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和证伪主义

第一节　实证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和证伪主义

一、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证伪主义

（一）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

有人将20世纪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史归纳为：“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在现代会计研究主流学派的实证分析中，证伪主义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对“实证研究”有诸多不同说法，如实证主义、实证理论和实证分析等。实际上，“实证研究”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而后者是指西方哲学的一种流派。

哲学上的“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英等国，一般认为法国思想家孔德（Auguste　Comte）是其创造人。这些“实证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均宣称自己是“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是对“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的描写和记录，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事物本质超乎经验之外，是不可能，也没必要认识的；宣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不科学的”，或是“形而上学”的。在其发展中曾依次出现过三种形态，一是以孔德、穆勒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二是以马赫、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三是“逻辑实证主义”，也称逻辑经验主义、后实证主义，它一方面强调经验“证实”，另一方面强调逻辑和语义“分析”。事实上，“实证主义”哲学观点是既反唯物主义也反唯心主义的第三种“主义”，其特点是在尊重“事实与经验”的名义下，主张“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

分析哲学是对西方某些哲学流派的一个笼统称呼，它是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其共同特点是它们在哲学研究中均十分重视运用“分析”的方法，其目的并非是通过“综合”已有知识而获得哲学真理。相反，它们认为这样得到的所谓真理只能是“胡说”。因此，它们的哲学着重于对各种“局部”、“具体”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抽丝剥茧”和“条分缕析”的分析。相对于19世纪哲学对知识进行“综合”以构成体系的方法来说，这种研究哲学的方法被广义地称为“分析”方法。于是，分析哲学由此得名。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思维模式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的最重要区别是经验科学（如物理学）的陈述的有效性或可接受性依赖于经验证据；而非经验科学（如逻辑和数学）则不然，它依赖的是思维推理。文艺复兴后，尤其是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后，科学被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哲学退居为承担审视的角色。科学的目的有二：一是控制世界，二是理解世界。科学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其在实践技术应用上的成功，许多经验科学分支为技术及其应用提供了基础，而技术和技术的应用反过来又为科学提供了新数据、新问题和新研究手段。

在20世纪中，量子论和相对论开辟了物理学新纪元，现代物理学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科学，并形成众多分支如原子分子物理、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现代光学、低温物理学、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物理等；同时，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诸多边缘学科如化学物理、生物物理、天体物理、地球物理、大气与海洋物理等。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控制中，物理学不断扩大着人类视野和行为，大到上天入地的天体宇宙物理学、海洋声学等；小到探微览幽的粒子物理学等，它们构成了微观和宏观等领域复杂的现代科学探索前沿。“科学哲学”试图考察科学的目标如何达到，科学知识如何获得，如何得到支持及如何变化；科学理论何以能说明（解释）经验事实，这种说明又给了人们怎样的理解；还有，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解有什么预设，又有什么局限。

科学是对客观律的认识和掌握，但是现代科学研究大厦的两大支柱——演绎法和归纳法，它们都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演绎法必须有一套前提假设，而这些假设与实际观测可能不符；归纳法要求反复观察与验证，从而确定普适规律，但归纳是不可能充分的。

（二）波普的证伪主义

从培根以来就存在一种朴素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被“证实”的真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30年代最后形成了以维也纳大学为活动中心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然而即使在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遭到人们批判。在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中，早在18世纪，休谟（David　Hume）就指出，有限的实验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观察来排除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例外”。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试图证明，科学家不可能在观察中找到真实世界的普适规律，和过去一样，不过是创造了假设并强加于真实。然而，从宏观到微观，随着人们观察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规律屡试不爽，归纳法的地位依然稳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功，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科学的胜利。

