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述评

一、国际视野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述评

(一)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专著^[1]

在政府绩效审计实践发达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许多学者长期致力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们出版的专著对推动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时间来看，Knighton于1967年出版的《州政府事后绩效审计》是第一部说明政府如何推广绩效审计的专著。Knighton从学术和职业的角度，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由总审计师对国家有关机构、部门的管理层进行独立的检查，以解除其对项目管理的忠诚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责任，并向立法机构提供评价报告”。作者认为，建立绩效审计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强立法机构的力量，以保持权力的平衡。

Leo Herbert是杰出的政府审计专家，他的《管理绩效审计》一书出版于1979年，全书共分十五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审计计划、程序、工作底稿、证据、利用专家和顾问以及审计报告等绩效审计的实践性内容，作者关于绩效审计的观点包括:

(1)绩效审计包括管理审计和规划审计两种类型，管理审计针对某一高层主管所负责的机构中的所有内部经营活动确定机构是否最佳地利用各种资源使收入或效益保持不变并降低成本或缩减支出，或者使成本或支出保持不变并增加收入或提高效率，或者使收入、效益以高于成本或支出的速率增加。规划审计是为了评价和报告在取得预期成果的过程中是否有效地利用资源。

(2)强调评价管理控制在确定管理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中的重要性，绩效审计的管理控制包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个方面，管理控制就是确保组织目标得以实现的各种计划、人员和其他资源，及所需的其他计划、政策、规程和实务。

1982年，Richard Brown与人合作完成了《政府绩效审计:概念和案例》一书，该书结合案例系统论述了绩效审计的产生、要素、技术问题、环境和绩效审计实施这五个问题，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

(1)绩效审计是对传统审计在逻辑上的延伸，又是传统审计与其他领域技术与发展的结合;

(2)绩效审计包括管理审计和效果性审计两个要素，管理审计强调资源投入和产品(服务)产出的关系，效果性审计侧重评价政府服务的价值，或政府行为后果的价值;

(3)绩效审计中不存在一致或统一的方法用于评价不同公共部门项目的业绩状况。

早期两部著作的作者都具备丰富的绩效审计实践经验，其共同特点是以操作性见长，更像是对绩效审计实践的经验总结，类似于教科书或工作手册，有助于人们理解、认识政府绩效审计。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在理论性和系统性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1985年，John Glynn的专著《公共部门绩效审计》出版，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专著在研究方面的不足。该著作的贡献在于:

(1)强调了绩效审计与公共受托责任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共受托责任是在政治家和公众双方相信公共资源按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要求使用时产生的，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有向选民陈述自己行为的义务，绩效审计的发展是公共部门各层次改善受托责任的共同要求;

(2)把绩效审计看做是公共财务控制的一个方面，通过对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和报告，绩效审计可以改进公共受托责任，强化公共财务控制;

(3)系统论述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含义，并在英国的制度背景下探讨了绩效审计在效果性评价中的定位。

另外一部以受托责任和政府审计为研究重点的著作，是James Cutt于1988年出版的《加拿大综合审计:理论和实践》，该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

(1)把受托责任分为程序性受托责任和结果性受托责任两类，前者要求按照既定的标准(GAAP)编制财务报表，审计鉴证强调的是报表编制的公允性;后者强调稀缺资源的使用效果，审计侧重于经济效益评价。受托责任范围的逻辑性扩展，使审计目标扩展到遵循性和绩效审计领域。

(2)认为效果性可以透过与支持性目标和主要目标的关系加以理解，支持性目标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效果性，虽不向组织外部提供产出，但却是向外部提供产出的前提条件，例如组织内部有效沟通，以及组织雇员之间的激励机制等;主要目标反映的是向组织外部提供的产出，如产品、服务、技术和态度等，是公共项目在社会中的具体化。

(3)认为绩效审计通过评价和报告配置目标、再分配目标、社会稳定性目标的实现程度，服务于社会整体价值实现。作者试图建立一个综合审计模型，是一部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著作。

2001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出版了由Ronell Raaum和Stephen Morgan合著的《绩效审计:一种评价方法》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

(1)存在信息验证和信息拓展两种基本审计形式，财务报表审计是信息验证审计的最常见形式，而绩效审计则是最常见的信息拓展审计。

(2)在信息拓展审计中，审计师通过发表报告提供信息，审计师还通过其收集的已有数据或原始数据进行信息拓展，信息可以是财务性的或者项目性的。

(3)信息时代的绩效审计师应不断提升已有信息的价值，并提供新信息，政府审计师对所有的政府行为提供信息，主要为受托责任和决策服务。

(4)对绩效进行评价是绩效审计的组成部分，绩效存在多个不同的方面，受托责任、决策、管理控制、自我控制、持续改进和资源预算等潜在使用者都需要绩效评价。

(二)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期刊论文

随着政府绩效审计实践的不断发展，绩效审计研究正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除了上述专著外，国外学术性期刊上也发表了大量政府绩效审计的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除了那些描述性、介绍性的文章，国外学者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领域。

