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金融内战之“战略”

大家都知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政治层面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是防范金融内战的关键点。同时，坚持经济层面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实业层面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共同构成反金融内战的“312”战略。

1．经济层面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分法（金融+经济）发展到三分法，即把过去理解的经济（实体经济），按照价值规律分做实业和资源，创造价值的实业和分享价值的资源，形成经济=金融+实业+资源。三分法催生出经济层面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发展实业为中心，坚持改革金融监管，坚持改革资源模式稳定资源价格。总体看，经济要完成三个大转向，从重视外需到重视内需，从偏爱虚拟经济到回归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业，从倚重城市到倚重乡村，开创新生活、新金融、新实业、新资源、新城市。

总地说，金融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资源要稳住资源价格，特别是以土地资源为主要构成和炒作对象的房价，房价下不来，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为房所困，怎样搞实业，怎能搞科研？安居才能乐业，而不可能相反。对于实业，则要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

建议央行明确提出分类金融和分类监管，区别对待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证监会努力完善股市产品结构，努力发展实业类企业上市，当前要重点发展创业板，这是最典型的实业，要避免过度资源金融化。银监会要进一步确保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中的实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笼统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保监会的创新空间更大，建议推广科技保险和科技人才保险，扶持创新和新兴战略性产业加速发展。

200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通知，为商业银行明年的信贷投向作出明确规定，要求银行保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合理的资金需求，严禁对严重产能过剩的产业中的企业和项目盲目发放贷款。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大配套金融服务和支持。显然，这是大力支持实业特别是新实业的发展。

2009年12月1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审计署共同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好似旨在打击囤地，引导开发商加快开发。实际上，这是国家相关部委在反金融内战之主战场房地产资源金融上的一次集体冲锋。该通知明确，开发商以后拿地时，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如果开发商拖欠价款，不得参与新的土地出让交易。这是明确反对土地金融的“空手道”，而土地金融的“空手道”恰恰是土地资源金融泡沫的“葵花宝典”。

2009年12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2010年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会上说，2009年房价上涨过快引起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关注，原因和2009年投资和投机占主导，保障房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地方的大拆重建工程比较多等因素有关。此外，姜伟新提到，房价上涨过快，也存在监管力度不够、对客观问题认识不够清晰等因素。

在谈到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作部署时，这位部长表示，明年还将大规模发展廉租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建设180万套廉租房、130万套经济适用房，2010年让大家住有所居。

多年来，在土地资源金融上，这个位居中国“金木水火土”五大资源金融泡沫之首的主战场上，有关部门多次单独或集体冲锋，但都败下阵来，房价也就越“调”越“跳”、越跳越高。但愿这次集体冲锋不再铩羽而归！

2．新资源金融的曙光：资源阶梯价格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同时建立起自然资源公有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航船。中国，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征程。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活力，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30年后，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三农。农村改革发展意义非凡，构成整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战略基础，如同30年前一样，它必将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不同的是，第一个30年中，我们的着力点在实业，从恢复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开始，我们收获了大批的乡镇企业，振兴了国有企业，奠定了雄厚的实业基础，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在第一个30年，中国人基本完成了实业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但还远未触及资源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不再是“从恢复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开始”，而是“从已经大幅发展了的农业生产下的土地开始”，这就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和承包制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制度。我认为，这是在公开探寻和确立土地等自然资源公有制实现形式，是第二个30年的伟大任务。这是一次新的伟大起航，也是第一个30年的伟大续航。

探寻和确立土地等自然资源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必然，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我们的首要问题是正确区分实业与资源，这一点不难；其次要坚决进行分类改革。实业领域要进一步坚守市场方向，强调竞争；资源领域要进一步回归公共属性，强调责任。我们要开始并努力完成资源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要切实落实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的资源权利，例如土地权、水权等，可以尝试阶梯价格。要坚决地告别“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坚决地出台资源税，抑制资源炒作。

在第二个30年，只要我们在资源领域找到并实现公有制实现形式，在抑制资源产品炒作、缩小资源分配不公的同时，大力发展新材料和新能源，就一定能够成为新兴产业中心，成为世界的“绿色中心”。过去，我们不曾是世界污染中心，不曾最“黑色”，但将来一定要最“绿色”，要成为世界的“绿色中心”。

