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财务报告分析

第四节　高等院校财务报告分析

一、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活动与财务资源概况

（一）高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活动

公共经济学认为，教育是生产人力资本的公益品。当前，我国初等教育是免费义务教育，中、高等教育是需要部分收费的。高校主要是从事教学和科研、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社会公益单位。在世界各国，高校往往都以非营利为目标，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十分典型的非营利组织。理论上讲，公立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同时也有捐赠、投资收益和收费收入；私立高校主要依靠捐赠、投资收益和收费，同时也争取政府财政资助，但是它们都不是营利性企业，而是非营利组织。

美国高校似乎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样板”，它明确高校的三大职能是：为经济建设的“服务”、“科研”和“教学”。高校提供的这种教育“服务”就是要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并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美国高校的专业和学位都为社会需要而设置，它认为“实用”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农场的萝卜出了问题，也会派教授去做科学调查。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曾说，对19世纪的美国百姓来说，“教育是信仰”的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这种对“红利”的强调是美国大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开创了将学术界与产业界联系起来的传统，大学每年获得的版税和特许使用费超过10亿美元；170多所大学拥有某种形式的“企业孵化器”，数十家大学还经营其自己的“风险基金”。

教学和科研一直是高校两项重要的事业活动，教学活动理应是高校名正言顺的“立校之本”，否则它就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所“学校”。如果高校变成一个“完全”的研究单位，则它难以获得政府教育拨款的支持。此外，高校学费收入也是其财务资源中一种重要、稳定的来源，目前美国州立大学每学年收费约5　400美元，而私立大学20　000美元左右。教学活动要依靠教师通过各教学环节努力工作，并使学生获得相应的高等教育；科研活动是高校另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它是通过充分利用学校已有的人才、信息、资金等资源优势，接受政府、企业与其他组织的资源和委托，进行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高校的科研活动能促进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的进步，同时也有利于学校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质量的提高和获得更多的财务资源。

在美国，大学定位十分明确，研究性大学主要从事学术前沿研究，教学性大学主要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它们各有侧重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一般高校相比，有些高校由于其自身实力和种种原因能较容易获得捐赠，除政府拨款外，还有其特殊、稳定的“巨额”财务资源的来源。但是，受赠资金往往要按捐赠者指定用途从事研究活动，于是一些高校在行使其“教学”使命的同时，“研究”便成为一个必要的“面向”并形成以研究为主的研究型高校。为争取获得政府教育拨款的支持，研究型高校依旧需要从事教学活动。但为使研究能出高质量成果、研究资金有稳定来源，研究型高校必须投入其主要人力、物力资源从事研究活动。因而，一般认为由于“精力”有限，研究型高校的教学规模不会搞得很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2000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调查，目前美国多数高校仍以本科教育为主；在现有的3　856所大专院校（College　and　University）中研究性大学只有125所，约占高校总数3%，培养了全美32%的本科生。在2001年，美国培养出了全球41%的博士。

在英国，牛津大学为改善财务状况保持名校声誉而在考虑减少本科生数量。该大学可自行确定硕士生和外国学生的收费金额，却不能决定本国和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本科生学费标准。它声称，目前每年亏损1亿英镑，1名本科生每年使学校至少亏损7　000英镑；而国际竞争对手都有大量盈余，它们可用钱来提高其国际地位。2006年起，该校学费涨到每年3　000英镑。该校计划改变学生数量和结构、增加商业活动和附属机构的收入、进行更有效的筹款并改进对财务管理来改善财务状况。它打算撤掉一些课程和院系，减少造成亏损的本科生人数，增加能使学校盈利的硕士生，以填补其2亿英镑的经费缺口。相对于一般大学，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如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它们不仅声望显赫，而且具有突出的科研项目和投资能力，因而财源“滚滚”、精力“无限”、人才“济济”，生源质量也高于一般院校。高校除了上述教学和科研活动外，它还必须提供实验用具、图书资料、伙食住宿等其他延伸“服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实验室是全天24小时对外开放、提供服务的，师生几天几夜在图书馆写论文、在实验室做实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当前，我国高校在校生居世界第1位，2005年达到2　300万人（含成人教育）；2002年，普通高校师生比为1∶19；2006年，普通高校招生数504万人。2006年2月，我国教育部明确表示教育是公益事业，教育产业化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教育部从来都反对教育产业化。目前，我国高校财务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预算拨款，此外还有接受捐赠、校办企业的预算外收入，以及向学生的收费等。同时，在当前高校快速扩招的情况下，高校普遍存在大量的长期银行借款。