1.政府绩效审计比较研究

政府绩效审计在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法律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既表现出作为同一种事物所具备的共性，又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显现出独特的个性。政府绩效审计具备的这种特征为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创造了条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绩效审计，人们可以求同存异，不断深化对绩效审计的理解和认识。

1985年，Glynn发表了一篇题为《货币价值审计——国际概览和比较》的论文，开创了政府绩效审计比较研究的先河。论文对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典六个国家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内容侧重于各国政府绩效审计的起源、法律依据、工作重点以及具体特色。例如加拿大政府绩效审计强调“受托责任”和“价值为本”两个控制主题;澳大利亚绩效审计主要关注资源利用的效率性和经济性，而效果性检查则是总理各部和内阁的职责范围;新西兰绩效审计则运用控制、鉴证和权限、报告及效率性和效果性等综合性方法;瑞典的合法性与经济性监督是分离的，议会巡视官(Parliamentary Ombudsman)和司法大臣分别代表议会和政府监督行政机构的合法性，经济控制也是分开的，议会审计由12名议员组成的审计小组来实施，主要负责效果性审计，中央政府机构的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由国家审计局承担，机构之间保持联系，相互配合。这篇文献后来也收录在他的名作《公共部门绩效审计》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研究在沉寂十年后重新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且比较的范围更广泛、内容更深入。1995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下级的公共管理服务部对各成员国最高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的情况作过调查，获得了13个国家的数据，Barzelay(1997年)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深入比较了各国政府绩效审计所表现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除葡萄牙外，其他十二个国家最高审计机关都开展了同类型的绩效审计。作者从分析单位、检查方式、评价范围和关注重点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归纳出七种不同的绩效审计类型。

Pollitt(荷兰)受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局的资助，主持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1995—1997年)，主要内容是调查欧洲五国(芬兰、法国、荷兰、瑞典和英国)的最高审计机关(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开展绩效审计的状况，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发现五国政府绩效审计的趋势和规律。研究小组采用调阅文档、访谈、利用职业和学术文献等综合方法，经过比较分析，分别在绩效审计方法、绩效审计标准、绩效审计产品、绩效审计专业技能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上述文献主要以各国最高审计机关的绩效审计为研究对象，Johnsen等(2001年)则以挪威和芬兰两个北欧国家市、县级地方政府的绩效审计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随着公共部门推行以分权为特征的改革，中央政府逐步把公共资源的决策和管理、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当作中心控制系统，作为外部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政府绩效审计不仅代表政府，更主要的是代表公众的利益。这项比较研究主要关注政治环境中地方政府绩效审计系统和实践。作者从审计师和被审计组织中选择了九位专家，调查他们如何使用绩效审计报告以及对已完成绩效审计项目的印象。

2.制度变迁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

绩效审计处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一系列总体的制度安排之中，其运行势必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绩效审计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也深深影响着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在国际上，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整体制度安排与政府绩效审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使该领域成为政府绩效审计的“热门”。这种研究一般循着两个思路，其一是以某个国家为样本，采用过程描述、文档分析、历史事件研究等多种方法，系统地考察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通过事后的调查或实证研究检验第一类研究中的相关结论是否正确。

活跃于该领域的学者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其中澳大利亚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Hamburger(1989年)曾描述绩效审计技术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认为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利益冲突的个人和团体间不断争论的过程，他认为澳大利亚审计总署对项目审计的态度在1974年和1989年曾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归结为连续三任总审计长的个人影响。

澳大利亚联邦审计法案修订时遗漏了有关效果性审计的内容，也未对效果性审计做出解释，这使审计总署在执行绩效审计时面临很多困惑。许多政府官员对法案进行解释时都认为法案规定的绩效审计范围仅限于经济性和效率性领域，从而把各种形式的效果性审计排除在外。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对澳大利亚审计总署是否执行了效果性审计也存在争议。

Parker和Guthrie(1991年)对澳大利亚总审计长对绩效审计的管辖权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官方文件和解释都规定审计总署的绩效审计已经包含效果性审计，但这里所说的效果性审计的标准是指被审计单位内部的控制设计是否起到了改善和监督效果性的作用，而并不是对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发表意见，因此不能根据官方公告和文件确定总审计长的实际管辖权。