只有在解决了资源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后，人们才能从用纸币购买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在为资源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以社保和分红等形式，享受到自己作为资源所有者一份子该得到的那部分资源租金。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和资源的关系才有可能成为和谐的共舞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的资源金融才不会以泡沫形式骗人和伤人。

阶梯式价格机制，就是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对消费量确定一个基量，对基量内实行较低或较高的价格，对超出基量部分实行价格递减或递增的价格形成机制。

在世界各国，特别在资源贫乏的国家，例如我国，有限的资源、能源供给与不断扩大的资源、能源需求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运用价格杠杆管理资源消费的过程中，通常的做法是将提高价格作为节能节材的主要手段。然而，运用高价格杠杆来制约需求量从而实现节约，是一种“暴力思路”，一味地提高价格未必就见效，而且造成了巨大的资源分配不公平。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阶梯价格应运而生。

目前，人们主要从战术角度研究和运用阶梯价格机制。例如在电价方面，已经普遍实行峰谷分时电价，但它的主要作用是调节电力供应，合理地配置电力资源。在水价方面，曾经对工业企业实行的超计划用水加价也是战术手段，而且大都已经随着所谓工业突破和GDP战略而纷纷退出。近些年，有的地方开始探索实施居民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但由于理论不清，在确定基数时没有依据，没有有效推广。

在自然资源领域探索实施阶梯制，要有“两个一分为二”：

一是将生活用资源和生产用资源一分为二。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都拥有均等的资源所有权，因此，居民生活用资源时，首先有权无偿享用（土地、阳光、空气等）和成本价享用（水、电、气等）一定基数的资源，这个基数由各地的人口和资源情况综合决定，基数外市场定价，递加形式。但是，任何单位都不具有资源所有权，因此单位在进行生产和经营中需要资源时，都应该市场定价，即使所谓的阶梯价也是战术层面上的，不涉及所有权问题。

二是将每个居民的资源权力和政府的资源保障一分为二。

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资源权力，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贫富，必须一视同仁。但是，困难和低保家庭怎么办？他们在享用资源权力的同时，还需加进保障份额，之后再实行市场价格递加形式。

现在的问题是，居民的资源权力没有实现，权力之外的市场价格也就没法实现。一方面是资源公平得不到实现，一方面是资源效率得不到实现，与此同时，放任的泛市场化资源模式助长了资源炒作，处处埋下了资源金融危机的祸根。在资源日渐短缺、提倡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源金融危机冲击加剧的今天，很有必要从资源公有制的角度，突破习惯思维，重新看待阶梯价格制度。

制定合理的定额，实现居民资源权力，釜底抽薪式减少资源炒作；制定适当拉开价差的阶梯式价格，关照弱势群体、特定对象承受能力和社会适度需求，提高全社会节约资源的意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阶梯制”应该也必将成为资源领域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像股份制是实业领域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样。

3．重病需猛药：峰回路转的“含权商品房”

水、土不分，水资源的阶梯价格一定会影响到土地资源的阶梯价格。想一想，几块钱的水价改革势必影响到几万元的土地价格改革，这会是如何一种触类旁通？这都是资源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含权商品房”是一种特殊的阶梯价格思路，既实现了地权，又坚持了市场经济原则。1998年到2008年，中国人在10年间造就了世界房地产史上的三个“史无前例”。一是史无前例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了最多的房子；二是史无前例地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比房子多得多的消费、投资和投机混杂的购房者；第三，在必然的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最大面积的高房价。

总地来看，10年后，面对高房价带来的压抑性需求不足，中央政府和大多数负责任的地方政府适时加大了住房保障力度，于是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作为“政策房三剑客”大量杀进2008年，2008年也因此被不少人称作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年”、“政策房回归年”。房改整整10年之后，我国的住房制度似乎走向了“再提保障，重归民生”的轮回。2009年和刚刚开始的2010年，“政策房三剑客”似乎越杀越勇。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一手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手建立完善的商品房市场供应体系，中国房地产将形成两手“双管齐下”的市场格局似乎已成为房产界新的共识。此种二元化市场理论认为，今后我国住宅产业的发展将实行市场化和保障化两条轨道，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间的界线，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最终形成比较健全的住房“二元化”、“双轨制”体系。其中，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政府要做主导者；而纯粹的商品住宅市场，应该全面放开，不能再进行干预。

