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第二节　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

一、1949—1977年的国防支出

国防支出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消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基本保证，而政府的国防支出就是为政府正常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安全保障。新中国建立初期，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大，1950年为41.1%，1952年33.61%，这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初，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当中，导致巨额的战争经费开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变化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回落，到1977年该比重为17.67%。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变化情况见表10-1。

表10-1　中国1952—1977年国防支出数据表

续表

资料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图10-1显示的是中国1952—1977年国防开支的变化情况，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尽管财政支出规模较小，国防支出规模仍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战争费用骤降。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国GDP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而另一方面，中国财政支出也维持着一个增长的态势，但国防支出出现了回落的趋势，到1958年，中国国防支出只有50亿元，这是历年国防支出的最低水平。此后连续四年，中国的国防开支都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如1959年中国国防开支是58亿元，1960年中国国防开支也是58亿元，增长率为0。

图10-1　1952—1977年中国国防支出规模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历了中印自卫反击战和中苏珍宝岛战争，但从国防支出来看，并没有表现出大幅度增加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场战争规模较小，而且很快结束。但从具体年份来看，仍然可以看出国防支出的变化来，比如1969年国防支出为126.18亿元，比1968年增加了32.09亿元，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各年中的最大增幅。此后几年，中国为了加强备战，国防支出持续增加。到1971年，中国国防支出达到169.47亿元，无论是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从1971年以后，中国的国防支出出现回落的趋势，到1977年，中国国防支出的规模为149.04亿元，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7%。

二、1978—2009年国防支出

从表10-2中看出，1978年，中国国防支出为167.84亿元，1979年增加到222.64亿元，国防支出增速为32.65%，到1998年，增至934.7亿元，到2009年，增至4 951.10亿元。尽管国防支出的总量增加了5.6倍，但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下降的，从1978年的15%，下降到1998年的8.7%。国防支出的增速，除1979年大幅度增长外，整个20世纪80年代，呈缓慢增长态势，而且要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防支出的增速有所加快，但也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到了21世纪初，由于受到美国“9.11”事件的影响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各国都增加了国防支出，中国也不例外，在最近几年，受国际复杂多变的因素影响，国防支出的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但从绝对量看，中国国防支出开支的规模仍然不大。

表10-2　中国1978—2010年国防支出数据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2010的数据来自统计公报。

三、GDP与国防支出的协整分析

用表10-2的GDP和国防支出数据，设GZH表示国防支出，对其进行对数变换进行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对序列LnGDP和LnGZH及其差分形式进行ADF检验，滞后期根据AIC准则来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0-3所示。

表10-3　GDP和国防支出对数值及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n)分别表示在ADF检验机中是否有漂移项、时间趋势和滞后期，D(LnGDP)和D(LnGZH)为LnGDP和LnGZH的一次一阶差分。*表示在显著水平1%的临界值。

(二)　协整检验

由于LnGDP和LnGZH为一阶单整，即LnGDP～I(1)，LnGZH～I(1)，因此，对LnGDP和LnGZH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考虑协整回归方程:

LnGZH=a+bLnGZH+u

用OLS法得到回归结果:LnGZH=-0.281 7+0.859 1LnGZH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u～I(1)，即LnGDP和LnGZH不存在协整关系。

从1978年以来，尽管中国国防开支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国防支出的增速与GDP的增速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说明，中国国防支出的增长有其特殊性，它并不与GDP的增长保持协整关系。

图10-2显示1978—2009年中国GDP增速与国防支出增速的情况。

(三)　国防支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关于国防支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源于本诺伊特1973年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防与经济增长》一书。此后，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文献，研究国防支出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从20多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形成了两种相反的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防支出保障了国家安全，改善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环境;同时，国防支出还产生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意味着国防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防支出减少了投资以及消费可以利用的资源，阻碍经济增长;同时，国防支出还可能引起降低效率的经济扭曲，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意味着国防支出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终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至今尚无定论。