必须指出，有关世界上最好大学的分析可谓日新月异，2004年上海交大公布1份大学学术排名显示，世界上100所最好大学中有51所是美国大学，37所位于欧洲，还有12所分布在其他地区。美国和英国的10所最好大学中，校长来自于4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校长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平均年龄59岁。在这些校长中，52位从事的是某项科学学科的研究，37人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这些校长中有的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有的曾获得诺贝尔奖。但有媒体披露，在美国，1998年有9%的大学校长来自学术圈外，2001年该比例为15%。当前美国大学校长主要任务是搞钱，因此也有根本不具备大学老师资格的职业募捐人在担任校长。2005年，在英国《泰晤士报》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北京大学位居第15位，为亚洲第一；而清华大学位于第62位。为此，有人以为这种排名各排各的，只是一种“消遣”而已。

（二）国际高等教育与财务资源概况

1960年全世界只有1　300万人在接受高等教育，2005年为1．1亿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25亿人。当前，美国拥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大学供职。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全球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以及44%的最常被援引的论文出自美国的大学。1998年，美国全国性大学共有228所，其中公立大学147所，私立大学81所；而全国4年制本科大专院校2　500多所，本科生700多万人。本科教育在大学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支撑着近300万名在校生研究生教育，向下则是高中毕业生求学和2年制学院毕业生继续深造的首选通道。在美国，哈佛大学是由社会人士自发捐资兴建的，它被称为是一所“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大学。该校认为大学荣誉不在于其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本科生教育在哈佛大学是居于中心地位的。

美国高校注重通识教育，重视基础理论教学。本科教育的基础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重要传统。通识教育一般被定义为主修和副（辅）修专业教育之外服务于学生的智能、情感和社会化等方面发展的教育。传统的通识教育包括人文教育、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教育。今天，很多大学都将信息技术应用、外语、多元文化等教育包括在通识教育内，并在教育中融入跨学科、跨文化的教育理念，更注重通识教育的整合性、目的性和确定性。各校通识教育课程在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具体要求则相差很大。美国有41%的高校学生数低于1　000人，只有10%的高校学生数超过10　000人。哈佛、耶鲁等大学在校生一般都不超过20　000人，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仅6　000人。美国大学收费不菲，但政府和学校为学生提供财政支持。在哈佛大学每年接受各种财政支持的学生在70%以上，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财政支持的学生达到75%。据2005年9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成功的秘诀”一文披露，美国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的2倍以上（在2001年约为2万美元，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为1万美元）。

19世纪70年代，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全国掀起“土地赠与学院”热潮，实现高等教育第1次变革；二战后颁布《退伍军人法》（GI　Bill），大批军人涌入高校，使高等教育有大众化趋势。2000年，美国通过大幅提高“佩里资助”（Pell　Grant）的法案，资助额为400～3　700美元。目前，美国约有1　500万名大学生，是二战结束时的10多倍。除学生入学率和教学活动有增长外，高校的研究活动和公共服务也在扩张。在美国，大部分高校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近1／4私立高校利用学生或支持学校的人捐赠的钱。随着“营利性”大学的增多，新一代院校的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市场需求。美国的许多营利性高校往往是一些法学院和商学院，以及职业学院如信息技术学院和护士学院等。随着新经济概念的出现，市场经济力量日益入侵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在学生入学、学校转型、教学和研究等方面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市场力量过分“入侵”高校的明显例子就是橄榄球、篮球等体育运动，从电视转播球赛收入、名牌运动鞋广告合同和NIKE捐助收入，到饮料特许等收入，美国大学球类联赛和职业联赛之间界限已越来越模糊。学校受赠资金的管理者决定着学生管理和经济援助，这些管理者的工作就是监督受赠资金市场和充分利用市场收入，并可最终决定学生录取资格。同样，市场力量也“入侵”高校研究活动，市场收益可决定大学的研究任务和目标，决定专业发展未来。突出的例子是医学教育的质量和性质、高校决策者的战略选择，这些更多的是被市场左右，而不是医学教育本身发展的目标。这些挑战是否会改变大学文化，威胁大学理念，大学是否要向市场力量妥协并应做出怎样抉择，这些都是当前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问题。