这样，一边是大量空置的商品房，一边是大量开工的政策房。大路两边各走一边，人们似乎无奈地再次接受了双轨制。或者说，双轨制借着人们的无奈堂而皇之地复辟了。这是调和，不是改革，更不是进步。两种房子并存有三个不利于：政策房操作难度大、漏洞多，不利于实现政策的公平；政策房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不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效率；政策房与商品房两种房子并存可能形成两个社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最主要的是，这种新的双轨制破坏了资源领域的公有制，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在任何情况下，住房都包括两个方面：建材和土地。建材属于实业，土地属于资源。因此，建材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土地的价格由政府决定，住房的价格就由这两部分构成。如果政府也来决定建材的价格，那是政府越位；如果政府连土地的价格也任由市场来决定，那是政府缺位。因此，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住房市场不是一个完全市场，而是一个政府管制的市场，通过人均土地占有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指标，这一指标不能买卖、不能继承，操作方式是免征指标内住房面积的物业税。这就需要首先开征物业税）来管制。像农村按人口分配耕地和宅基地一样，城市也应该按照人口分配居住土地占有量。在城市化过程中，最能误导高层决策的问题之一是贫民窟，如果政府真能把住人均土地占有量这一关，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毕竟，“建筑投机的真正的基本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3页）。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土地国有，完全有必要、有能力解决人均土地占有量问题，进而最终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如果放任和纵容目前的房地产泛市场化一味泛滥下去，将迅速积累起巨大矛盾，阻碍甚至最终葬送中国城市的发展。

目前，中国房地产进入了房子越盖越多问题越来越多的时期。在众多问题域中，中国房地产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是最大的共识；而如何认识政策房与商品房的关系，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形势需不需要新的双轨制进而如何通过政策的巧妙创新打通双轨制则是最大的分歧。

一方面需要确保社会主义的公平，一方面需要确保市场经济的效率，这是当前房地产界的首要问题，也是史无前例的两难选择。史无前例的两难选择需要史无前例的住房制度创新。我们不能再在旧的制度下做俯卧撑，必须寻找新的住房制度，寻找两种房子的结合点。这需要新智慧，需要新改革。这就是“含权商品房”的历史背景。

借用股市一词：含权股是指含有股利的股票。“含权”就是含有送股和分红的权力。送股和分红后就是除权。“含权商品房”就是指含有土地权利的商品房。“含权”在这里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应该依据宪法享有的无需花钱购买的自己的一份土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和耕地、城市居民的居住地。公民死后则要除权，就是归还依据宪法享有的别人不能继承的那份土地。“含权商品房”的思路对于农民的宅基地和耕地、城市居民的居住地都适用，这里仅以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为例进行说明。

“含权商品房”的操作步骤：综合考量成年人的纳税和户籍情况，按照某个城市的人口和土地存量平均分配土地所有权，给每个成人劳动者一定的购房指标（例如北京可以是30平方米的楼面面积）。在指标内，购房者不缴纳土地费用，在指标外则须按照市场价格付费。该人异地流动时则租房和买“无权商品房”，也即现在所谓的纯粹商品房。未成年人则直接享有同样的指标。于是，人们只需带着指标去市场上购买“含权商品房”，就能实现一个家庭至少一套房子，且能随人口增减而变化含权量，变化土地出让金和未来要交的物业税，既实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又实现了市场经济效率，同时将政策房和商品房两个市场统一为“含权商品房”市场。

而房子在哪里呢？政府根据全市公民的土地含权量，综合考虑存量和增量，做好整体增量用地规划并分解到各个地块，按照公用事业的思路确定未来售房的浮动价（不搞一刀切，预留商业空间），房产商凭藉自己的设计和建筑实力竞地并负责开发销售。

