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问题的争论

(三) 本位问题的争论

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除马建忠偶然谈到开采金矿以外，很少有人涉及本位问题。从甲午战争起，到清朝末年止，对本位问题就有很多主张和争论。这些争论发生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对日赔款和庚子赔款，但根本原因则是1873年以后世界银价继续跌落的缘故。资本主义的本位制度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崭新的问题，难怪有些人发出很奇怪的议论，如杨宜治之流，主张铸造英镑和先令。在这十几年中，本位问题的争论，可分为两类:(1)中国人多主张采用金本位，度支部感到困难，但直截了当抱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张之洞一人。(2)外国人都主张采用虚金本位制，这是一个非常毒恶的经济侵略的阴谋，下节当加以说明。综而言之，金本位制，或虚金本位制，在当时都不能实行。

光绪十二年(1886)，马建忠论漠河开矿事宜禀，末云:“自通商以来，金银之流出者众，以各国皆用金钱，我则上下皆以银为市，已失母子相权之道，久受制于外人。若我中国产金既饶，则金价必贱，而贸款之出入，华商之贸易，所裨益非浅鲜矣。”^[7]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顺天府府尹胡燏棻变法自强折，请“于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金银铜三品之钱，预定相准之价，垂为令申〔甲〕”^[8]。耿爱德以为“改革币制建议最早者当推顺天府府尹胡燏棻”^[9]。

光绪二十一年(1895)，御史王鹏运奏称:“比年来，中国黄金出口由三百万增至二千余万两，如不自铸金钱，则国宝全空，终受外人挟制。应请旨饬下户部，购买极大机器，鼓铸金银铜三品之钱。金钱轻重略仿英镑大小。银钱用鄂粤铸成之式。铸成后，颁发各省，谕天下一律通行。各省亦一律鼓铸以资利用。……惟救急之法，则宜先铸银钱。”^[10]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太常寺少卿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今宜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钱及小银钱，使子母相权而行。”^[11]

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炽，铸钱条陈，请“厘定圜法，饬下英美出使大臣购买鼓铸金银钱机器一副来京，即于京师设立钱局。……明降谕旨，定圜法为三品。金钱为上品，成色轻重同英镑，而龙文款式如银钱。每金钱一枚权纹银七两，银钱十枚，铜钱十千。外国金镑金钱与中国分两成色相同者亦准通用。银钱为中品。……铜钱为下品。……”^[12]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初一日，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奏请仿照英国币制铸造金银货币，略谓:“英金每镑重二钱二分，英银钱一先令重一钱五分，一金镑合二十先令，一先令合十二铜质本士。同治年间，每镑合中国规银三两三钱三分。光绪十三年春，每镑合规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规银一两合四先令，今则一镑合规银八两有奇，二先令四本士合规银一两，是英银三钱五分合中国银一两矣。燃眉之急，莫切于此。拟请旨准予变通，先按先令分两成色式样铸造银钱……将来再仿照英镑式样铸造金钱，并严禁内地黄金出洋以杜漏溢。”^[13]

当时，总理衙门议复户部，说:“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准片称，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原奏，拟铸先令金镑，原为外洋镑价日增，设法抵用起见，惟中国将来铸成以后，归还借款及购买船械，外洋能否一律通用，本部殊难悬断，请酌核见复以凭办理，等因。本衙门查……此事总权利害，似属可行。惟尚有宜防之弊一端:金钱之可通用无疑矣。华先令一项，将来可行于内地，自亦可行于外洋，但洋人心计最工，财力最大，加以华商为之谋主，谓华先既抵用于外洋，而英先亦当行于中国，于是广运英先，购我华银，银必骤涨，购我金镑，金必外溢，而积滞之英先或不销行于内地，又不能转销于外洋，是不可不防也。”^[14]