在美国，公益捐助不但被视作一项义务，而且是捐助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民间公益基金会的捐赠重点之一就是教育。美国人的慈善助学捐赠之风历史悠久，他们有一种“思想”就是要把生前的财产捐出来。美国一些所谓“体面”人士认为，人的体面生活是要全社会认可的，花钱与赚钱同样需要智慧。卡内基基金会建立之初，其捐赠教育经费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只有500万美元。美国的大学拥有广泛的资助者，埃兹拉·康奈尔、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约翰斯·霍普金斯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富有的捐助者对高等院校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04财政年度，美国私人捐助者共向大学捐赠244亿美元。于是，社会集资办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特色之一，1890年耶鲁大学创设第一个校友基金会，大学设立基金会向外界筹资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的捐赠都是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美国高校开展大规模的筹资活动越来越多，许多学校年度筹资超过1亿美元，似乎少于1亿美元的筹资目标有失学校身份。1991～1992年，筹资超过1亿美元的大学就有16所，其中前5名为：哈佛大学（2．1亿美元）、斯坦福大学（1．9亿美元）、康乃尔大学（1．8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1．6亿美元）、耶鲁大学（1．4亿美元）。1987年2月，斯坦福大学首先提出超过10亿美元的筹资目标，5年要达到筹资11亿美元。该目标在1991年6月以筹集12．7亿美元而提前实现。以后，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分别提出10亿美元的筹资计划；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分别提出11．5亿美元和12．5亿美元的5年筹资计划；哈佛大学1994年甚至提出25亿美元的筹资目标。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高校界称为“10亿美元的10年”时代。至1992年，美国高校筹集的资金中捐赠资金超过6　500万美元的学校有187所，超过10亿美元有14所，其中哈佛大学受赠额最多。哈佛大学在20世纪最后10年平均每年受赠10亿美元。2006年2月，根据美国援助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度获捐赠资金排名前三位的是：斯坦福大学（6．036亿美元）、威斯康星大学（5．952亿美元）、哈佛大学（5．899亿美元）。在大学里，奖学金是由基金会、企业或私人捐助的，这类奖学金有上万种之多，金额从数百美元到十多万美元不等。大部分奖学金只提供给美国公民。有些奖学金条件也十分古怪，如必须姓某特定的姓氏、必须是犹太孤儿或是左撇子等，如此五花八门、条件苛刻的奖学金往往形同虚设。

1980年12月，美国通过《专利商标法修正案》，它规定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小企业、非营利机构，其研究成果由小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所有，鼓励大学与企业合作转化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以后，美国又相继出台4项有关政策，调动了政府、高校、产业和小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的积极性。1986年，大学技术转让收入3　000万美元，1991年2亿美元，1992年2．5亿美元。大学技术转让为美国经济作出300亿美元贡献，市场超过1　000种产品来自于大学科研成果，并每年提供25万个就业机会。1998年，格林斯潘声称，随着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市场等这些市场力量的作用，新经济概念的出现，一国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民的智力强项、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比例已日益减少。市场力量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正在“加速度”前进，高等教育价值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预计超过2／3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将上大学。社会强烈的学习“需求”致使新的学习“提供者”应运而生——它们当中很多是非传统和营利性大学。这些大学会提供许多全新学习机会来吸引“新学生”。于是，高校扩招就成为增加入学机会的最好选择之一。在新经济概念下，知识“爆炸”模糊了传统知识的界限。20年前，电脑还处于初级阶段，今天它已成为各领域的必备工具。同样，分子生物学在当时高校内也是凤毛麟角的专业，而今天约有90%生物学家使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近年来，对生物信息、虚拟技术、微电子或其他任何一个边缘学科的投资均在逐年提高，其结果促使了高校研究与商业盈利的紧密联系。高校在选择学科专业方向、研究与教学、公司合伙人和联盟者的过程中，需要寻求一条将教学、研究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办学之路。美国教育系统鼓励革新和创造，高校之间竞争性很大。高校如能对社会需求作出迅速反应，就有望可“称雄一方”；反之，在竞争中如漫不经心，则很快会被对手击败。随着市场力量“入侵”，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研究活动变得规模宏大、经费昂贵，需要更多资金资助，它们须与营利机构有更多的“接触”。教师往往身兼数职，在高校是教授，转身又成为新开公司的CEO。事实上，大多数药品制剂公司与整个高校研究系统“锁定”合同，它们以雄厚的财力垄断药品制剂研发活动，其实质就是垄断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研讨活动。