仅从市场角度来看，“含权商品房”至少有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买方，有利于直接满足真实的自住型需求，有利于直接实现公民的土地所有权；有利于卖方，不过过去统称的房地产商要自觉转型，从地产商转向房产商，转型甚至可以说是升级为建筑商，从暴利转向平均利润，土地已经不再是炒作的对象，节地、节能、环保、结实、美观、浪漫或许会真正成为新卖点，而不是“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利于买卖成交方（即政府），政府的职责就是最大限度促成成交，即获得了税收，又盘活了经济。

“含权商品房”既不是现在的政策房，也不是现在的商品房，因为它既不需要政府直接去盖又不需要购房者从开发商手中买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含权商品房”也不是“含钱房”，将中止补砖头还是补人头的争论，因为这两补都只是在政策半径范围内兜圈子，没有上升到政策和市场结合的角度和高度，没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层面和所有制高度上考虑问题。

“含权商品房”在政治上完全成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土地而不是房屋是投机的基本对象，“含权商品房”将人们从土地炒作和高房价中解放出来实现“安居”，从而“乐业”。“含权商品房”在政策操作上简便，比一手卖用于盖商品房的地一手拿这些土地出让金盖政策房的左手倒右手的做法高效得多。

最后要说的是，“含权商品房”的提出跳出了传统的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兜圈子的思路，将土地这一资源问题提到了更高的研究平台。毕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的实现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个主战场，而房地产问题是这个主战场上的主战役。要强调的是，提出和实施“含权商品房”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经济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土地财政”，获得的将是整个经济。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通知要求，坚决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要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价格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财政部、税务总局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税务部门要严格按照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认真做好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工作，对定价过高、价格涨幅过快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重点清算和稽查。

通知要求，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加大交易秩序监管力度，完善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这套被称作“新国十条”的楼市新政立刻引起业内关注，大都认为楼市将回归理性。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房地产行业即将迎来较为快速的下滑。现在的房地产上涨是最后的疯狂。他表示，不能再以调整的思路看待房地产行业，而应将2010年看作新一轮房地产市场改革元年。一系列政策举措明确地表明了政府的决心，投资者必须看到这一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楼市新政是中国政府防止金融内战、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举措，是历史性举措。这一次的调整第一次将房子和人口结合起来，在是否给第二套、第三套房贷款的认定问题上“认房不认贷”，涉及到了土地资源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是一次根本性颠覆，朝着“含权商品房”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政府制定并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共十二条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只能再购买一套商品房，三套房和不合规的外地人购房贷款被叫停，比“国十条”更加严格。

如果在北京没有一年以上的纳税证明或者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就不能获得购房的商业贷款。不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在这儿贷款买房，表面上看是打击那些外地的炒房者，实际上体现了“含权商品房”的思路——不在北京纳税自然会在别地纳税，你的“地权”在当地。这不是排外，而是维权，维当地人的“地权”，而所有的人在房子问题上都是当地人，都“含权”，因此又是公平的。

重病需猛药。要防止大规模土地资源金融危机重演，就必须改变土地资源定位，使土地资源从大宗商品向“公共事业”转变、土地资源价格从“泡沫化”向“合理化”转变。2010年4月的“新国十条”和北京等地的具体措施，是这一巨大历史新进程在土地资源领域的起步。

4．为科技插上金融的翅膀

发展金融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中国金融的唯一出路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银行、科技保险、科技信托和创业板资本市场，尽快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科技金融体系。

2008年以来，4万亿大投资主要投向了生产资料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进入2010年以后，大力扶持科研教育及新兴战略性产业和居民消费是当务之急。因此，首先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形成中国的科技金融中心。

在人类经济和金融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伦敦和纽约先后并且现在依然是世界两大金融中心。伦敦代表的是第一次金融浪潮，纽约代表的是第二次金融浪潮。

伦敦金融业以实业金融为基调，以银行为主要业态，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至今依然是欧洲短期资金贷款利率的基础，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关键利率，一般贷款利率均以此为基础。纽约金融业在不忽视实业金融和银行的同时，着力发展资源金融和投行业务。