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介入这场冲突，他从休谟问题出发指出科学理论不能被“证实”，但却能被驳倒。他提出“证伪主义”（Falsi　Ficationism）来取代“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一系列能被证伪的理论，它们越来越接近真理。西方有人认为，除爱因斯坦以外，在20世纪恐怕还无人能比波普在改变人们对科学的理念上作出过更大的贡献，他是继康德后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波普创建的理论主要有二：一是科学认识论（Epistemology），二是科学哲学。其理论不仅涉及科学与哲学，而且涉及政治、艺术和宗教，尤其是对20世纪科学理念的转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34年，波普在奥地利发表德语版《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它反映了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1959年，加入英国籍后的波普将该书改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以英文版出版了修订本。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创立了科学认识论，他是第一个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其“科学哲学”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该理论主要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实验中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证伪评判的标准。这对20世纪科学理念的转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波普的科学发现逻辑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其任务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分析经验科学，以便建立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规则；其“科学方法论”核心就是证伪主义。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将待检验假说中的变量量化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然后用统计回归方法对样本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进行检验；通过对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的零检验来检验假说。检验过程中，往往将待检验假说的对立面作为原假设（也就是统计上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回归系数的零假设）；通过在统计上对该原假设的证伪（或推翻零假设）来验证假说。如果回归系数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一般是1%、5%或10%）不等于零，就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也就推翻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统计上的零假设），从而验证研究假说。这就是哲学上“证伪主义”在实证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三）普波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种猜测和假说，不能“证实”但可“证伪”

波普认为，理论先于观察，近代物理学的理论，尤其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种高度思辨、高度抽象的理论，它们与观察基础相差甚远。他指出，理论是一种大胆的猜测和尝试性的假设；理论不能证实，却能证伪。证实是归纳逻辑的应用，而证伪有以下特点：一是“个别”判断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不能证实一个“全称”判断。例如，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全称”判断，但只要检测外还有一只“黑绵羊”存在，就可证伪该“全称”判断。二是证伪不担心与“全称”判断这种理论不相符合事例的出现，相反欢迎这样事例的被发现。因而，证伪的思想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种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证实，而会被最终证伪。波普认为，在经验科学领域里都是先提出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按传统观点，经验科学是运用“观测—归纳法”，“归纳”的推理是从“单称陈述”（如对观察和实验结果的记述）过渡到“全称陈述”（如假说或理论）的。但从逻辑上看，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的“全称陈述”总是正确的。因而波普认为，归纳是多余的，为经验所证实的单称陈述推论出的全称称述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的。

波普认为，科学理论不能“证实”，但可“证伪”，理论的科学性评判标准就是其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理论的可证伪性问题可归结为基础陈述的“单称陈述”的可证伪性问题，而支持理论可证伪性的逻辑依据就是“全称陈述”和“单称陈述”之间逻辑关系不对称性的矛盾。从逻辑上看，理论检验依靠基础陈述，这种基础陈述是一种“单称陈述”。“理论”像所有的语言表示一样，是语言记号或符号的系统。“理论”内容不是平凡琐碎的陈述，而是可大胆猜想并可以是不符常理的猜测。这意味着，“科学”理论的真实性概率并不高。于是，理论是或多或少可检验的；换言之，是或多或少可证伪的。假如形象地用一个圆面积代表一种“理论”所有可能的基础陈述，则至少存在一部分扇形面积，其面积大小可代表应是“可观察到的”与该“理论”不相容的，为该理论所排除的事实。因此，可用不同大小的扇形面积代表“理论”潜在的证伪者。因此，可以说假如第一个理论的潜在证伪者比第二个理论的潜在证伪者“多”，则第一个理论就有更多机会为经验所反驳。他认为，一个理论陈述的内容越丰富，其真实性概率越低；如果高概率是科学的目的，则科学就应尽量少“说”，并最好只说同义反复的话。也就是所谓“言多必失”。

在科学研究中，与概率有关的概念在物理学、财务学和经济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至今它仍缺乏一个前后一致的定义。无论给概率概念下什么定义，或选择什么样的公理表述，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概率估计不是可证伪的，也不是可证实的。波普认为，概率陈述就其不可证伪而言，是形而上学的和没有经验意义的。一些概率哲学家曾试图把概率计算立足于逻辑领域，他们这样做是试图弄清逻辑概率与数值概率之间的关系。有人尝试把理论描述为既非“真”又非“假”，把不同程度概率赋予不同陈述，这类逻辑称为“概率逻辑”。支持概率逻辑的人认为，归纳应确定一个陈述的概率程度。然而，波普认为不应讨论一个假说的概率，而应该努力评价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验证”，理论是不能证实的，但它们可被“证伪”。不愿意使其思想去冒被反驳风险的人，不能参加这种“科学”的游戏。