美国高校排名也直接影响其资金来源。高校排行目的是为学生和家长选择学院提供信息；同时它还影响政府对教育的决策与拨款。《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一般设立5～7项指标，具体如下：（1）学术声誉。声誉高的学校大部分是那些入学标准高、财源丰富、师资力量强的学校。该指标一般能反映学校学术水平，权重25%。（2）保持率。它是指4年内读完学士学位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著名院校通过为学生提供特别指导和经济援助，使学生入学后4年内能毕业，但一般院校难以做到。（3）师资状况。它主要通过班组规模、师资薪酬、师资学位、师生比例、全日制师资比等指标来反映。（4）学生选择。它是入学录取标准，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尺度。（5）财务状况。它主要用以衡量学校在学生完成学业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发挥效能等。该项指标是以教育费用和其他费用等要素来综合评定的。（6）其他。如校友捐赠比率、其他一些附加值等指标。美国大学排行榜名列前茅的学校有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其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是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对许多国家来说，高等教育中营利性学校的出现是一种新现象，它导致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在菲律宾，大学可在证交所上市，其历史也已有几十年了。在英国，其教育特点是扎根于现实，它是一种重视学校实际情况的教育。2006年起，英国将实施新教育预算制度，剥夺地方政府教育预算审定权。地方政府必须根据学校学生数量，按国家要求向学校支付预算。教育经费在英国地方政府预算中约占40%。英国的校长有点像企业经营者可决定预算用途，国家不干预学校经费支出，学校有较充分地使用财务资源的自由。2005年1月23日，据美国高校经营管理者协会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美共有56所大学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其中名列前茅的有哈佛大学（255亿美元）、耶鲁大学（152亿美元）。这些资产过亿的学校每年将21．7%的资金用于风险基金投资（其他“穷”大学为2．4%），5%左右资金用于奖学金或其他科研项目，其他资金则用于证券、房地产等。在2005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中，被用于奖学金或其他科研项目的部分资金投资收益率平均为9．3%，2004年为15．1%，2003年为3%。

二、我国高校的教育目标和财务制度

（一）高校的教育目标

我国高校从事的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在做好教学科研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999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2002年1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在清华大学党代会的讲话中指出：在事关政治方向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阵地，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高校领导应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和教育家。2005年9月，胡锦涛在致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高水平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6年7月，陈至立在上海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大学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大学必须顺应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主动进行自身的变革。无论大学如何创新，如何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要矢志不渝地坚持教书育人，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生理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坚持追求真理，鼓励师生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观念；坚持严谨治学、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坚持团结协作、坚持与时俱进，准确把握学科发展和创新的方向，鼓励自由探索，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

（二）高校的财务制度

我国《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自1997年1月1日起实施，共13章，54条，分以下七个部分：（1）第1章总则，分4条。目的是规范高校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教育事业发展。（2）第2章财务管理体制，分5条。明确高校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机构的设置，应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规模较大的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3）第3章单位预算管理，分5条。高校应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年度财务收支计划。编制原则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4）第4～10章日常财务管理，分20条。它包括的内容：一是收入管理，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使用合法票据；各项收入必须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和核算；二是支出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开支范围和标准；三是结余及其分配，高校的结余，除专项资金按国家规定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外，可按有关规定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剩余部分作为事业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四是专用基金管理，各项基金的提取办法，国家有统一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无统一规定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确定；五是资产管理，应建立、健全各项资产的内部管理制度；六是负债管理，对不同性质的负债应分别管理，及时清理并按规定办理结算；七是财务清算，应成立财务清算机构，在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下，按规定进行财务清算。（5）第11章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分4条，具体见下文介绍。（6）第12章财务监督，分3条。高校必须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财务监督，并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制度。（7）第13章附则，分5条。高校基建投资的财务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高校应根据本制度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财务管理办法。