在伦敦之前，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全球化初期的金融中心，这里诞生了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义务转而发行纸币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并发行了第一张真正的纸币，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然而，一朵小小的“郁金香泡沫”结束了这段辉煌。荷兰经济走向衰落的同时，英国经济快速增长，规避郁金香余悸的以银行业为代表的英国金融业发达起来，从而使伦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由于伦敦金融的实业基调，该中心诞生以来虽屡遇挑战却并没有真正衰落过。20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的全球货币，特别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与美国金融业如脱缰野马肆意驰骋，纽约迅速成为完全可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美元和资源金融泡沫的泛滥最终酿成了目前始于次贷危机的第一次真正的全球资源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与“郁金香泡沫”在规模上有天壤之别，在性质上却完全一样，都是交易性链条断裂危机，标的物都是自然资源。此次危机会不会使纽约成为第二个阿姆斯特丹呢？现在仍在观察中。

如何从“危机前的金融”发展到“危机后的金融”呢？这需要新主角和新秩序。科技金融会逐步取代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成为主角。这是大趋势，将成为第三次金融浪潮。

此次大危机的最大教训就是：生产力的未来在于用新科技去开辟新实业和新资源，而不是制造泡沫。服从和服务于科技的发展，金融必然向科技金融的方向发展。

纽约代表的投行曾把伦敦代表的银行逼退为传统金融，而即将兴起的科技金融会成为新的现代金融，极有可能把纽约代表的投行再次逼退为传统金融，从而完成金融业态的又一次新陈代谢。此次大危机后，资源金融会受到历史性的抑制，实业金融会得到历史性的回归，科技金融会得到历史性的发展，会成为第三次金融浪潮。实业金融时代，银行是主角，欧洲是中心；资源金融时代，投行是主角，美国是中心。在即将开始的科技金融时代，必然会出现新的金融中心。中国该怎么做？

对于科技金融，危机中，中国已经在行动。2009年1月，就在国外金融机构纷纷破产的时候，我国首批科技银行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中国建行成都高新支行正式亮相。按计划，这一科技银行模式今年就将复制到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

科技金融作为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业态，包括科技银行、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三个主要环节。首批两家科技银行的支持对象，正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省级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业务范围上可以探索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担保，如出口退税质押、股票质押、股权质押、保单质押、债券质押、仓单质押和其他权益质押等方式，最大突破是股票和股权质押贷款，其实质是传统银行对接了风险投资，为PE、VC等在资本市场之外开辟了新的更大更灵活的进出口。

科技金融的这两个主要环节，正是上海和北京目前的金融工作重点。作为下一代金融中心最有力的争夺者，京沪两地相继在科技金融上发力。上海市明确表示，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把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资产管理业务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他说，上海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在此方面大有发挥空间。

在北京，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关村成为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辐射区、国际性领军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区。为此，中关村科技园区将完善中关村科技园区范围内非上市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层次市场间的转板制度，建立具有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积极推进科技金融创新，北京还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设立专门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的小额贷款公司，建立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公司等。

科技金融的第三个主要环节是资本市场。

2009年底，筹备了10年的创业板终于得以推出，对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意义都非常重大。

大家都认为，创业板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有助于实现全面提升资本市场质量的目的。我认为，创业板是中国反金融内战的一个主战场。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有两方面，一是要满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公司的融资需求，二是要满足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对多元化投资产品的需求。从这两方面说，创业板推出进一步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功能。

创业板推出的最大意义是有助于确立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创业板市场为我国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为高科技企业转机建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高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建立了良好的催生和助产机制。

特别是，创业板市场的设立将更好地满足新兴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要。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日益发展，我国有一大批有市场前景和环保节能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千千万万的高科技企业相继诞生。但是，由于规模小、资金紧张和体制不顺等问题，大量的科研成果未能真正转化成生产力而被闲置。这就需要发展创业板市场，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和发展，服务于技术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最主要的是，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通过相互间的良性、有序竞争，有利于改变现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和资源金融板块独大的局面，以科技金融的高效率和价值性冲击资源金融的泡沫性，这对于提高证券市场的合理性和运行效率，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市场化和合理化运作都是极为有利的。