McCare和Vada(1997年)检验了1992—1994年间的23份绩效审计报告所提出的440个审计建议，其中有219个涉及效果性，占建议总数的49.77%，这表明审计总署正在广泛开展效果性审计。在效果性审计建议中，有168个被接受，占所提建议的77%，这表明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说，效果性审计与其他类型的绩效审计同等重要。在效果性审计的实践中，审计总署还是有所侧重，仅评价项目运行的程序和影响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而避免对政策信息、内容或目标的价值发表评论。

关于澳大利亚政府绩效审计的最近一个研究发表在Abacus杂志上，Guthrie和Parker(1999年)采用历史事件研究法，研究了澳大利亚联邦公共部门绩效审计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发展历史。这项研究划分了四个阶段:澳大利亚皇家行政委员会的效率审计变革(1975—1979年)、第一份效率审计报告以及绩效审计的兴起和衰落(1980—1988年)，公共账目联合委员会调查(1989—1992年)及新审计法案的通过(1993—1998年)。作者认为，会计越来越被看成一种社会现象，与各种社会和组织环境相互作用，受这些环境的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这些环境。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政治程序以及组织实现政治程序的手段中包含的巨大利益。个体、组织、制度、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都影响着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在组织和政治环境下，绩效审计应被视为一种可延伸的社会构成，而非一成不变的基础性实践和绩效检查技术。绩效审计更像一个“假面”舞会，是赞助商、演员和观众(议会、管理层和审计总署)不断参与创造和表演的盛大演出，对绩效审计态度和概念的不断转变，就像是随着剧情不断变化而频繁更换的面具和服饰，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个人是否或怎样产生影响，而是个人如何在制度和政治背景下与他人互动。

Jacobs(1998年)以新西兰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为研究对象，解释了绩效审计角色不断变化与政策实施过程的关系。作者借用公共政策理论的分析方法，认为审计总署是一个“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把政府绩效审计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等制度环境之中，分析绩效审计制度如何产生、运行和变化。作为政府追求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以及受托责任机制的产物，新西兰政府绩效审计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财政部逐渐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中心，绩效审计一度被财政部所倡导的公共管理改革所取代。作为“认知共同体”，审计总署具备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将方案出售给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它对绩效审计进行再造，使其在新公共管理的环境下扮演全新的角色，一方面为政府部门管理层提供独立的检查和顾问服务，另一方面为议会下级各专业委员会提供专门研究和咨询服务。审计总署再度掌握了绩效审计的未来，绩效审计这种角色转变揭示了会计技术灵活和颇具争议的特性。

Gendron等(2001年)研究了新公共管理对政府审计师的影响，他们以加拿大阿尔伯特省审计局为研究对象，调阅了自1979年至1997年3月31日的审计报告，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研究涉及审计局的任务、审计标准、建议性质以及审计报告的修辞风格四个方面内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内，阿尔伯特省审计局逐步把自己定位于问题解决者。绩效审计师反复宣传“最佳实务标准”，发现改进机会和提出解决方案，想方设法改善公共管理。政府审计师直接或通过议会的压力，促使执行部门接受最佳实务，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者。

Morin(2001)研究了政府绩效审计对公共管理的影响，他认为，绩效审计隐含着审计师和被审计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审计师试图通过绩效审计影响被审计组织的管理层。一方面，审计师作为影响源，尝试引导被审计组织进行变革，改进工作绩效;另一方面，被审计者作为影响目标，必须确定是否遵从审计师试图施加的影响。作者采用案例分析法，选择了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审计总署1995—1996年实施的六个绩效审计案例来研究政府绩效审计对公共管理的影响，这些案例包括:学生财务资助项目、健康和服务部精神健康项目、市政部水净化项目、严重污染物管理项目、健康保健创新项目及人力资源培训项目。通过分析访谈数据，结果表明其中四个案例并不成功，这说明审计师执行的公共管理绩效审计的实际效果不佳。作者认为，绩效审计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已经促使公共管理产生了积极的改进，绩效审计甚至使人产生了幻觉，被表象所迷惑。

3.政府绩效审计角色和作用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政府绩效审计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早期的会计文献把绩效审计看成是传统审计的一种延伸，强调的是其鉴证和评价的职能，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政府绩效审计的角色和作用成为学者们持续研究的一个领域，至今仍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Wheat(1991年)提出了高水平绩效审计师的概念，认为积极的绩效审计师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在其管辖权范围内能独立地确认重要的社会和政策问题;第二，在外部权威需要的情况下能进行审计创新;第三，重要审计的自我创新;第四，发布诸如预算调查和财务趋势等特殊报告;第五，遵循公认政府审计准则;第六，把社会公众及其代表而非被审计单位或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作为最终客户。