三、高校财务报告分析

高校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情况表、专用基金变动情况表、有关附表及财务情况说明书。财务情况说明书主要说明高校收入及其支出、结余及其分配、资产负债变动、专用基金变动的情况，对本期或者下期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在改革高校会计的同时，高校财务报告应能以应计制报告其整体财务报告目标的实现情况，充分反映更多有用信息并强调报告现金流量和附注信息的披露。高校不同于一般企业，其分析应具有一定特殊性。分析高校财务报告，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办学方向评价

我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高校理所当然从事的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因此人们有理由对其“办学方向”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行评价。社会主义高校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魂”、“信义勤爱、思学志远”和“面向社会、求真务实、百年树人、经世济国”的办学理念，并追求卓越、与时俱进。高校教师应热爱祖国、热爱学生，具有渊博知识和精通本学科学问，并具备教学、科研和创新能力。高校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上，理应向党和国家交出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案。

在当前的改革形势下，大学同样面临不少新问题。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但如何改革开放、如何发展，才算是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硬道理？在创办国际化、世界一流的大学问题上，我国香港的大学有其办学特点。如香港城市大学有教师900多位，来自22个国家，外籍教师近30%，有9位是世界级院士，超过500名教师持有海外顶尖学府的博士学位，150名教师曾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担任专职教研工作。教师的过硬学历学位、丰富教研经历、全面国际视野、完整学术生涯，几乎成了香港高校教师的标尺，也成了香港“一流”大学的一张王牌。再如香港中文大学，其授课老师几乎来自世界各国，他们造诣深、理念新；学校为教学的投入也是“大手笔”的，可耗费14亿港元专门盖一个高级酒店供师生教学使用。还有1991年建校的香港科技大学，现已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工商管理硕士教育进入世界前50名，居亚洲第一。该校依山傍水，全校风景最美丽处——临海景观楼是一年级本科生的宿舍，这种做法与哈佛大学一样，其理念是让“年幼”的一年级新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整个学校的教学和其他服务中，学生即使毕业多年依旧难忘对母校的“情感”，致使不少人对学校进行大量馈赠。

在教育开放中，内地大学可从国际著名大学办学中开阔自己的国际化“视野”，境外大学有许多地方是非常值得内地大学学习的。但是，国际著名大学和内地大学有着巨大差别。即使是香港与内地的高校，“两地”大学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师生管理等也存在很大差距，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品种”，某些方面也许没有可比性。2006年，全国各地近3万名学生申请到香港去读大学，最终能被香港8所公立高校录取的约1300人。内地学生到香港读大学的花费是不便宜的，每年约需10万港元，但香港大学给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最高可达50万港元。目前，就读内地大学的本科生年学费在5　000元人民币左右（研究生基本免费），即使只有香港1／20的收费标准，但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了。为使所有考试合格的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读大学的权利，政府和学校均在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困难。如按香港标准，内地有多少“个”学生读得起大学，内地大学能如此“国际化”吗？如果我们没有国际化的收费、奖学金和工薪标准，那么如何来吸引国际化“人才”？当前首先应在哪些方面国际化？应如何“适度”国际化？高校财务资源除公共财政支持外，自己能合法合理筹措到什么程度？如何合法合理使用公共资源？

有人则明确表示别再奢谈“世界一流”了，经济基础、人文世风、法律和安全等环境因素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多“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人认为，过去一向自命清高的学界，时下在官商两道夹击下似乎已成了追逐利禄的市井之地，一些“学人”的荣辱观发生了颠倒。以往一定时期，大学校长开会往往不谈如何培养人，谈的都是学科建设、指标考核。在对高校下属医院评价时，往往不看临床的治疗效果，只问“甲A甲B”权威杂志发表文章有多少？不少教师、医生热衷于杀老鼠、测细胞和忙忙碌碌写论文，而对以命相托的病人却“麻木不仁”！难道传道授业的教师和治病救人的医生不应更富有一些正义感、同情心、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人文精神吗？

