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品专卖的流行

第三节　“寓税于价”消费税思想的深化：消费品专卖的流行

“寓税于价”消费税思想和政策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至秦汉时期，国家对财政经济的干预力度和范围，不时有所扩大。秦王朝在各地设置铁官，但并未对全国盐铁进行控制垄断，只对盐、铁收税。所以，秦至汉初的盐铁等消费品的利益，全部落在了少数富商大贾的手中。至武帝，对盐、铁、酒等消费品实行专卖，通过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继而通过提高其价格来获取财政收入，这一政策深化了先秦时期“寓税于价”的消费税思想。

一、“寓税于价”消费税思想深化的客观基础

汉武帝时期，对盐、铁、酒等消费品实行专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军政费用的需要

自汉王朝建立到武帝即位，北方边境一直未能稳定，安帝延光二年，尚书陈忠上疏谈了这一情况，他说：“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财币縻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25]这里说明了，同匈奴作战的原因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财政困难。其次，国防建设也需要众多的经费。“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若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26]可见，盐铁专卖的直接原因是武帝实边扩土，国力耗费太大，原有的赋税满足不了需要，只得另辟新的来源。

2.抑制商人兼并，巩固政权的需要

桑弘羊在同贤良文学的辩论中说，专盐铁之利只是一个方面，不是所有方面；盐铁专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27]。如果“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28]。他举例说：“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财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29]可见，盐铁专卖的主要原因是分商人之利，限制其资本的发展和防止豪强大家发展私人势力，危及国家政权的巩固。

二、“寓税于价”消费税思想深化的表现

1.有关“寓税于价”思想实质的争论

这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寓税于价”消费税的征收是否是与民争利，主要有两派观点：

一是反对派的观点，以董仲舒、司马迁、贤良文学为代表。其中，董仲舒从以德化民、重义轻利的思想出发，对于盐铁专卖表示反对。他主张“盐铁之利尽归于民”^[30]，以拓宽人民的生活之路，只以正常的赋税收入维持封建政权的支用。董仲舒用天道论来论证不与民争利的合理性，他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31]。封建政权担负着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的责任，它要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或利用官产取得一定收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封建政府可以无限度地提高专卖价格，有关官吏也势必乘机上下其手，从中渔利。这样，必然要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要求以规范化的赋税代替封建政权的专卖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贤良文学也从专卖带来的弊端方面入手强烈地反对通过“寓税于价”来获取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认为这也是与民争利。他们从“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古训出发，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蓄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32]，主张在藏富于民的基础上保护税源。同时指出，“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33]”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论是采用赋税的形势，还是采用商业利润的形式，都是取之于民，都是与民争利。司马迁亦明确提出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若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34]，盐专卖以后，“贾贵，百姓不便”^[35]，买不起盐的百姓只好淡食，这些观点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另一派观点是以桑弘羊为首的认为山海资源的利益本来应属于国家，所以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36]，赤裸裸地表明“王权就是私有财产的权力”^[37]。汉代文学家扬雄曾说：“或曰：弘羊榷利而国用足，盍榷诸？曰：譬诸父子，为人父而榷其子，纵利，如子何？”^[38]父子之间交易，如果父亲实行专卖，纵使获了利，儿子怎么办呢？专卖不能增加财富，只能改变财富的分配状况而已。桑弘羊的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过是限制赋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通过垄断山海资源来满足财政需要。这种思想，无疑会鼓励官吏用可能想出的商业性手法进行聚敛，而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强制性很强的税收手段取得财政收入。这是对先秦时期“寓税于价”消费税思想的继承和深化。但同时，这也就使人治之风在财政领域内蔓延，使具有法制特点和相对稳定性的赋税受到排挤。

2.“寓税于价”体现出国家强烈干预经济的思想

对于盐铁这类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通过垄断其生产、销售，继而“寓税于价”，本身就体现了封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强烈意识。关于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进行控制和干预的好处，桑弘羊等人在论证时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有利于百姓。政府通过对盐铁等物价的干预和调节，使物价稳定。桑弘羊认为，只有政府干预物价，才能避免“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39]，才能“平万物而便百姓”^[40]。

第二，有利于西汉王朝的巩固。桑弘羊认为煮盐、冶铁等行业只有豪强才能经营。“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41]“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42]他一再指出，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是有经验教训的。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二业，由政府直接控制经营，以防止“并兼之徒奸形成”^[43]，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

第三，在“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前提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贤良文学曾提出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无论是以赋税还是商业利润的形式都是取之于民的观点，而桑弘羊却认为，“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44]。事实上，国营商业取之于民同桑弘羊所说的“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并不矛盾，因为国家所得之利，可以只是原来富商大贾所获之利，夺了富商大贾之利，并未增加百姓的负担。这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一消费税原则的体现和深化。

汉代政府对盐铁实施“寓税于价”的消费税政策，具体的干预作法，据《史记》记载，由官府招募人民自费制盐，制盐所需的锅盆等器具，由官府供给。盐制成后，由官家定价收买。汉王朝在全国28郡国34县设置盐的经营管理机构，原来的大盐商多利用充当官吏，以掌管食盐专卖业务，而由孔仪、东郭咸阳和桑弘羊总管。又在产铁的地区设置铁官，不产铁的地区设置小铁官，以管理采铁、制铁事宜。制成的铁器，必须全部卖给铁官，由官府售卖。当时，全国39郡国、48县都设有铁官，原来的大铁商也被任为官吏，以掌管铁的专卖业务。

汉代还规定了严格的惩处措施，“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45]。就是说，对于私自铸铁或煮盐的，不仅要受刑罚，还要罚没器物财产，罚则是十分严格的。

3.“寓税于价”对象扩展至酒

这也是本时期消费税思想深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行了酒榷。桑弘羊自己说，酒榷是少府的官员提出来的，“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救民于难也”^[46]。桑弘羊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汉武帝同意，在全国推行。所谓酒榷，据应劭解释：“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韦劭解释：“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酒榷就是酒的生产、销售均由官府垄断、专利。但是，酒的专卖制度实行时间不长，16年后，昭帝始元六年，因贤良文学的反对而停罢，改为对酒征税，每升纳税四钱^[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