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金融外战归位到金融内战，希望将人们的视野从国际指责引领回国内探讨，一国的事情还是在一国内部解决的好，大国尤其如此，美国应该这样，中国应该如此。
可是，当我们立足国内看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跳起民族舞的时候，忽然发现，在我们耳边回响的是西洋乐。经济舞的西洋乐就是西方经济学。我们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包围了，我们的大脑和经济思维被西方经济学的词汇和教条扫荡着、践踏着，我们的经济学课堂和经济学教科书被海归经济学把持着。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学反扫荡了！
经过300年来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维模式，以货币和金融为核心，以通胀和通缩为标尺，以内需和外需为框架，最终落脚点往往是贸易，而且有一个所谓的贸易均衡理论。从近代的自由主义，到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西方经济学人都主张自由贸易，以彰显和巩固他们对东方的贸易强势。贸易理论主导的经济学给人留下了外因论的强烈印象，是金融外战论的思维底色。我们要归位到金融内战，必须警惕甚至要根除这套外因论的西方经济学。
在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和世界都在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一些海归派经济学者似乎在为中国指明一条道路。他们能够做到吗？他们说的可信吗？可行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方面，海归派有不太光彩的历史。不妨沿着历史的线索后退几步，看看近代史上海归派（本书所说海归派仅指社会科学领域）做了些什么。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即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的近代史。总地来看，这里有个“123”：1部中国近代史，其中海归派的留学和思想引进史分作2个阶段，而以学习和引进社会科学为主的阶段至少给中国人造成了3次思想麻烦。
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外派留学生。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近代史期间的外派留学生分作两个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前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更多的人以学习社会科学为主。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1847年，容闳等作为教会学生随传教士赴美，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留学生。1872年，后来被称作“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受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影响，早期的留学生大都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其中的归国者也大都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其中，邝荣光成为开平煤矿的采矿工程师，参与了许多煤矿的勘测，并发现了湘潭煤矿，还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当时世界专业水准的地质图。詹天佑成为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成功地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唐津铁路上跨度305米的滦河大桥，还主持修建了难度极大的京张铁路，有力地回击了外国人“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的谬论。
严复是这一时期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海归派最大代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期间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重点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翻译了著名的《天演论》，还有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任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然而，具有如此显赫地位的严复，最终并不是一个“被西学化掉的人”。晚年，他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本土学术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严复的守旧固不可取，严复的守土实在高明。在当时和此后更多的海归派以反旧反封建反落后为名，肆意践踏和作贱自己的学术国土的时候，严复是为数不多的另类。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几十年间，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取得暂时的明显效果。仅以军事为例：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挫败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等。似乎当时中国的力量并不比日本弱。但是，中国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已经建立起比中国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日本同样在西方枪炮的压力下开始派出留学生，但与中国为了发展洋务派出去的留学生大多主攻军事及其相关的科技专业不同，日本留学生涉及的专业和学科丰富得多，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饮食服装到政治法律，从农业到商业，从民用技术到军事指挥，从铁路到电信，几乎无所不包。这样，同中国不一样，日本学习到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技术而是整个制度。当然，日本至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学会”西方制度。但是，当时，仅凭学到的那些就足以胜了清王朝。失败后的中国人意识到，仅有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不行的，必须有先进的社会科学和制度。于是，国人开始大批出国学习社会科学和经济。
甲午战争的惨败，实乃奇耻大辱，全国上下纷纷要求发愤自强，以雪国耻。当时的国家元首光绪皇帝似乎顺应民意，于1895年7月发布上谕，指出：“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校，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兴办。”据说，这是晚清王朝最早正式提出“立学校”的号召，首次提出把“恤商惠工”作为安邦保国的“本源”。在光绪皇帝“号召”下，学习工商、学习经济学、学习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渐成潮流。虽然学习范围的急剧扩大，比战前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可惜的是，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一开始就犯了“全盘西化”和“全盘否定”的错误，至少给中国人造成了三次思想麻烦(当然，反对这一说法的人可以称其为“思想冲击”)。
