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京局的管理与组织
顺治元年(1644)，清帝福临建都北京，即在北京设立宝泉、宝源两局，管理铸钱事务。宝泉局属于户部，其所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属于工部，其所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备给发各工之用[105]。
京局的管理，采取满汉牵制政策。在户部系统下的宝泉局设管理钱法侍郎二人，一为满人，一为汉人，掌鼓铸制钱的政令。下设主事二人，一为满人，一为汉人，掌出纳文移。再设监督二人，也是满汉各一，掌监收铜铅及鼓铸之事，并察匠役之勤惰。另设局大使一人，以满人充之，掌守库藏及使令。宝泉局在北京分设东南西北四厂，每厂设大使一人，分管四厂之事。宝源局的组织大略相同[106]。清朝不完全相信汉人，又不能不倚赖汉人来承袭明朝遗制，特采用这种双头统治政策，表面上是为了崇“体制”，实则钱库的保管权握在满人手中，就是各分厂的行政权也多由满人来掌握。
京局的规模，从设厂建炉上可以看到。雍正四年(1726)，户部奏言:“宝泉旧局在东四牌楼街之北。今鼓铸加增，请分为四厂，其旧厂作为公署，但以收贮铜铅，不复置炉。设东厂于东四牌楼之四条胡同，置炉十二座;设南厂于东四牌楼之钱粮胡同，置炉十二座;设西厂于北锣鼓巷之千佛寺后，置炉十四座;设北厂于新桥北之三条胡同，置炉十二座;共为正炉五十座。复于东南西三厂各置勤炉三座;北厂置勤炉一座;共为十座，以备铜铅多余，加卯鼓铸。至旧局向设大使一员，今既添四厂，应增设大使四员，各分厂办理。”[107]雍正六年(1728)，工部奏言:“宝源旧局向在朝阳门内之西南，今鼓铸加增，请照户部分厂之例，添设一厂于崇文门内东之泡子河。旧厂置炉十二座;新厂置炉十三座;共为正炉二十五座。仍于旧厂置勤炉六座，以备铜铅多余，加卯鼓铸。”[108]
清朝制钱是用生铜铸成的，其制作全靠手工艺术。厂内组织，“每炉额设炉头一人，其所需工价有八行匠役:曰看火匠，曰翻砂匠，曰刷灰匠，曰杂作匠，曰锉边匠，曰滚边匠，曰磨钱匠，曰洗眼匠，例给钱文。所需料价，曰煤，曰罐子，曰黄沙，曰木炭，曰盐，曰串绳。又有炉头银、红炉匠头银及自局解部车脚，俱例给银两。凡铸钱之法，先将净铜錾凿成重二钱三分者曰祖钱，随铸造重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制钱。”[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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