图10-2　GDP和国防支出增速

从根本上讲，国防支出，受制于一国的经济增长，而一国经济增长的获得，又必然是在国防提供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实现的。一般而言，国防开支规模越大，一国的威慑力就大。尽管在战争时期，一国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用于战争，但要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国防支出，没有一国经济实力支撑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一国国防费用的开支应以能提供安全的保障为界限，这样，一国国防支出费用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才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国防开支属于政府的一项非常特殊的消费，因为国防消费是一项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消费。事实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防产品的配置上，已经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尤其是加强了高科技国防产品的建设，这对提高中国国防的威慑力，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对国防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用于国防的费用加强了信息化的建设。另一方面，高科技国防产品的出现，又促进了民用高科技产品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政府的国防消费，既可以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保障，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当然，在国防领域，政府消费并不遵循一般消费的规律，而是依据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国家安全考虑来加以安排，尤其是在非常时期，政府的国防消费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旦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政府消费就会以国防产品为中心，其他消费都得服从于政府的国防消费，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在和平时期，政府的国防消费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它对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可以促进民用品的升级换代和生产力的提高。

一般而言，在和平时期，国防支出对经济运行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宏观上，国防支出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防支出的直接职能是创造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一职能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有助于创造稳定的国内投融资环境，吸引外国长期投资，确保本国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有助于保证国家的领土、资源不受外来侵犯，有助于确保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开拓国际市场，有助于国家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等等。

2.在微观上，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来体现

由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不断地相互进行着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产生了直接的积极作用。

从国防支出对经济的需求拉动方面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投资拉动作用。国防领域的资金投入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规模扩张，这一扩张带动与之相关的民用经济的上下游产业的相应规模扩张，从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产生投资乘数效应，最终以总需求的扩大带动经济的增长。与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钢铁、机械、材料、电子以及高科技等产业往往充当国防投资拉动功能的传导媒介。

(2)　消费拉动作用。国防领域(包括国防科研生产和军事武装集团)的生产资料消费和生活资料消费作为必要消费，最终来源于民用经济领域，因此，国防消费需求构成了社会总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扩张与收缩必然影响到整体经济的扩张与收缩。

(3)　财政调节作用。国防支出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支出的流量和流向不同，不仅直接影响到国防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而且可以通过相关工业的传导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规模和结构。此外，还可以通过合理选择国防支出增减的时机与环境，来加大国防调节的力度，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4)　结构优化作用。一国的国防经济结构总体上是由国民经济结构决定的，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国防竞争激烈，各国往往优先将其资源投入到这一领域，因而国防经济结构往往优于国民经济结构，表现为技术结构先进，人力结构优化，产业演进速度快，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等。优化的国防经济结构一方面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又给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使得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

(5)　布局优化作用。国家生产力布局一般是由经济效益引导的，往往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等发达地区;国防生产力布局则主要由安全效益引导，往往是在一国范围内分散布局，这一方面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军事经济成本，但另一方面又可以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工业的发展，使全国生产力布局趋于均衡。

(6)　示范辐射功能。一方面由于国防集中了大量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优秀人才，资金也相对充足，从而对当地民用经济产生传导和辐射作用;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尤其是军队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集体精神、团结协作精神、民族凝聚力等，是社会先进文明的代表，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示范激励作用。如1998年抗洪救灾中军队所体现出来的“抗洪精神”，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从国防支出对经济的供给推动方面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科技的转移与扩散。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由于国防科研力量雄厚，技术上往往处于领先地位，对民用经济产生“协能差”。如果能将国防科技的“能量”释放于民用经济中，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美国“阿波罗”计划，由于重视了技术转移，每投入1美元，就能在民用领域中产生14美元的效益。国防科技向民用领域的转移途径之一是通过军地联合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这种技术从其研制之初就考虑到军民两种用途，研制成功则同时应用于国防和民间;二是通过国防技术的解密与转让，对超过保密期限或失去保密价值的技术开发其民用经济价值;三是利用国防科研力量解决民用技术难题或军地联合攻关等。国防科技的转移，不仅包括技术，还应当包括先进的管理方法的转移，如系统工程、运筹学等都是在军事上首先应用然后推广到民用经济中去的，美国国防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推出的“PPBS”(规划、计划、项目预算法)也已在工程设计、项目规划中得到广泛应用。

