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管理铸造铜元的政策

(五)　清政府管理铸造铜元的政策

谕令各省开铸。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户部奏，议复徐御史奏变通钱法改铸铜元折:“臣等恭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钦奉上谕，近来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近日江苏仿照办理，并可杜私铸私销之弊。着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着福建、广东、江苏等省将所铸铜元各解数十万元，投交户部颁发行使，等因。钦此!当经臣部恭录谕旨，通行各直省将军督抚一体钦遵办理在案。嗣据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奏报开铸，直隶现亦仿办。”^[30]

各省铜元“尚未充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财政处、户部会奏，筹拟整顿圜法，改归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折:“查各国金银铜三种币制，多归一厂铸造，其权操之政府，考察市面流通币数，不足则增铸，有余则暂停，故能维持价值，不致随时涨落。中国地广人多，似非一厂所能敷用，拟于财政处总厂之外，再择铸造银元著有成效者，酌留南北洋、湖北、广东四处，作为分厂，铸造银币。至铜币一项，各省尚未充足，所有已设之厂，不妨暂仍其旧，惟照户部前奏，不准再有增添。”^[31]

限制各省铸造铜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财政处、户部会奏，各省铸造铜元日益增多，圜法紊乱，拟请酌定限制折:“臣等前于奏请整顿圜法酌定章程折内，声明各省铸币，必须随时斟酌损益，俟所铸足敷应用，由臣部体察情形，饬令暂停，各等语。……现查各省铸造铜元毫无限制，虽经户部奏定，业经开办之局不准增机，未经设局之处不准添设，惟各省铜元局已设多处，且有一省数局者。……故现在铸数日增，此省竞运出口，彼省严禁入口，则是铜元充斥，民用足敷情形，已可概见。……拟令江苏、湖北、广东等大省每日造数不得逾百万，直隶、四川两省每日造数不得逾六十万，其余各省每日造数不得逾三十万。”^[32]

各省铜元不能一律通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二十三日，户部议复给事中王金镕奏铜元宜流通行用折:“据原奏内称:‘铜元所以济制钱之穷，以一文抵制钱十文，原为朝廷权宜之举，幸民间通用，较当十大钱仅域于京城，不能通行各省者，颇觉便利。为地方官者正当迎机提倡，一律通用，庶民间不生疑阻。近间直隶州县有只准用户部北洋铜元不用南省所铸之告示。浙江膏捐局复有膏捐不准再缴铜元之告示。……凡事宜通盘筹画，若只知利己，不顾病人，始则贪利而忘害，继且有害而无利。……’查铜元创始广东，推行各省，其初皆因制钱缺乏，骤得铜元，周转既称便利，亦自到处通行。及各省铸造日多，渐行充斥。臣等知非急筹限制，将无以维持圜法。当经财政处会同臣部，奏定章程，令各省铜元先尽本省发行，不得大宗贩运出口，诚恐充斥为害，此项铜元或将有滞碍难行之处，是以禁运者略示限制，实不啻以禁运者保其流通。其各省旧有市面行销，并未曾有禁用之事，自应不分畛域，仍旧通行，岂得妄生分别以堕币制?……该给事中所称直隶州县不用南省铜元，办理实属非是。至浙江膏捐局不准再缴铜元，更属不成事体。”^[33]

整顿铜元八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初四日，财政处、户部会奏，整顿圜法以防流弊折，列举整顿铜元八事:(1)禁止大宗贩运。(2)限制鼓铸数目。(3)禁购日本铜饼。(4)购买铜斤必先报部核定。(5)官民绅商一律行用。(6)行旅随带铜元出口进口不逾二千枚者概不查禁。(7)市面行使，此省地方不得异视彼省铜元。(8)通查各省多寡有无，设法匀拨^[34]。多未见实行。

各省铸厂合并为九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二十九日，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折:“今欲统筹兼顾，诚非由臣处臣部居中主持不可，然中国幅员辽阔，若如各国仅设中央一厂，转运恐形不便，惟有相度地势之毗隔，察核市场之广狭，比较民间需用之多寡，规合全局，量为归并。除臣部所设总厂外，拟以山东归并直隶为一厂，湖南归并湖北为一厂，江西、安徽、江苏、清江归并江宁为一厂，浙江归并福建为一厂，广西归并广东为一厂，合奉天、河南、四川、云南四厂，共九处，皆归臣处、臣部统辖，调剂盈虚，彼此均可匀拨。”^[35]

第二次停铸各省铜元。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二十七日，度支部奏，拟令各省铜元局厂暂行停铸折:“现查京外各处铜元益见其多，民间减折行使，以致银价愈贵，物价愈昂。仰蒙钦派邮传部尚书陈璧会同顺天府办理银钱平价，业经臣部遵拨库款银五十万两，收买市面铜元，自未便仍旧铸造。……所有各种大小铜元，拟令各该厂一律暂行停铸。”本日奉上谕:“着照所请，京外各厂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俟铜无价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复铸。”^[36]章宗元《中国泉币沿革》叙述:“不意此旨发后，川督赵尔丰首先电请免停，奉批，仍遵前旨，而川督再奏，有岌岌不可终日之语。部议允准，诏遂依议。七月间，江、鄂、湘、闽、浙、豫六省均请就现存铜斤准其续铸，部议允准，并准津、粤各省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铜元。九月，又议准东三省援照各省成案，尽数开铸。于是停铸之旨几等于无效，而各省铜元跌价日甚一日。”

裁留各省银铜各厂，改为四分厂。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五日，度支部奏，拟将各省所设银铜各厂分别撤留，所留之厂统归总厂管理折:“现在币制既经厘订，亟应将各省所设银铜各厂一律裁撤，专归天津总厂铸造，惟中国幅员辽阔，非一厂所能敷用，拟请将汉口、广州、成都、云南四处之厂改为分厂，统归天津总厂管理。东三省情形与他省不同，拟就奉天基址暂改分厂一所，一俟总厂铸数渐充，再由臣部酌量该省市情，应留应撤，奏明办理。其余各厂即应一律裁撤。”^[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