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税”市税思想

第二节　“估税”市税思想

在前面两章中曾述及市税，主要是指对行商征入市税和对坐商征税，是指营业者在市内占有（无论是暂时还是较长时间）一定的场所而交纳的场屋税，这可以看做是狭义的或传统的市税，这一类市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存在，且呈现出新的征收思想。其实，市税的范围还要广一些，按照货物的交易额征收的税，更是市税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类性质的税在东晋南朝时有个新名称，叫做“估税”，与过去的交易税有历史的渊源，也有新的时代特点。

一、革除传统市税制度弊端的思想

在秦汉时期，统治者就注意到市税征收的重要性，且当时征收市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而非出于财政收入的目的。但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政局动荡、战争不断的大背景下，统治者开始站在增加国家收入的角度来看待市税，因此使得市税思想呈现出新的变化。

由于这一时期各朝代的统治者都出于财政考虑加重了市税的征收，使得百姓深受其苦，有的统治者意识到了这一危害，便主动进行改革。如西晋武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除一年为期的市税；刘宋时，建国之初也下诏减轻市税，但这些调整和改革都收效甚微。

至南齐初，市税征收十分繁重，故豫章王嶷到荆州任刺史时，针对市税滥重的问题，改定规章制度，以税还民，使之成为定制，又禁止市税税及苗籍，并限制官吏经商，盘剥百姓，因而受到百姓的欢迎^[14]。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太孙继位后，强调减轻市税，下诏“关市征赋，务从优减”^[15]。南齐曾实行包税制，害民更深。针对包税制，竟陵文宣王子良说：“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同资），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资载。”^[16]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了包税制的种种弊端。管理市场，自古都非易事。但实行包税制，其害尤大。包征的官吏，不重视才干，只重视所有资产的多少，结果导致了包税者不断加重征课，增加了商人的税负。商人为了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便提高物价，物价腾贵，一般百姓购买不起，反而使商人的商品销售额大大下降，最后影响到征收税额减少，往往使包税者完不成任务，受到没收家资的惩罚。萧子良对这种不合理的市税制度给予严厉的批评后，坚决主张“宣敕有司，更详优格”，革除市税征收中的种种弊端。

南梁元帝时，郢州刺史陆法和，在列市之内，不立市丞，以空槛龠放在路中间，上面凿一小孔以装钱，坐商和行商则大致估算货物的多少，投钱入槛中，掌管槛龠的税吏，等到天将晚时，才开槛取钱，计算清楚，送入府库。^[17]这表达了陆法和的一个良好愿望，若能这样征收市税，则十分文明，可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

针对南陈市税的征收又繁又多，且税吏中饱成风，使国家财政收入甚微的现象，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有诏曰“文吏奸贪，妄动科格……弗弘王道，安拯（惩）民蠹？今可宣勒主衣、尚方诸堂署等，自非军国资须，不得缮造众物……市估津税，军令国章，更须详定，唯务平允……所由具为条格，标榜宜示，令喻联心焉”^[18]。这是陈宣帝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试图通过规范市税制度，革除市税征收中官吏私自贪污的不良风气，以此减少税收的损失。这一思想事实上仍以掠取财政收入为前提，对于百姓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寄予同情。

二、“估税”市税思想

史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从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19]这种估税也就是交易税，有文券的“输估”可称之为“契税”，用于大宗或特定商品的交易，零星、分散、不立文券的经常发生的小额交易，称之为散估税。这种估税是南方特有的一种税制，北魏及周、齐史文中未遇见涉及估税之文。因为北魏在孝昌以前根本无市税，估税自更无有。^[20]孝昌初收市税，每人一钱的市税，自与估税无关，店舍分五等收税，当是场屋税的性质；武平六年的“税关市……店肆轻重各有差”，其市税虽有可能是商品交易税，但未闻如南朝那样属买卖双方共出4%的估税。北朝之无估税，与它长时期内不以关市税为重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一新型的市税制度所包含的税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税收负担由买方、卖方共同负担的思想。过去的交易税是由卖者出，由商人出，东晋南朝的估税则由卖者、买者双方分出，卖者负担3%，买者负担1%。这样，卖者所负担的3%相当于过去2%税率的一倍半，再加买方出1%的税，纳税的面是有所扩大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平税负的税收理念。

（2）立契与征税相联系的思想。东晋南朝时盛行商品交易立券的做法，“诸有市易……明从券契”^[21]，徐陵说：“吾市徐枢宅，为钱四万，任人市估，文券历然”^[22]，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买卖也要付市评估，确定价格，立有文券，据以征税。正是这种商品交易要立文券的客观做法，使得统治阶级乘市场交易渐盛之机，新立税目，将立契与征税相结合，以此为弥补财政收入的手段。

应该说，估税制度及其征收思想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它适应了当时市场上商品交易的客观需要，对于规范市场商品交易秩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且丰富了流转税税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征收估税和散估税，统治者名义上是因为人们多弃农经商，不肯从事田业，为了抑商励农才征收的，而实际上则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供统治者的挥霍和奢侈需要。估税和散估税的开征事实上加重了商人的负担，最终是百姓受价格上涨之害。所以东晋甘卓镇襄阳时，“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23]以后南朝的宋、南齐、南梁和陈各代，因为估税过苛，于商不利，宋文帝诏令减轻，梁陈下令“停责”。要减免估税，正说明了估税之重，已经对商业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萧子良曾说：“顷市司驱扇，租估过刻，吹毛求瑕，廉查相继。”^[24]租估并列，可知估为市租以外的估税。“过刻”的估税，其实又何止南齐时如此，东晋南朝大部分时间里估税都是很重的，而且有的是超过了4%的法定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