(2)　资金的供给与流转。大量资金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直接的。投入国防的资金最终要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交换和消费流转到民用经济领域中，在为其相关产业注入资金的同时，也加速了国民经济资金的流转速度。其流转途径:一是国防生产与建设从民用领域购买生产资料的同时，使国防资金加入国民经济资金循环，二是国防领域的人员包括国防科研生产人员和军事武装人员的生活消费资料要从民用领域取得，从而使国防资金流入国民经济。

(3)　国防生产能力转作生产民品和国防基础设施转民用。和平时期，利用部分国防剩余生产能力进行军民结合或全部转产民品，既可以弥补国防资金不足，又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如国防的公路、机场、码头、通讯设备等在和平时期都可以全部或部分转为民用。

国防支出对经济运行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总投资效应。从标准的资源配置理论来说，社会总资源最终不是用于投资，就是用于消费。如果属于消费性质的国防支出增加，社会总投资就会减少。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国防支出增加导致社会总投资减少，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2)　总需求效应。国防支出会直接增加总需求，总需求的增加会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特别是可以提高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而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将提高利润率，进而提高增长率。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供给增加，与需求增加相匹配，故国防支出增加可能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

(3)　总体排挤效应。在财政状况本来就不佳的情况下，国防支出增加将使预算赤字进一步加大。赤字支出增加，一方面可能导致民间支出减少;另一方面会减少政府储蓄，降低国民储蓄率。

(4)　预算排挤效应。在预算支出总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国防支出增加必然减少其他支出。如果削减的是保健支出和教育支出，就会阻碍人力资本形成。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形成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5)　开放经济效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防支出增加，很可能导致军用商品进口增加，民用商品进口减少，降低外国储蓄(或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到本国，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

(四)　决定国防支出规模的因素

1.经济因素

国民经济是国防经济的基础和源泉，国防经济受国民经济的制约。国防支出规模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实力越强，能用于国防方面的支出就越大，经济实力越弱，国防开支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国民经济制约国防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防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支出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十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 979.38亿元。以国民经济为坚强后盾的国防经济，有力地推动了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如:国防工业获得了研制战略武器的财力和能力，先后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中近程导弹、远程运载火箭等。与此同时，国防常备军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事实证明，只有国民经济兴旺发达，国防经济才能获得充足的源泉。二是国防经济依赖于国民经济大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更多的军品生产，还需要依靠国民经济的生产体系。国民经济系统为国防工业系统创造出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国防工业就只能生产和供应什么样的产品。当前我们有很多军品、装备较为落后，其原因就是我国整个生产力水平较低，国民经济的生产系统尚不能为国防生产系统生产出高精尖的机械设备，也提供不了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高优质特殊材料。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国防经济“孤军奋战”，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来逐步解决。

要依据国防任务制定国防经济发展规模。所谓国防任务，是指一个国家防卫本国领土、主权、制度的安全和保障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工作、事务和目标的总称。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国防发展战略”、“国防战略”等都体现或包含了国防任务。国防任务的完成，必须依靠一定的国防力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而一定的国防力量又必须以一定的国防经济为基础。换言之，一定的武装力量需要一定的经费来维持，一定的国防物力又依靠一定的国防生产。所以，不是有多少钱养多少兵，而是有多大任务就得养多少兵，就得建设相应规模的国防经济。