Hepworth(1995年)认为，在公共组织和政府部门中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有限，不应由管理层对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出判断，绩效审计师关注的焦点应该在顾客或消费者一方，有损于大众利益的政策都必须被质疑并进行检查。政府绩效审计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或补充，决定了公共服务的效率性和效果性。

Glynn和Murphy(1996年)认为，在传统的财产保管受托责任下，审计程序不是提供会计记录而是确保记录的可靠性，不是评价受托方的业绩而是确认业绩陈述与既定标准的一致性。但在绩效导向的受托责任关系下，审计师应充当裁决人的角色，应该至少部分判断什么是绩效评价的适当标准。绩效审计关注项目的执行方式，审计师不关注政策本身，而关注政策效果以及效果与政策的初衷是否一致。因此，绩效审计并非政治判断的补充，而是通过提供信息，评价现行政策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从而改进公共资源的运用。

Mark Funkhouser以一篇题为《绩效审计在美国城市发展》的论文获得堪萨斯大学的公共事务和管理博士学位。在论文中，Funkhouser(2000年)提出，绩效审计最重要的特征是对变革的分析，这是绩效审计和传统审计的重要差别。财务审计通过对内部控制和实质性测试的复核，对项目或组织管理层编制的报告进行确认。绩效审计则寻求对被审计项目和组织的积极改进，成功的绩效审计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够影响政府资源配置和决策，作为政治行为，绩效审计能够产生政治后果。绩效审计师为变革提供建议，在这个意义上，审计师与政府政策分析师角色类似。

Percy是苏格兰审计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最佳价值”(best value)审计框架，为政府绩效审计勾画了一幅未来发展蓝图。他认为，低成本并不是最佳价值的代名词，最佳价值审计是审计过程而非审计产出。为取得最佳价值，公共组织必须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通过对计划的制订、实施和监督实现组织目标。在“最佳价值”审计中，审计师评价组织内部是否存在一种制度安排，可通过持续改进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实现最佳价值。对组织而言，审计师不是实现最佳价值的顾问，也不是在组织出现问题时打搅管理层的人。绩效审计师不仅提供有关资源使用和成本比较的信息，还可以发现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弱点，研究改进服务的理念和方法。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师不仅是提供信息的人，还是组织持续改进的分析师，为组织取得最佳价值，提供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

Raaum和Morgan(2001年)提出，绩效审计是信息拓展审计，通过公平和公正的评价，提供有关项目、功能和作业的绩效信息，通过改进政府运行方式和结果实现价值增值。不断产生新信息是绩效审计的特征，政府绩效审计师在整个政府范围内提供各种信息，包括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这些信息涉及客户满意度、成本效益、质量、数量、经济性、使命实现程度、财务状况、及时性及效率性等。

Grifel等(2002年)详细论述了政府绩效审计在绩效评价中的五种传统角色和三种新角色。Pollitt(2003年)在对欧洲五国政府绩效审计开展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政府审计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但至少应发挥四种作用:

(1)作为公共会计师，提供旨在改进公共组织受托责任和透明度的报告;

(2)作为管理顾问，帮助公共组织自我改进;

(3)作为一个科学或研究性组织，创造、发现或区分关于公共组织和项目运作的新知识;

(4)作为裁决者，对公共组织的行为合法性做出判断。

Kreklow(2007年)认为绩效审计可以向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改善项目的效果，或向其他被认为更可能成功的项目分配资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定期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不仅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门对公众服务的效果，而且有助于推动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文化。Linda(2007年)对澳大利亚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进行了研究，他采用Pollitt等(1999年)的绩效审计的分类方法，将绩效审计分为制度基础审计和实质审计，制度基础审计主要检查被审计对象是否遵循有关程序或由审计长制定的最优实践框架;而实质审计则调查与核心活动和使用者所体验的服务质量相关的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更多地体现为制度基础审计，因而它的作用更倾向于使政府的政策合法化而非进行独立监督。绩效审计不具有独立监督作用将会使公私合营项目的预期风险转移，使其他项目的目标是否实现无法得到判断。

4.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研究

绩效审计中面临的关键命题在于构筑一整套用以客观、公允地评价效益的指标体系(吴清华，2004年)，而以“3E”为核心的政府绩效审计也必然要求建立评价指标(Midwinter，1994年)。