同时，梁启超也驳斥杨宜治说:“议者以为英国先令只重一钱五分而足抵四钱四分生银之用，我亦可以一钱五分之生银铸成与英先同式等重之华先，购船械，还借款，以抵四钱四分之价，不知英先以现钱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则用金镑，是则我以生银铸成华先，即能抵用，而于购械还债，亦只可以权巨款之尾数，限以十数枚而止，而应付巨款仍宜以时价极贱之生银购回极贵之金镑以偿之，然则自铸金镑也，于银贱金贵之极弊何补?”^[15]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驻俄公使胡惟德奏请整顿币制添铸金币折:“一国之中，必有一定之国币;兼用金银铜三品，必有一定之比例。凡成色、形式、价值，必须全国一律，随处通行，方能利用于民间，取信于外国，而驱驾乎用金之邦，汇兑不致受亏，交涉亦易措注。西国理财专家，考得世间岁产之金以济各国民用而无虑不足;至岁产之银，正无穷尽。产银愈多，银价愈落，故近今金贵，实非金贵，乃银贱也。中国习惯用银，故以银为主，自见金日益贵;外国习惯用金，故以金为主，自见银日益贱。当今环球各国，既皆用金，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16]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财政处提调江苏候补道刘世珩条陈币制不能划一之理由并划一币制措手之方法，说:“制金银铜三等完全之国币，效日、美、德、法等国双本位并纸币代表金位之制，以值时价库平银一两之金质为金单数之本位，除国家所有铸成金币储之府库而以纸币发行民间代表金本位外，凡五钱银币两枚亦兼为代表金本位，作起数单位之用，凡偿付之数亦不设以限制。其余自五钱以下银铜各货为本位币之补助品。”^[17]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度支部议复驻英公使汪大燮奏，要政待兴，库储支绌，行用金币，有利无弊，谨陈管见折:“原奏大率以用金之国日多，金价日昂，故用银之国必改用金。日本为最后用金之国，其金币银币原质之较量，不过以二十八而准一。其制成银币高于银块时价十分之二。若以日本银币为率，借以稽我国输出之款，则赔还洋款，赎回铁路，以及约计武备等费，皆节省二成，计年可省银一千七八百万;又以中国人民四百兆，当铸八百兆银币，银币既高于银块十分之二，若多铸币一百兆枚，则可得铸羡一千四百余万;又以八百兆为银币准数，而以五分之一铸钞，可得钞羡一千四百余万……于是乎可以救财政之急，还历年之债，与各项工商之业，不数年而坐致富强，是何言之太易?”^[18]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详解币制三疑二误并酌拟单数本位及平色法价等差折:“查各国以金为本位，其本位同而定单数之法不同。有用金而实以金币为单数者，英金计镑而银币皆单数之分数是也。有用金而仍以银币为单数者，法、德等国计马克、法郎、古伦，而金币皆单数之倍数是也。有用金而虚设一单数，不铸金而以纸币代表之者，如美之他拉，日本之一圆，皆名为金币，而实无币，其金币皆单数之倍数，其银币皆单数之分数是也。中国将来行金本位，于此三例何择焉，不得不预为之计者也。”^[19]

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康有为在《金主币救国议》中，极力主张改用金本位。大致说，世界各国皆已采用金本位而中国独否。从人民方面来看，有六大害:(1)银价日落，物价日腾，则国人日贫。(2)银铜为金所持，不能自主，故物价无定。(3)银价既涨落无主，铜价更随之，小民愈困。(4)既无主币，称平折色，各省互殊，各市又异，则市难商苦生计难。(5)银行不能遍开，开亦难办。(6)良金尽逐出国外，国中空虚，元气顿尽。从国家方面来看，有四大害:(1)税则不能定，官吏得上下其手。(2)物价日腾，税入之额行用日亏。(3)税入折成色，吏易作弊中饱。(4)国用不足，库日困绝，国致破产。此外，对外亦有四害:(1)镑亏。(2)货物入超。(3)银价物价涨落无穷。(4)金融常操在外人，制我死命^[20]。

以上都是赞成金本位制的。至于反对金本位的，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度支部也不赞成。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张之洞奏驳虚定金价铸用金币折:“至于行用金币之说，浮慕西法者坚持此议，汲汲劝办，愚臣窃以为不然。查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广，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盖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一物之值，一餐之费，罕有仅值洋银数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断无仅值洋银一圆者，故以用金为便。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庶民食用贱，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元，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买卖皆用铜钱积算;虽大宗贸易间用生银折算，然总以钱为本位。大率两广、滇、黔及江、浙沿海口岸市镇，则用银者十之七八，用钱者十之二三;其上游南北之口岸市镇，则已银钱并用;若长江南北内地之州县，则银一而钱九;至大河南北各省，则用钱者百分之九十九，用银者百分之一二。今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大率中国之国用者皆以银计，民用仍多以钱计，是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非若外国物贵财多，利于用金之比也。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少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