2.社会因素

为保持社会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保障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不受侵害，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必须保留充足的军力用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参加抢险救灾，是国家和人民赋予军队和武警部队的重要使命。在抢险救灾中，军队和武警部队主要担负解救、转移和疏散受困群众，排除或控制重大险情、灾情，保护重要目标安全，紧急抢救和运送重要物资，抢修道路、桥梁，进行潜水作业、核生化救援、重大疫情控制和医疗救护，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赈灾和灾后重建等任务。

我国国防建设的使命需求日渐扩大。现阶段，我国的国防建设至少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新需求:一是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执行国际维和使命、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开展国际人道救援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二是应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任务显著上升，包括打击公海匪徒、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三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能源的需求加大，如何与相关国家共同维护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满足这类新需求，解决这些新问题，每一项都需要增加相应的经费。例如，我国政府不久前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去1 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所需费用就不能说是个小数目。

当前，国际极端势力的出现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地区稳定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矛盾的发展和国际原因，由于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在中亚、南亚等地，出现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三种势力相互勾结、迅速扩展的势头，它们在世界各地连续制造“热点”，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地区稳定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9·11”事件尽管过去几年了，但它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创伤却远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除。虽然国际社会反恐声浪空前高涨，各种措施不断加强，但重大恶性恐怖袭击事件仍接连发生，甚至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班牙“3·11”列车连环爆炸案和俄罗斯北奥塞梯人质事件，造成了众多无辜生命的伤亡。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反对恐怖主义将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3.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因素。由于国防支出主要是用于防御外敌，因而同国内政治似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国内政局是否稳定，各地区之间是否协调，各民族之间是否团结，老百姓对政府的服务是否认可等，实际上会影响到国防支出的规模。至于国际局势对国防支出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国防实际上是两国间或多国间的一种博弈行为，在这种双方或多方博弈均衡中，一方的行为取决于他方。如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虽早已结束，战争的危险却依然存在，因为“热战”虽已停止，“冷战”却紧锣密鼓地进行。处在这样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无疑都要做好准备，或准备侵略，或准备反侵略，使国防开支居高不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虽然局部战争仍然存在，但战争的危险毕竟日趋减少，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曾掀起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裁军活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国防支出大多相对减少。这说明国防支出规模与国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我国也把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推到了首要地位，国防经济建设要服从和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裁减了百万军队，压缩和控制了国防支出费用，削减了大批军品生产任务。海湾战争后，我国根据世界局势一超多强的现状，开始有步骤地调整国防力量建设，军费开支也有所增加。所以，国防经济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要求我们，要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既不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不能认为战争从此消失。要善于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国际形势。只有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国防经济的建设才有明确的目标。

4.经费使用效率因素

国防服务虽不像私人商品那样可以进行直接的成本收益考察，但也是有效率可言的。私人商品的效率考核重点放在既定成本下的利润最大化，而国防服务的效率衡量则重点放在既定目标下的成本最小化。在国防的目标已定的情况下，经费使用的效率越高，国防支出的规模就可以越小，反之亦然。

5.兵员制度

一国政府在动员兵力时，可以采取完全自愿的方法，也可以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前者称为自愿兵役制，后者称为义务兵役制。两种不同的动员制度各有利弊。一般讲，义务兵役制可以有效地保证兵员供给，军事人员的薪金常常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时的工资水平，有助于减少直接的军事开支费用。但相应地，国家需要更多地承担他们退役后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自愿兵役制可以给每个适龄公民以平等选择的机会，有助于实现官兵的报酬与其机会成本的均衡，也有利于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从总体上看，理论界更倾向于选择自愿兵役制度。

此外，一定时期的国防开支，还受物价水平、技术水平和地域因素的制约。就技术水平来说，它对国防支出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国防服务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发展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只有高新技术的发展才能为国防服务奠定现代化的基础。第二，国防需求的外生性决定了国防技术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强大的国防是建立在一国自身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就地域因素来说，一般地，一国地域越是广大，国家用于保卫疆土的防卫性支出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