计学;对于事务的处理，保护自身的利益，顾客的利益，就更不能不懂法律。所以，在他以为狭义的银行学比较还简单;而广义的银行学，内容真是包罗万象⁽⁶⁰³⁾。至于说到银行学的高深，在于银行家的地位和学者不同，学者发表议论，即便有了错误也不至于直接闹出什么祸患，而银行家的思想和判断倘使有了错误，马上在经济社会的数字上就会表示出来不幸的结果，所以银行家不能只懂皮毛就自鸣得意。必须精研深讨，找到问题的核心，否则只能敷衍一时，终究要露出马脚⁽⁶⁰⁴⁾。他特别看重的是，银行家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能力，是马虎不得，且要接受实践检验的。尊重老的金融从业者，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切实准确把握市场、货币、物价、行情，抵御信用风险的判断力和操作力，这对于银行从业人员来讲，远比只会动嘴不能动手的夸夸其谈者更具有实践价值的权威性。在章氏看来，他们确实思想偏于保守，不能把经验归纳在学理的系统之中，以供同好，更写不出来⁽⁶⁰⁵⁾。然而他们对于市场，对于职事往往都有极好的见地;他们没有读过货币学，对于货币的精髓往往已在经验中体会出来;没有读过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原理往往也已经漫散地装在他们的头脑里了。

在与银行相关的学科中，“法律的智识是格外的基础。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而且是格外的切需⁽⁶⁰⁶⁾”。银行里上中下三级职员都要懂得相当的法律。上级职员主持投资和放款工作处处都是法律行为;中下级职员收付款项，收发信件也都是法律行为。因为一个职员的能力高低就看他处理事务是否适宜。所谓“适宜”和“不适宜”的意义，“合法”和“不合法”占很重要的成分。银行家不懂法而吃亏的，不胜枚举。首先，因为担保背书而赔累的事情，每年都有几件。其次，和外商交易，因为不明白自己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往往吃大亏。在票据法颁布之后，银行的办事手续有两件事，倘使不加注意，便可以闹出乱子来:一是划线支票，万一来历不明、以堂记为户名的往来户、收取划线支票款项，结果发现那支票是恶意取的，银行就不免要吃赔账;二是不动产抵押，照颁布的民法规定，经纪人除非有书面委托书是不能对于不动产设定抵押权的。倘使公司经理出押公司的不动产，非调检他的授权不可。

章氏针对当时我国银行行员对于法律的两种错误观念提出尖锐的批评。一种是无法无天，另一种是畏首畏尾。他把前一种人比喻成不可一世地坐在栏杆里面，对付顾客好比囚徒一般，他的语言就是命令，他的意见就是审判官的判决书，倘使顾客和他辩论一下，他就说:“要来就来，不来请便。”甚至官气十足地回复顾客:“定章如此，碍难通融。”或是:“有违行章，碍难照办。”活像上司官员的训令!与欧美各银行真有“云泥之隔”!他以为时代转变了，银行开得一天比一天多，营业竞争愈演愈烈，银行不稀罕顾客，顾客更不稀罕银行。银行一旦发现他所雇用的职员反要妨碍了他的营业，就只好请他走路。同时，无法律的国家陆续也修订了许多法律。从此，无法无天的行员也要大减威风了。他认为后一种人多为懂得法律的厉害，但不知法律的内容，或者只懂得片鳞只爪，却没有懂得透彻，比如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来存款，便想到未成年没有法律的保障，却不知只要不欠款便不成问题;看见顾客存入的支票划线内注有“禁止转让”字样，便怕接受下来有责任，却不知顾客处于受托人而非受让人地位，这不成为问题;对于顾客遗失一张收据便觉得与失去本票一样十分严重;此外，因为担保背书出了问题便主张一律不担保背书，等同因噎废食的事情常有发生。他反对因为一知半解而徒增许多不必要的疑问，使事务处于寸步难行的苦境。他主张只有彻底研究，使我们有安稳可通的一条路。在千头万绪的法律研究面前，实务家只要坚守五条，就能够“寡过”:一是善意，此即道德问题，行员不能不顾别人死活;二是谨慎，此是取得法律保护的一个条件，决非不作为;三是保持常规，最忌朝秦暮楚，银行乃服务社会的机关，注意遵守业规和各种规则，甚至手续也要一致，就可以取得习惯法的地位;四是注重契约，比较重大的事项倘能用订约或换文手续，使一切条件形之笔墨，方可免去许多麻烦和损失;五是利用法律顾问，除预备法律书籍以便不时参考外，请教律师顾问也非常必要。

1933年3月底，章氏撰写《关于票据法及其施行法之各种疑问》专文，提出:“除有若干点讨论得有结果，已另将决议案转函银行业同业公会斟酌分函各银行采用外;尚有若干点，或则条文意义不明，或则实行恐多窒碍，或则他国已有判例可援，而在我国，则条文解释，尚多疑问⁽⁶⁰⁷⁾。”他拟定14项，必须追加，重付讨论，集思广益，旁证博采，以期万全。

农村金融问题。章氏在《金融恐慌中金融制度的演变》一文，谈及救济农村本来是农金业分内的事，然而在民族未得解放之前，因扶助工商业，华商金融业已经呆滞了好几千万的资金，在救济农村方面，又听说损失了几百万元。国家的权力倘使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金融业救济农村也等于自寻烦恼，”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能有一个关税壁垒或者任何的国家政策，足以保护工商业和农民的利益吗⁽⁶⁰⁸⁾”?