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的同时，必须适度发展消费金融，不能过度发展消费金融，要避免重蹈美国金融内战的覆辙。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的存量资金已经突破20万亿元大关，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但我国居民消费占G DP的比重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扩大消费已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也必须借鉴美国教训，坚持抵押消费，坚持适度消费，坚持不过度透支消费，决不过度支持零储蓄者举债消费，这样带来的只能是虚假的繁荣，而当储蓄与消费、储蓄者与消费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彻底失衡时，就是金融噩梦的开始。

5．从扎“马步”到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

在实业层面，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同时坚持丰富消费资料，坚持丰富生产资料。

中国防金融内战的战略显然是立足实业，立足国内市场，第一步是继续扎“马步”，壮大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实业。举世瞩目的总额高达4万亿、涉及10大重点行业的振兴计划就是一个实业计划。

从2009年1月中旬到2月下旬，国务院迅速出齐10个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用时仅有6周左右，甚至会在一天的时间里就出台两个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如此高密度地出台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历史罕见。这10个产业包括，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

这些行业涉及领域广、关联度高、吸纳就业人数多，消费拉动大，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支柱产业。政府希望借助调整振兴这10大产业，提高企业、行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继而促进经济发展。据报道，10大振兴规划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80%左右，占GDP的比重在1/3左右，直接从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30%左右。如果考虑其上下游的大链条，还涉及3亿农民和几千万进城务工人员。因此，振兴10大行业等于大幅提升整个经济的实业基础。这10大产业稳定下来，中国的财政、税收、就业、三农问题就基本能够稳定下来，整个中国经济就稳定下来。

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面临的发展和建设任务艰巨，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实业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都不容忽视。

中国防金融内战的战略一开始就是明确的，不但知道该做实业，而且知道不该继续刺激资源，“10大”绕开资源走就是明证。不难看出，上述规划围绕振兴实业展开，首先明确回避了金融，其次回避了定位十分明确的资源行业，如煤炭，至于钢铁、石化、有色金属入选，是因为这三大准资源类行业含有资源和实业两部分，必须振兴其实业部分，升级制造能力和科技水平，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于其资源因素，政府另外已经准备了资源价格改革对其制约。

在10大振兴规划酝酿和出台的过程中，相关行业通过媒体等种种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强烈要求进入这一振兴规划。大规模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向政府施加“压力”，这是民主经济的普遍做法，也是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决策过程中的第一次，是巨大进步。

其中，房地产行业的相关人士发出的声音最高。支持和反对房地产行业进入10大振兴规划的声音喧嚣长达两个月，实力派人物纷纷登场。有人力主：房价太高，不但不能振兴，而且要坚决“打压”；有人强调：中国经济复苏的唯一标志是房地产的复苏，交易量上不去，“保8”有危险。最终的结果是，以房地产业落选10大产业振兴规划而收场。

房地产业是最典型的准实业准资源行业，“房”是实业，“地”是资源。房地产业的复合特性，与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相似，这三大准资源类行业入选振兴规划，是因为政府已出台特别收益金等政策，并且另外已经准备了资源价格改革等后续政策，已经对其资源炒作因素进行初步制约，虽然还远远不够。在以土地炒作为核心的房地产炒作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怎能出台房地产产业振兴规划？

2009年下半年至今，中国开始有步骤地升级救市策略，在不退出现有财政金融等刺激政策的同时，加速了战略思考，充分认识到历史罕见的美国金融内战对人类经济的最大和深远改变是，要想反击金融内战必须大力发展可以摆脱资源和能源依赖的新产业，于是一个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潮流正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涌动。美国等大国亦如此。

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需要注意三点：

一是外部条件。没有内外政治的稳定，没有财税对节能减排等的支持，没有金融特别是科技金融的强力支持，没有资源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我们没有财力和精力搞科研。还要记住一句话：房价太高让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也就与高科技无缘。

二是企业参与。从反殖民统治到反金融内战，从旧实业（面粉等）到新实业（新能源汽车等），从近代荣氏家族到当代的王传福，我们都离不开这些实业英雄！2009年底，造汽车的王传福以约人民币396亿元荣登内地新首富。