Mayston(1985年)将公共部门的决策相关人员划分为投票人或纳税人、投票人或纳税人的代表、政策制定人、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中的管理者，从决策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标准出发，提出了一个非营利性指标(non-profit performance indicators，NPPIs)的设计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是将指标关于决策的九个作用(评估、检查、识别、最大化、最优化、改善、定量、监督和评价)与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相联系，以确定指标内容。

Carter(1991年)认为，良好的绩效指标应具有的特征包括适当的数量(volume)、及时(timeliness)和适当的数据设计(data design)，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绩效指标应当增加绩效纬度，特别是质量和顾客导向，质量指标应当重点考虑过程，即关注服务提供的方式，而非提供了什么服务。

效果性指标是绩效审计指标建立的难点。Handerson and Stewart(1988年)认为，即便是在定义和测量产出上具有真正的困难，但是没有理由放弃清晰的检查产出。他反对绝对的集中于财务测量，但是需要重点考虑成本。同时，他认为，成本和服务的水平自身并不能提供充分的信息，关键是指标对使用者的价值。

Midwinter(1994年)回顾了20世纪70至80年代苏格兰地方政府绩效指标的建立历史。他认为，这段时期的指标建立的方法论哲学来源于目标管理和计划程序预算制度(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s，PPBS)，这些制度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决策模型之上的，而现实世界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得这一时期指标的设计存在方法论上的不适应性。

Morin(2001年)以加拿大审计师实施的货币价值审计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货币价值审计评价指标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价值审计在实践中可能是无效的，审计长必须认识到重复以往的审计建议对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意义不大。与Morin(2001年)的研究结果相反，Andy(2002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八十名政府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了解他们对绩效评价指标的看法，得到了其中65%的官员的反馈。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绩效评价指标的发展和运用中，官员更看重效率和效果这两个指标，较少看重工作量和职员比率这两个指标。从总体上看，政府官员认为绩效审计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着难以运用的问题。

Pollitt(2003年)对英国、法国等五个国家的最高审计机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最高审计机构都宣布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但实际上效果性审计非常少见。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的指标并不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是“优良管理实践”或“优良行政管理”等类似的指标，这类评价指标在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制定的准则中作为“经济性”条款的内容被提及，然而这类评价指标比较模糊。有时审计人员按照“优良管理”原则来实施审计，但在很多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并未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此时审计人员必须以自身对“优良管理”的认识为依据来确定评价指标。

5.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

Yamamoto(1986年)认为审计评价方法包括经营研究(operation research，OR)、成本收益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并区分了这几种方法的应用。他认为当组织所面临的环境不可控制使得最优解决方案作为审计标准不切实际时，在这些领域内应当采用经营研究的方法;统计分析法适用于一些程式化的问题，如估计成本函数;成本收益分析是典型的程序影响效果的评价方法;统计分析，如回归分析，在很难对影响作用进行演绎推断的领域内具有优点，但不适用于比较备选方案;如果被比较群体或地方政府的相似性能够得到保证，比较实验方法则是可取的。

相对传统财务审计，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定量评价技术在绩效审计中的运用。如Mayston(1985年)认为，与企业计划的管理职能、投资评价和价格政策等相关的是定量信息，一个系统的绩效审计需要适当的(定量)评价和预测技术。Grimwood和Tomkings(1986年)沿着Abdel-Khalik和Ajinkya(1979年)对研究的划分方法，即分为一种是归纳的、描述性的，寻求说明现实是什么的方法(naturalistic paradigm);一种是演绎的、说明性的，寻求的是解释世界应当是什么的方法(scientific paradigm)，指出在绩效审计中对于效率审计应主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对于效果性审计则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Anand(1988年)通过分析定量分析技术在审计计划、冲突性绩效指标的评价和效果性评价的应用，认为绩效审计应当开发定量的分析性技术。其他的一些评价方法和模型的探讨的学者包括House(1980年)、Guba和Lincoln(1981年)、Tomkins和Groves(1983年)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顺应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绩效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审计形式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使研究方法更丰富完善。Funkhouser(2000年)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美国城市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的实施与S型分布的经典变革模型一致，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审计师的创新特征(例如审计师获得硕士学位、审计师是职业组织的成员、每年参加专业会议的次数、具有审计职业界的朋友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城市的大小、其他实施绩效审计城市的临近程度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议会治理环境(例如小型议会组织、对议会成员普选的严格限制、由议会的主管来任命其他成员等)负相关。另外，如文本分析法(Hatherly和Parker，1988年;McCrae和Vada，1997年;Radcliffe，1999年)、事件研究法(Radcliffe，1991年)、统计数据分析(Chalos和Cherian，1995年)等无干扰研究方法，以及访谈(Johnsen，2001年)等统计调查研究方法被运用到政府绩效审计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