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思维的核心是：我们处在金融内战中，需要明确区分实业和资源，明确区分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对金融业实施新的分类管理，将更多的金融服务疏导到实业领域特别是新实业领域。毕竟，按照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只有实业创造价值，资源只能分享价值。这种新的分类金融和分类管理，是按照金融服务对象和金融产品划分的，不是按照金融机构类别划分的，是一种金融新思维。
对此，我想实践一下金融民主，和央行新任副行长朱民先生做些商榷。
2009年11月13日，在中国银行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主办、第一财经媒体支持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危机后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新任副行长朱民作了《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10大变化》（以下简称“10大变化”）的发言。总地来说，我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的重点将从监管金融机构转到监管金融产品。与其说此次金融危机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混业金融机构造成的，不如说是金融机构的资源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造成的。美国人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找到了元凶，并且在如此巨大金融矛盾下，美国等如果激烈地监管金融机构会激化矛盾，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状态的金融内战，只有转到监管金融产品，才会既真正解决问题，制服元凶，又将金融内战保持在和平状态。
但是，朱民先生认为监管重点依然在金融机构，因此必须商榷。
我与朱先生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格局将发生基本性全局性变化。诚如朱民所说，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界处于恐慌之中，传承上百年的金融老店倒塌，众多著名的金融界传奇人物离开金融业舞台，华尔街一片慌乱。一年之后，华尔街在发生变化，全球金融业也在发生变化。金融业是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全球需要认真反思、吸取教训，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重塑金融业的未来。
朱民先生说2008年是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一年、2009年是全球致力于救助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一年，2010年全球将迎来金融业的全面整改和结构调整。朱民以为，危机后全球金融业的改革和调整将从以下10个方面展开。
（1）金融业尚待稳定。
（2）强化全面金融监管。
（3）金融业整体规模收缩。
过去金融业的规模过度膨胀了，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过度膨胀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金融市场结构调整。
总的趋势是，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的金融市场仍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对流动性依赖度较高的金融市场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而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业自身内部循环的金融市场将会大规模缩减。这种调整是一种回归，即回归到实体经济的需求、回归到简单而透明的市场、回归到监管约束下的金融市场、回归到更为平衡的市场发展格局。（我一直用“回归”这个词，但回归的是实业，而不是笼统的实体经济）
（5）金融产品结构变化。
（6）金融机构盈利模式、结构和水平的变化。
（7）全球资本流动减少。
（8）巨型金融机构开始“瘦身”。
其一是监管当局的要求。在诸多欧美国家，金融机构不断膨胀的资产规模日益成为金融稳定的威胁。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已是所在国GDP的数倍，这些机构发展到“大到不能倒”的地步，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监管当局将无力救助，进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一些监管当局正在对金融机构施加压力，要求这些金融机构开展重组或分拆行动，进一步压缩资产规模。
其二是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要求。过去10多年中，大量金融机构通过不断兼并整合，日益膨胀为一个容纳所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帝国”。但实际上，过多涉及多元化、跨地域、跨文化的业务，使得金融总部的控制力日渐衰微，管理出现更多的漏洞。许多金融机构存在着摆脱管理困境、专注于发展核心业务的需求。
其三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充斥大量的“不良资产”，与此同时需要偿还大量的到期负债，因此不得不开展大规模的“去杠杆化”活动，变卖资产以还债，其结果是资产规模不断缩水。
花旗银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9年，陷入危机的花旗宣布将自身一分为二，分拆为花旗银行和花旗控股，从一个具有2.4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金融集团，“瘦身”成一个只有1.4万亿美元资产的银行机构，并且花旗控股会逐渐消失。
金融机构的瘦身趋势，无论对于没有被分拆的德意志银行，还是已被分拆的荷兰银行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未来我们还将看到许多英国的银行机构从全球大银行排行榜前列撤退。
（9）金融业全球分布变化。
（10）重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治理机制。这次危机再次表明，迫切需要全球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框架。目前，G20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正在积极推进和协调全球的统一监管，逐步建立和形成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和框架。目前的一些基本框架包括：第一，建立趋同的监管标准。第二，建立全球统一的对监管标准进行检查、执行和评价的准则。第三，提高复杂金融产品的透明度。第四，加强国际社会相互协作。
综上所述，朱民坚定不移地相信，2010年将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年。
前面说过，我也认为2010年将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年，这是我们的“同”，但我们也存在明显的“异”。
朱民先生的《10大变化》，是中国学者的典型手法，我也多次用过，本书中就有“西方经济学10大误区”“陈志武9个问题”“科学发展观12条纲领”等。但是，核心观点只能有一个。虽然朱先生的《10大变化》从金融监管当局到金融机构再到金融产品，面面俱到，但他的核心观点是加强监管金融机构。这一核心观点集中体现在《10大变化》的“8”和“10”。
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监管金融产品是主要的，监管金融机构重要但不主要。
这一根本分歧有深刻的理论基础。朱民先生的金融理论基本还是西方经济学的“二分法”：经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是金融。一旦经济出了问题，只能从简单的“二分法”进行极其简单的“二选一”，往往就选择金融了，金融机构自然就是罪魁祸首了。
在此次危机中，我首次自觉地使用“三分法”：经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实业+资源，将实体经济按照价值规律和是否创造价值分作“实业+资源”。这样，我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就多了一种选择，搞的是“三选一”。我选中的危机元凶是资源，金融只是帮凶，不是罪魁祸首。因此，新的金融监管要从资源和金融的关系上，从资源金融产品入手。
在我看来，监管金融机构还是“粗活”，只有监管金融产品才是“细活”，世界各国的央行都到了须干“细活”的时候了，都需要金融新思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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