第一次大麻烦是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等一批思想家向西方学习大量的社会科学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但最终他们走向了保皇和保守，成为中国人反对封建主义的新障碍。这种海归派和本土派的混合产物，使当时的国人摸不着头脑，恐怕他们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第二次大麻烦始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蒋先生是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最大海归，可以说通晓西方社会科学，但最终在中国缔造了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的破坏，使中国的现代化在当时根本无从谈起，最终也葬送了国民党及其政权。
第三次大麻烦的制造者是王明，他堪称是那个时期共产党最大的海归。1929年王明回国后，教条地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纲领。1931年，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留学归来的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此后，王明再去苏联。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毛泽东对此成功地进行了反击。从最早的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到最成熟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从认识论高度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绝对不能搞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照搬照抄，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
海归派社会学科中的较大例外是鲁迅。他原本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希望以医救国。有一次放映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录片，画面上出现很多中国人围观一个被说成是俄国间谍的将被砍头示众的中国人，围观者体格强壮而精神麻木。鲁迅深受刺激，深深感到思想愚昧精神麻木的人们即使体格再健壮，也只能被示众或作看客。最紧要的，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毅然弃医学文，终于成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旗手。
社会科学海归者当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至少带来了新的观点和视角。但是，为什么一般不成功呢？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国度的，而社会科学和政治是有国度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和政治都深深打上了本国的特色，都代表着本国自己的最高利益，照抄照搬到别的国家，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以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以本国经济发展为对象，而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本国的资源支持，而资源的类别和多寡是有国度和本土特色的，这就使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打上了深深的本国特色。
因此，基本上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对别的国家来说永远只是“他山之石”，作为社会科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学也永远只是“他山之石”，拿来当宝玉贩卖在整体上是骗人的，是不道德的。当然，我决不否认其参考价值。
100多年来，海归的舞台基本在哲学及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100年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特别是近10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海归的舞台主要转移到经济学及金融理论和实践领域。虽然换了舞台，但唱的依然是西洋戏，这些东西离不开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基本功，更离不开西方重个人轻集体的文化底色。当代新海归经济学家唱的主要曲目就是货币主义，其危害正在日益显现，而且愈演愈烈，因此有必要对货币主义说不，对陈志武等当代海归经济学家说不，同时尽快实现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觉醒。当然，批判陈志武不等于否定“陈志武的批判”，陈志武等当代海归经济学家大都有令人钦佩的经历、毅力和人品，而且正确地指出了当代中国的不少问题，但他们没有正确地分析问题，恐怕也谈不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不过，要永远记住一句话：尊重一切海归人，质疑一切外来理论。
当然，海归们不管带来的是吃饭的勺子，还是打造勺子的材料，都给我们提供了辅助性的选择，提供了思考的原材料，虽然我们依然会用我们的筷子，但是我们打造筷子的材料可能会变，使用筷子的角度和条件同样会变。只要他们不逼迫或诱迫我们放弃筷子，我们就要感谢他们为打造和使用新筷子做的一切有益的工作。
行文至此，不得不拿起手头的一本书，这便是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译者宋明礼先生赠我一本，并与我作了交流。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曾被聘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是20世纪初第一代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其《孔门理财学》用英语写成，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凯恩斯为其写书评，熊彼特高度评价他的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其观点提问。
陈焕章在“政”（总统府顾问）和“学”两方面取得的地位，竟然超过了现在中国所有海归派，恐怕只有林毅夫先生可与其相提并论。可是，《孔门理财学》制造了另一种麻烦。陈焕章根本不相信西方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却用西方经济学逻辑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作了系统论述，套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如果说一些留学生的错误解读和传道让中国人误解了西方，《孔门理财学》则有可能让西方人误解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虽然他们可能喜欢。于是我们看到，鲁迅尖锐地挖苦他，同样尊孔保守的辜鸿铭骂他“陈混账”。
对此，本书不做进一步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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