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年的政治风波

一、催生我国证券市场（证交所）的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

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于1984年11月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媒体就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¹⁾：“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

1988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中国党和政府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²⁾。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³⁾，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0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提交了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⁴⁾。

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⁵⁾

但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⁶⁾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也可能至今都不太愿意完全认可的。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紧接着，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

尽管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因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有所犹豫、迟疑、停滞和后退，但为了冲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有关在中国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真正放弃努力。

1989年3月15日，参加中南海汇报会的基本骨干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⁷⁾，希望就此继续开展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但这种努力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而逐渐陷于停滞状态，不久后“联办”的正式名称也改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但是在此期间，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停止。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在6月到9月，深圳市举办了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国良和人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王喜义任副组长。

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并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⁸⁾。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⁹⁾，并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当时主要成员只有王健和禹国刚。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11月，期间整整1年时间，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的法规、规则等草案有：《深圳特区证券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特区股票发行暂行办法》《深圳特区债券发行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大纲》《关于进一步推动深圳资本市场发展的工作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而在1989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就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¹⁰⁾

而在上海，1989年2月2日，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2月15日，上海市委根据当时金融商品不够丰富、企业财务没有公开和外汇管理问题的实际情况，对股份制发展和证券交易所设立的问题提出了“态度要积极，工作要扎实”的指导意见。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一个临时研究班子，提出要本着“创造条件，水到渠成”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将上海市的研究和人民银行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确定从金融的角度研究运行规则和防止产生问题的方法，以可行性、操作性为主提出详细的整体设计方案。方案要搞细致，应经得起推敲。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再次开会研究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会议对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报告进行了细化研究⁽¹¹⁾，认为在报告中不仅要写交易所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上海的具体设想，而且还要设计交易所的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有关的法规，包括交易所的章程、营业规则与交易办法等。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所的人才需求问题，并要求在当年的11月底拿出方案设计报告。5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前市长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可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当前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的情况以及解放以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¹²⁾

这些目标分散的努力，在1989年底，被一个顺从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历史逻辑的主动行为，聚集成了一个中国证券市场创建的实质性进展。

1989年12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上海理论界代表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彪如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刘波。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参加，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定方案和规划。

会上，甚至基本决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当时的要求是，1990年12月，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将率团来上海访问，所以会上初步的决定是尽量争取在那个时间点开业。⁽¹³⁾

1990年初，三人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现实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¹⁴⁾

可以这么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这个举动之所以说它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的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¹⁵⁾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中，朱镕基曾反复关照三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作或少作宣传。⁽¹⁶⁾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发出只是一则寥寥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响应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唤，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成立。这一绝迹40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这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22个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这与海外媒体广泛而大篇幅的热烈报道，形成极大反差。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所认同和支持。据三人小组成员龚浩成回忆，一年以后，朱镕基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员李祥瑞和龚浩成说，在筹建上海证交所开始之前，他就向邓小平汇报过，邓小平当时说：好哇，你们试嘛。⁽¹⁷⁾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¹⁸⁾。

随即在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¹⁹⁾，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委（1990）100号文〕精神，向我们报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我们认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

国务院对此报告十分重视，仅仅过了十多天，10月8日，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²⁰⁾。

11月26日，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

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其实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始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上海还准备得更充分和前行一点。

1989年9月8日，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示》。

1990年8月22日，深圳市政府任命王健和禹国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由王健主持全面工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经视察交易所筹备情况后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同时，决定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

但直至1991年4月11日，试运行5个多月以后，深圳才正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地位予以承认。深圳证交所最终在1991年7月3日举行了正式开业典礼。⁽²¹⁾

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柜台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个。因此，深圳证交所成立时，市场的大宗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与深圳不同的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除“老八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3种，87至91年国库券4种，工行债券6种，交行债券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以及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

与此同时，为中国证券交易所酝酿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北京“联办”，创办了以国库券流通交易、机构交易商为主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²²⁾，于1990年12月5日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²³⁾

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过程可见，催生它的契机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也脱离了所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历史自有它自己应对这种悖论的幽默。如果没有1989年政治风波的折冲，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也许真的会如“巴山轮会议”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托宾先生所建议的，中国可能在20年内不会开放股票市场。至少不会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由当时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批准和主导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一直到1993年之前，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到1992年，沪深地方政府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证券市场运作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其他有关证券市场运作的专项法规。沪市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7年1月）、《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0年11月）和《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6月）；深市主要有《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1986年10月）、《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5月）和《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2月）……两大报价系统也引进了坐市商制度等规章，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市场化的探索基本覆盖了证券市场运作的主要方面，操作性强，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订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但是，两地市场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地方财政包干和切块管理的做法客观上形成了地方利益割裂和资金融通的不通畅，使得整个资金市场无法形成统一、畅通的市场渠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证交所成立初期上市的沈阳金杯，两地政府在安排沈阳金杯在上海发行上市的同时，作为补偿而要求安排一家上海企业在沈阳发行企业债券。

而在证券交易所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也给证券市场描绘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²⁴⁾的第二条这样说：“中央、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的批复明确规定，建立证券交易所是以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为发展对象。根据这一批复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吸收上海市内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为会员。”这也是上海与深圳证交所在成立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背景因素。两个证券交易所在成立最初到1992年前后，各自上市交易的企业仍主要是本地企业，发行上市也是如此，所以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后的最初阶段仍呈现着地方性区域市场的特征。

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从民间为主推动进入地方政府为主推进，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到1992年，出现了市场快速推进和中央政府急剧担心的双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