章氏关注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是抓住关键的两点:一是银行投资须有保证，否则资金变成土地，甚至变成倒账，资本将无以为继。这里的着力点，在于流动、通融。二是农民借款须为生产，而非为消费，否则，在银行及借款人固属无益，对于社会亦属无谓。这两点须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即农产品价格要安稳和农民收入有保障，倘使农民的收益完全没有保障，借入的资金用于消费，银行的放款也会跟着失去保障⁽⁶⁰⁹⁾。然而在具体操作上，章氏指出:“我始终反对商业银行直接投资于农村——农产品的受押当然是例外。……我以为农村金融的救济，必须经过债券的作用。就是，商业银行对流动的债券投资，而由特种银行将所投的资金向农村贷放。我们已经有了中国农工银行，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更有各地方的农工银行和农民银行，债券的发行，应该由政府负责，而资金的投放，却可以由他们担任⁽⁶¹⁰⁾。”何况，倘使中国的土地问题没有适宜的解决，农村中的绅豪势力依然存在，农金是不会有好成绩的。“根本的问题，我们又只好少作空谈了⁽⁶¹¹⁾”。

(五)中国征信所

1933年1月1日章氏发表的《四个月间中国征所》，总结了自1932年3月中筹划的一个合作信用调查机关，产生了中国兴信社学术团体，以建立中国征信所为宗旨，记述了中国征信所⁽⁶¹²⁾的缘起、组织经过、工作规律、业务方针、业务概要、业务进展、征信工商行名录的编辑，社会观感和前途希望十个问题。

章氏对中国征信所的举办宗旨、工作原则、业务方针、规划要求，及其理念思路，是如下考虑的。

征信所的性质。他以为是“中国兴信社的事业的一种，是一个对于信用调查工作的公开服务机关⁽⁶¹³⁾”。这话说得很清楚，是一事业单位，公开服务的非生产盈利性机构，公开、服务于信用调查的事业机关。这就锁定了征信所的性质。

征信所的业务宗旨，是为“会员服务”。服务对象是其会员，非会员则为其非服务对象。为会员服务显系非盈利性的，非会员则视盈利状况方才提供方便。所以“希望征信所替他做调查工作的工厂商号或个人，往往先加入征信所做会员。非会员虽然也可请征所做调查工作，然而费用很贵，而且手续很麻烦”。会员“分为数种，视缴费多寡而定。缴费多者以后每次所纳报告费较低，而委托调查案件的件数的限度较大⁽⁶¹⁴⁾”。基本会员，除初开幕时的12家，到后来的18家;普通会员，有甲乙丙三种，已有的29家，内有洋商22家，华商7家。18家基本会员都有重要职员参加中国兴信社，由中国兴信社公推干事三至五人，指导中国征信所工作。同时，组织设计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前者除干事为当然委员外，另推举六人为委员;后者为审查调查报告书，社内及所内账目及对外发表文字。

征信所的业务工作原则。依据“一切的事业要从积极的方面找出路”的原则，章氏坚持事业“不日进则日退”，去学习，去干事业的主旨精神，坚决反对把“守家产”和“做事业”混为一谈;反对把大部分精神用在消极的节流上，而对于积极的发展事业反放到脑后;更反对“把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业机关，弄得和庵堂古庙一般”。许多事业就断送在消极两字上。所以他在事业上特别标明要从积极方面寻找出路，今天要积极，明天也要积极;这样积极，那样也得积极;上面积极，下面也要积极，全方位整体的积极，而非消极。积极筹措经费，积极雇用职员，积极地进行业务，完全是在积极猛进中展开的。从而征信所的物质体现在“优美的工作成绩，是事业的生命⁽⁶¹⁵⁾”。只有优美的工作成绩，社会才会极端的需要;一个社会需要的机关，加之有一个合理的费用才会有人供给。反之，则会被淘汰，被戕害，被断送。

征信所的工作规律，实即业务工作指导方针。章氏明确提出:“中国征信所的工作的规律，不外下列的三端:(甲)审慎以求‘真’，(乙)详尽明晰以求‘美’，(丙)忠实公正以求‘善’⁽⁶¹⁶⁾。”他解释“真，就是正确的意义，这是调查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严把调查、复查、审查三关，将经过三重手续的资料加以整理，做成报告，自然该真。其“所谓美，自然不出详尽明晰四个字”。报告内容“多叙事实，少下批评”，事实“哪怕是无关宏旨的微言细行，片鳞只爪的数字记录，都尽量容纳”，以便因小而见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阅读的人自己去判断，去批评。资料的编排必须“明晰”，经过“合法的整理和提纲挈领的编排”，避免目迷五色，让人找不到头绪。所以强调明晰，关系极大。善是忠实公正的道德信条，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忠实公正的空气”，“严密的组织”的具体化。所以，征信所在同仁方面，必须摈弃染有不良、旧习气的人物，工作都是勤奋努力，清白自好的人⁽⁶¹⁷⁾。再有严密的组织去维持他们对于工作的兴趣和信仰，善的获得当不成问题⁽⁶¹⁸⁾。

章氏对于社会上对征信所的误解，比如说它是介绍放款投资的机关，会不会把中国工商企业家的内容“和盘托出”，告诉非会员，等等，一一作了说明。他希望今后征信所能引起一切技术机关的发展，使中国人趋向科学的手段，舍弃过去那种凭情感不规则的判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惯例，听其自然的迷信观念的处理问题的手段。

新中国建立后，章氏就币制、货币政策、金融、钱庄，等一系列有关问题，发表了积极向上，热情洋溢，充满自信与活力的文章。有《私营行庄何处去》、《私人银行钱庄的前途》、《过剩的私人银行钱庄赶快转业》、《由过去的‘银灾’说到蒋匪帮的‘恢复银本位制’》、《币制稳定后工商业怎么办?”“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投机商人赶快洗手》、《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