三是你我参与。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2012》不仅仅是部电影，那就是我们极其可能的未来生活。我们要面向市场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用新技术、新模式创造新生活新文化，让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生活得更加美好。

6．“西部大开发”会触发中国特色的金融内战？

2009年以来，中国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招数，就是从中国非均衡发展的现实出发，先后批复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希望通过区域振兴实现“国内均起”，以“国内均起”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对此，人们有多种解读。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正在从东部崛起向国内均起转变、从大中城市驱动向中小城市驱动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在东部和沿海区域展开，形成“一线多点”的格局，造就了东部辉煌，出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现在这些地方的“大城市病”越来越明显，大有积重难返的味道。同时，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农村生产城市消费、城市生产国外消费”的特殊格局。

2008年的大危机打乱了这一链条，中国经济向内转。已经开始的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着力点将从东部一线推进到全国，我们面对的经济地图将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将会呈现一种“一面多点多线”新格局。最终，中国经济将形成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连成多个经济带，比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一线、西南经济圈、西北经济圈等，在这个面和多条线上，一大批中小城市将会和“北上广”一争高下，虽然规模赶不上，但会以其宜居、宜创业、环保等特色独领风骚。

在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由线到面的推进，“非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正在得到市场化重估，过去主要靠中央政府将生产要素向东部过度配置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将会更多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广大“非东部地区”有丰富的金木水火土等自然资源，只要发挥本地的禀赋优势或区位优势，就能获取更多话语权、议价权，把经济增长的根系深植在自己的乡土上。一句话，可以用资源优势“要挟”东部地区。这几年，在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中，已有不少人从地方主义出发，“挟资源以令各地”，大有一种“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的占山为王的味道。

这种错误的思想，会苦了东部，害了西部。因为只要过度依赖资源，西部就会走大采大炼的“黑色污染道路”，最终造成资源金融泡沫和资源金融危机，这是在打金融内战。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老路，不能在“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开发中触发中国特色的金融内战。

“非东部地区”的发展必须高起点，必须是绿色崛起，必须和东部地区在新跑道上起点一致。虽然“非东部地区”不具备资金和技术优势，但由于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日益高涨，吸引力正在逐渐转弱，中西部反而具有了比较优势，一定会出现东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往内地流动的景象。而且，东部地区正在往高端寻找出路，中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有利于中西部地区迅速缩小甚至补上第一个30年拉开的差距。这也为“非东部地区”发展的高起点奠定了基础。

总之，“非东部地区”可以接纳东部产业转移，但重点是高起点发展新产业，绝对不能依赖所谓的资源性产业，绝对不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不能在中国腹地自己制造一个新的资源金融泡沫，不能在那里发动中国的金融内战。

当前，危机发源地美国在奥巴马领导下全面反金融内战，整体“向内转”，加剧了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使此次大危机的长期影响以“三大冲击波”形式清晰地浮出水面。

内需“冲击波”

全球资源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之一是，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终结的同时，建立在传统工业资本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模式也必将终结——“发达国家消费、落后国家生产”的模式必将终结。这是因为旧全球化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旧全球化模式中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内部成本外部化释放的空间已经枯竭，国际经济的均衡更多地要从一国内部来实现，内需和内部均衡即将成为经济和经济学的主旋律。美国会这样，中国会这样，其他大国也会这样。这是最直接的变革。

消费“冲击波”

全球资源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之二是，内部均衡必将改变主要经济国家现存经济结构。危机前，主要经济国家的内部经济都不均衡，要么过度投资，要么过度消费，使经济脚跟不稳，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危机后的经济应该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切实以多数人的日常消费作为价值创造和经济的发动机，努力实现国内经济基本均衡。美国已开始这么做，中国已开始这么做，其他大国也会这么做。这是最迫切的变革。

科技“冲击波”

此次全球资源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之三是，全球和全民资源泡沫破灭标志着传统工业化全球扩张模式的终结，标志着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终结。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时代必将真正大规模到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要求新的经济模式，世界经济在此次资源金融危机后必然走向新型工业化和“绿色”发展道路。美国已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已意识到这一点，其他大国也已意识到这一点。这是最深刻的变革。一场新科技和新产业较量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