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式独断”到“金融民主”

金融新思维首先需要新的货币民主。合理情况下，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你的一分钱和我的一分钱应该具有相等的购买力。但是，在货币政策问题上，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话语权。其中最典型的是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的“格式独断”。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说一不二的格老一言九鼎，像神一样左右着美国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深深影响着世界金融形势。此次大为机将他拉下了神坛。但是，央行和金融决策领域的“独断”依然普遍存在。

建议金融界实行更大的货币民主，在更大范围内讨论货币政策，建议各国央行建立提供这个平台。在这一点上，西方人也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如果我们做了，将具有先发优势。

顺便说几句，前一阵子，11名教授向教育部发出公开信《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重提“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这封公开信多了两个字——“部长”！多出的这两个字恰恰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在官本位和官本位思想的笼罩下，怎么会有民主？没有发自肺腑和无处不在的民主，“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怎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同样，在金融界也有个大疑问：为什么金融危机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长期困扰世界人民的“金融危机之问”。我认为，回答这个“金融危机之问”需要建立新的货币哲学和货币理想，需要形成新的金融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研究实施以新的分类金融为中心的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需要金融新思维，而完成这一切恰恰需要货币民主——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民主。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金融民主发生了一件进步事件。2010年3月29日，央行公布了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名单，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樊纲离任，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三位学者进入，成为新一届委员。我认为，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专家学者权重的增加，由原来的1位变为3位，是央行推行金融民主的强烈信号，是一个进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