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组织
盛宣怀当时是太常寺少卿,官位并不大,但因清廷派充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职权在握,我们说他是大官僚也无不可。他的银行事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在“请设银行片”中,着重地说明“银行者商家之事”,应由商董自行经理,但又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对于股本的筹措,他主张利用半公半私的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但又请拨生息公款。对于营运资本,主张不徇情面,抵押放款,但又请将各省官款统交银行收存汇解。他也可以说是初期的官僚资本家。
盛宣怀不仅是大官僚,而且是大买办。他所拟的《中国银行章程》,更是非常突出地表现半殖民地的色彩。这章程不仅仿照汇丰银行办理,并且延聘原任汇丰银行大班美得伦为中国通商银行大班,掌握用人行政大权。他毫不知羞耻地任用中国人为买办,协助洋人控制中国金融业。此后华商银行任用买办的,除中国通商银行外,再无第二个例子[12],通商银行买办每月俸给百两,副买办五十两[13],通商银行的大班制度,直到民国九年还存在。当时董事兼大班傅筱庵,洋大班麦卸尔,营业主任陈正祥[14]。盛宣怀所拟章程第十一条,更将“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并用洋人为总董大班,调度稽查各行之事。
通商银行的半殖民主义性质如此严重,以致引起旧金融业中人的愤慨。据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一)》,天成亨经理侯王宾墓志铭,有如下一段话:“中国民穷财匮,至今日极矣。论者皆曰,救时之策,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故自前岁以来,当时均以创设官号为急务。夫创设官号是也,独怪用一大班,必曰西人;设一总董,延一参议,亦必曰西人,一若震旦人才举无足于用者,此其吾之所不解也。……公生于道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卒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寅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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