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所有那些完全从美国和欧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普遍适用的。在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单一文明世界里，这种观点显然是“时髦”和“可行”的；但在多元化的文明世界中，是否显得有些“荒诞”和“落伍”？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对所学习的西方“世界一流”和“国际化”是否真正了解其“精髓”？会否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学得太快、太表面化，反而得不偿失？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注重“东西方结合”和“中西结合”？有人以为，应清醒面对全球化，不可迷信，更不可盲从；如果国际化交流只是“单向”的，总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浸染和覆盖，则久而久之恐怕要断绝自己民族的根。那么在大学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下，应如何“适度”参与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

尽管有许多改革“难题”，高校理所当然还是应关注其“办学方向”。在全球国际化进程中，社会主义高校与资本主义高校会没有“本质”区别？在“当前”，我们的高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如果它拿了“公共”资源，培养的却是对国家和人民“半心半意”、“三心二意”的学生，则无论这所学校“国际化”、“一流水平”怎样了不得，教学科研如何不一般，那至少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大学。如果我们离“八荣八耻”目标还有“巨大”差距，离做一位负责任的中国“公民”都有不小距离的话，如果有人提出将学生培养成“负责任”的国际公民的培养目标，这种“提法”是否太“离谱”、太“超前”了？事实上，在提出“荣辱观”前不少高校近年来“正面”教育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假定“正面”声音销声匿迹，“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则师生思想会不会混乱？即使未来有什么“新”理论将我们的高校教研活动是认为可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但只要高校不是“企业”，其领导和教授就不可能是什么老板和资方代理人。当前，高校没有经济个体的投资者和所有者，捐赠者也不是学校的所有者，根本不存在什么资方及其代理人。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只能是接受国家委托、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从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职员工。他们理应忠诚履行“受托”责任，努力成为受人尊敬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学者；同时，也是光荣地从事教育事业的“劳动者”。

2005年7月～8月，《中国财经报》发表“中国知识分子要接‘地气’”和“大学校长不得掉价”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脱节……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理念奉若神明，对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探索不屑一顾，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再造山河的重大建设无动于衷。大学校长和教授们应该是社会的批判者和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有效率、最能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制度，但它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冲击人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社会必须有一道精神防线，有一股批判和对冲力量以降低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人文主义是这样一种伟大力量，而大学应是人文主义最坚强的堡垒。上述文章是否可理解为高校在国际化与深化改革的同时，不应“忘本”，应想想“历史”、接接“地气”、谈谈“现实”、领领国内“市面”？是否要立足“国情”和“校情”，辩证对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对立统一问题？

当前，不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除了教学、科研工作外还有不少社会活动，他们“忙里忙外”，很少再有精力来关心师生思想活动。思想活动是高级动物“人”最复杂的思维行为，对“有形”世界和“无形”思维的众多“领域”，人们还远远没有完全认识。据报道，南开大学校长在2006年新学年中提出引人注目的理念——对学者“宽容个性”。大学之“大”应体现在人才上宽容个性、学术上兼容并蓄，各流派自由竞争、相辅相成。人才，总是因专注某方面而疏忽于其他方面的修养，古今中外越是人才越性情怪异，也越是个性突出。正是这种“怪异”和“个性”才是过人才识积累和独到学术见地的来源。宽容“怪异”和“个性”，其实质就是宽容人才的“毛病”和“缺点”、维护人才的权益、尊重其自由和独创。在一些西方著名大学，这种“宽容”达到极大的限度，但正是这种“宽容”却“酝酿”出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因此，在高校财务报告分析中应对高校办学方向进行正确的评价，要以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标准评价高校领导，并对学校在处理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教学与科研、“出人才”与“出成果”、“宽容个性”和“思想工作”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这可使高校在长期改革“过河”中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正确方向、避免翻船，合法合理使用公共资源。同时，可不断提醒我们应牢记学校不是为图虚名，而是为出人才、出成果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的。

（二）财务活动分析

高校财务报告分析，还必须对高校的事业发展和预算执行，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分布和构成的合理性，资产使用管理，收入、支出的合理、合法性，收入保证支出的程度，专用基金变动，人员增减以及财务管理情况、存在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在财务分析时，一般对财务指标可采用比率法和比较法。比率分析指标，包括经费自给率、预算收支完成率、人员支出与公用支出分别占事业支出的比率、资产负债率、学生人均支出增减率等。在比较法下，具体形式：一是本期实际与本期预算比较，揭示实际与预算之间的差异，了解预算的执行情况；二是本期实际与前期实际比较，揭示前后不同时期的数量差异，了解业务活动或资金活动的发展趋势；三是本期实际与先进水平比较，揭示与先进水平的差异，了解单位存在问题和明确改进措施。比率法是通过计算、比较经济指标的比率，来确定相对数差异的一种分析方法。

