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反对

3.中国人的反对

民国七年(1918)八月，旧财政部《币制节略》说:精琪提出条议以后，“廷臣多非议其说，不敢尝试”^[37]。首先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的是总办江南商务局刘世珩。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刘世珩在《银价驳议》中，将“条议”及“诠解”逐条驳斥，其中有一段最为激烈。他说:“按银价一议，其原因起落，诚有大可异者。其始，则中国不度己之情形，不审事之利弊，贸贸然以一纸觉书抵之美政府，以为斯事之起点。其继，美政府即贸贸然〔按美政府倒不是贸贸然〕，开议会，派大臣，由一国所议者推而集各国之所议，以为斯事开场。其终，美大臣又不知何所据，更贸贸然自居为中国之代表，会议于欧洲各国，以迫求此事之结果。试［问］美政府何爱于中国，乃以代办使臣一纸之书，遂不惜开议会劳大臣如此?……是果为美国政府文明之施乎?抑果为中国交谊亲密之报乎?请毕观斯议，即可知其所为也已。噫嘻!自二十世纪以来，各国政策之方针齐集力于权利扩张之主义，所谓义声仁德，概乎毋闻。今中国自引其端，美国乃乘时以奔赴。中国自开其隙，各国乃就势而争趋。如火之然，如泉之达，不有原因，奚为结果?结果既现，抵制诚难。”^[38]

刘世珩的驳议虽然说得痛哭流涕，但对此案的影响似不很大。据《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的编者陈度说:“本书甲辰(光绪三十年)二月，南洋官报局排印，传世甚稀，今自上海涵芬楼抄出。”精琪条议之所以未被采用，大概是由于廷臣“不敢尝试”，而张之洞一个奏折更有决定性的影响。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即精琪离开北京准备回国以前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驳虚定金价铸用金币折:“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断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皆能干预者。今精琪条议……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看账目，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39]

1904年8月28日，精琪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要求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庆亲王奕劻发表意见，以便回国后报告美国政府。奕劻写了一封回信，大致说，经过谈话之后，他完全表示同意，对于精琪所提的条议及诠解，更非常感谢。他认为划一币制这一点，关系极为重要。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这问题，并拟设立国家银行来执行。其他各项还待研究，并还要考虑人民的情感，使能逐渐见诸实行，务期符合精琪的愿望。以下还说了一套客气话，结束了这封回信^[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