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咸丰三年至四年的大钱
咸丰三年到四年(1853～1854)，是清廷励行大钱迅速失败的时期，当千、当五百的大钱不得不立刻停止铸发而且要急切地收回。当五十的也无声无息地不再推行了。大钱的失败首先表现在于私铸。自大钱发行以后，“未及一年，盗铸如云而起。通州所辖之张家湾及长辛店左近西山之内并有私炉鼓铸。利之所在，虽治以弃市之罪，趋者若鹜”[21]。
“大钱甫经行使，即行壅滞。前王大臣等饰词入奏，谓民间颇称利用，实则民不利用大钱，利用大钱之私铸耳。查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大钱，可抵三十千之用。利之所在，人尽趋之，而谓能禁之乎?”[22]
咸丰四年七月初六日清帝谕:“前据户部奏请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并庆惠等奏请停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均经降旨允行，原以折当稍重，恐于民间日用不无妨碍，是以斟酌时宜，准其停铸。至当百以下大钱，子母相权，整散互易，通行远近，尤为便民。乃据户部奏称，访闻近日当百大钱又有奸商折算等弊，请饬严禁等语。钱法损益，朝廷自有权衡。如果于民生稍有不便，不难随时变通。若法本尽善，而廛市小民妄肆阻挠，任意折算，实属目无法纪，此风断不可长。……”[23]
咸丰四年七月十九日，清帝谕:“户部奏请发宝钞易换当千、当五百大钱等语。此项大钱，或令换钞，或于捐输等项内分成配量收回，著户部再行妥议。”寻奏:“当千、当五百大钱甫经行使，即行壅阏者，以折当过多，私铸益众，利之所在，法难尽除。既停铸以清其源，必收回以妨其弊，而尤在收之迅速，使私铸无隙可乘，则不禁自绝。前议以宝钞收回大钱，少则旬日之间，多亦不过一月而止，不至迁延滋弊。捐输搭收大钱，与大钱换钞，殊途同归，而一速一迟，不无区别。仍请将宝钞发给钱行经纪，验明局铸大钱，如数收回，以昭便捷。”[24]
大钱行使以后，不过一年，北京即感粮食缺乏。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御史伍辅祥奏称:“近因京外各处贩卖粮食来京者不肯使用大钱，致外来粮食日少，粮店纷纷歇业。至银市以钱买银，大钱制钱价值悬殊，且天津通州等处私铸甚多，潜运入京，以致大钱愈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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