当前我们的教育可分为三类：一是公益性教育如中小学的义务教育，二是非营利性教育如大学教育，三是营利性教育如职业培训。近十年来我国高教事业发展很快，1999～2004年，在校大学生数量猛增220%，研究生数量增长310%。政府对于大学扩招没给予多少资金帮助，相反给大学像企业一样商业化运作大开绿灯。为维持扩招，高校自寻出路，各显神通，有的向银行巨额贷款，有的乱收费。据报道，至2005年末，公办大学未偿还的贷款在1　500亿～2　000亿元，许多大学支付利息后已无力归还本金；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曝光了8所学校乱收费2　270万元。高校除从事一般性“基本”的非营利性教育外，往往还从事中外合作、各种职业培训等“特殊”项目的教学工作，每年教学“品种”十分繁多。目前高校会计执行的还是财政部1998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该制度要求高校会计的记账基础采用现金制，经营性收支业务可采用应计制核算。但是，当前高校财务收支活动已从简单的行政单位日常收支发展到目前复杂的以部门、院系为单位、各种业务收支相结合的核算。而高校财务管理仍停留在简单的收支基础上，这势必导致高校出现诸多的财务漏洞与弊端。

我国高校普遍缺乏成本管理意识，不注重资金使用效益；制定预算与执行预算往往脱节，预算缺乏约束力。例如，高校往往将其教育主体与基建主体分别核算，这不利于整体上反映高校的财务状况。高校对外投资缺乏监管，资产折旧和资产转让也不规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同时，高校会计将净资产分为事业基金、专用基金、事业结余、经营结余、结余分配等，使得净资产核算比较混乱。高校会计的事业结余是现金制下的收支结余，它不反映学校当期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当期收支结余并不等于是净资产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会导致固定基金的虚高。专用基金中修购基金的提取并未引起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的任何变化，使净资产中既包含固定基金，又包含固定资产的修购基金，这就会虚增净资产价值。又如，高校会计的收入和成本计量也不够正确。学费收入是根据现金制只对已收部分作收入处理，而对应收部分却没予以反映。现金制下的支出不能全面反映高校整体财务资源运行的实际成本水平。

高校公共财务资源，包括以学校名义获得的所有预算内外的收支，其预算依法执行情况和使用效率，理所当然地应予以“充分”披露。这有利于公共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师生的“教”、“学”活动，以及使得学校科研活动有一个合理的效益与费用的“配比”。这样做有利于师生的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的业绩考核，也有利于学校的财务资源接受全校师生和有关方面的分析评价和监督。否则，一位只拿了基本上是“赤膊”薪水的“合格”的教职员工与另一个享受了公共资源“充分”配置的领导或教师，两者考核指标其“权数”应怎样量化才是合理的呢？

据媒体披露，近年来高校中出现“科研老板”和“官本位”行政化倾向。高校中有人“戏称”一些教授为“老板”，是因为这些教授手中有钱，也许其中一些“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老板”已将科研变成一种“经营”和“盈余管理”。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创新的“理念”和“亮点”往往是在人杰地灵、异想天开、默默无闻、“幽静”的人文环境中诞生的；而在为赚钱、生存、唯利是图、高效繁忙的“躁动”环境中也许是难以真正做到的。我国1　000多所高校聚集全国2／3科研人员，2003年中国发表国际论文中高校占78．77%，但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很少，科技成果只有10%～15%应用于生产实践，科研成果转化率与注重实际经济价值效益的发达国家不堪一比。另一方面，高校中“官本位”意识也越来越渗透到党政、教学科研、学者评价、学术认定、利益分配等多层面工作中。事实上，我们的大学都有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建校历史和光辉业绩，但它们往往因长期封闭、保守和各种原因而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或者显得是否有些“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或者表现得是否有些“忘乎所以”、“操之过急”。尤其在当前一定程度的利益至上、急功近利的“心浮气躁”环境下，有多少大学能真正做到独“善”其身？于是，一些高校往往没有了那种默默无闻、潜心治学的学术环境，师生也普遍缺乏对真正的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的“羡慕”。

有媒体披露，山东聊城花8　000万元建高校第一奢华校门；而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门是灰黑的红砖垛和铁栅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其资金远比我们的一些高校来得雄厚，它们财大气粗能获得巨额捐赠和投资收益，学校将受赠或投资收益的资金高薪聘用教师或发放高额奖学金，这是一种有利于学校的行政行为，并符合捐赠法等法规的规定，无可厚非。如美国耶鲁大学受赠资金152亿美元形成的基金已超过100亿美元，2006年4月该大学获得我国合格境内投资者（QDII）资格，这表明它可将用其受赠基金投资我国A股市场。耶鲁大学的投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近10年其基金年均投资报酬率17．4%；2005年为22．3%，仅在当年就赚得33．89亿美元。对于基金投资赚得的钱，学校理所当然拥有自主使用的权力。那么，我们的高校有多少这种收入，又如何看待某些“高额”支出呢？

理论上讲，高校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都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姓“公”名“共”，其使用决非仅仅属于学校内部事宜，它必须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符合预算法等法规的规定。学校内部“条文”和上级“批文”是否可算是法律条文？我国经济改革是率先在“经济特区”中试点进行的，今天对教育领域“公共产品”改革，这种比经济问题更为敏感的非经济问题即“政治问题”的改革是否也必须依法设立“政治特区”并率先在特区内依法进行试点呢？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存在“公共资源”改革的“政治特区”？如属于特批的“法定”改革试点“特区”，是否要制定相关的“法规”？是否要宣传这方面改革的“目的”和“意义”？否则人们总以为公立学校资源属于货真价实的“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必须“依法”供应并讲究相对“公平性”。

公共管理服务显然不同于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追求“效率优先”目标，而公共服务不能“唯利是图”，应该也难以真正做到“效率第一”；而似乎更应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种“公平”当然属于社会政治范畴，需要行政权威机关来“维护”，但也绝不是平均主义。即使未来改革是否可能在“新”理论下对高校教研活动也追求“效率至上”，但在当前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还不允许进行产业化经营的高校内显然是不能将经济“效益”和“效率”放在首位的。那么，高校追求公共资源效益时是否应“适度”服从“公平优先”原则？公共产品“改革”是否应以“多数人”受益为标准？如何掌控该标准？公共资源的“高额”支出是否更“必须”受到法律制约，是否更“必须”得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目前我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国有资产有没有如同CPA审计上市公司一样，有一整套“法定”的“审批”标准、“公认”的审计准则？有没有如第六章所述全面风险管理（ERM）的程序，以及“法定”绩效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应怎样正确分析和评价高校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公共资源使用情况的适法性、公平性和效益性？

必须指出，2005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曾发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话，他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私有化成为学术主流并影响到实际工作。由此引发一场关于教学中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以及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对经济学界拨乱反正、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保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市场化、民营化和企业改制，带来大量权力寻租和盗窃公共财产行为，破坏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是产生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根源。反对者认为，当前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不应借所谓的批判来否定改革，应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用什么“主义”乱扣“帽子”，更不能否定改革。

当前还有学者指出，理论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主流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当前实际经济运行中现代西方经济学正在被逐步采用。目前，在我国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体系并存的“双轨制”现象，反映着经济学界这种不十分正常的“对立统一”关系。为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我国经济学界理应联系国情，参照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寻找能解决我国经济现象和行为的新型经济理论体系，并以此更有力地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的“认识”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自然会被推上风口浪尖。在当前我国“国情”还不具备西方那样的完善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些“向前看”的经济学家“力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有其道理和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意义的（通过第九章～第十二章有关介绍，对其道理会有所了解）；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忧虑，认为这种做法会对现实产生“危害”，带来“眼前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是有其理由的。

毫无疑问，高校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同时应该具有良好的、宽松的学术研究气氛。可是，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系统工程”中，如何协调好各方面工作，在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进程中，如何把握好合理的“度”并“弹好钢琴”、“过好河”，这是有相当难度的。事实上，当前高校财务报告分析中面临大学改革评价的诸多“两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