（四）波普“猜测—反驳”的规则

波普的证伪思想其实质是一种试错法。试错法一般步骤如下：先提出猜测或假设，再寻找与假设不相符合的事例，并根据事例对假设进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如果第一次试错失败，再提出新的猜测，运用同样步骤进行证伪。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或者否定是永无休止的。因此，只能说试错法是“试”出了较好的假说，但不能说是找到了最好的假说。真理没有终极，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这显然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可见，波普的证伪试错法，也就是演绎检验法。归纳法是从观察到理论，而演绎法是从理论到观察。传统观点认为，归纳法是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演绎法则适用于数学、逻辑和精神分析等抽象思维科学。但波普认为，归纳法不是科学的方法，适用于抽象思维科学的演绎法才是理论检验的科学方法。

为消除归纳过程，波普为其科学的证伪方法设计了“猜测—反驳”的“规则”：一方面提出大胆猜测，另一方面进行检测和反驳，并将错误理论排除在科学体系之外。他认为这种“规则”可保证科学陈述的可检验性，也就是可证伪性。这些“规则”被当作“约定”和经验科学的“游戏规则”。科学的“游戏”原则上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有人决定其科学陈述不再要求任何进一步检验，可以认为该陈述得到最终“证实”，则它就可退出证伪的过程。因而一个假说一旦被提出、被检验、被证明其品质，则没有“正当理由”不允许它退出证伪过程。“正当理由”可以是该假说为另一更具可检验性的假说所代替，或对该假说的某推断的证伪。在实证研究中，对替代假说的检验（或者是某些强式检验）也就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

波普认为，科学的目的是真理，科学朝真理进步，科学进步的结果是科学理论的“逼真性”越来越高，这就是波普的科学进步观。他只是提供了一个从反面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否定解决”与包含在优先选择比其他理论得到更好验证的理论规则中的“肯定解决”是相容的。这种反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根据理论的验证，即根据竞争性理论的证伪讨论来评价它们，然后从中优先选择某一更接近真理的理论。这种批判讨论，能以理论的验证过程进行报告，这种报告是关于“到某一时刻为止”能确定什么的报告。波普的这种“否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证伪主义思想倡导的证伪方法。由于在自然科学里真理是短暂的，因此许多自然科学家认为证伪思想能给他们带来灵感，使他们在科学研究中获益。

波普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一项科学理论，然而不可能有足够多的数据证明一项科学理论的绝对正确。人们无法无穷无尽地进行检测，以证明理论的绝对正确。这一“可错性”原则所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即“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被证明。事实上，强调人认识能力的否定性并非证伪主义最初目的，波普实际上是借助波兰数学家、逻辑学家塔斯基（Alfred　Tarski，他提出“真理”的语义学定义）的真理论而确立其“科学方法”认识论的。

二、“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发展

如上所述，证伪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当且仅当理论和假说的预言至少是本质上可用经验证伪时，才把理论和假说视为科学的。证伪主义还试图把逻辑蕴涵式应用到科学理性论上：命题A推出命题B，当且仅当命题B假时，则命题A假。换言之，如果一个命题A无法知道它是否正确，但如果它推出错误的结论B，就可判定A假。或者假定A的前提下，B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但样本中B确实出现了，这说明（在一定的假设概率保证下）前提A是错误的。

发生于19世纪哲学上“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它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循序渐进地不断前进。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世界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西方哲学开始流行所谓的“后现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首先是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这些哲学家往往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回到传统哲学的所谓世界观问题研究，而是更多地借鉴其他学科方法来建立新的学科。“后现代哲学”彻底转变了传统哲学的研究角度，其研究拓宽了新视野，并囊括了科学和人文两大学科。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其中几乎都与证伪主义有一定联系。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与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20世纪，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使得经济理论的阐述更严密和更准确，思维也更成熟。首先，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以统计为基础、数学为手段、经济理论为指导，考察和研究社会经济中各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并检验与预测经济政策效果。在建立宏观经济模型、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和模拟政策效果方面，计量经济学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20年代，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Frisch，1933）创造出“计量经济学”一词，他指出计量经济学是“量化了的经济理论与统计观测之相互融合的结晶”，以后许多学者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Klein），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而贝克尔（Becker）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上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研究探索，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到原无法以数学计量的经济学领域并获得巨大成功。2000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丹尼尔·L·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以奖励他们发展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个人和住户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这两位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学科领域被称为微观计量经济学，因此2000年也被人们称为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当前，计量经济模型和经济预测正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其次，统计学在经济学中被大规模地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这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的重要著作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其中，最有影响的《美国货币史》一书通过一系列统计分析，得出货币实际数量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长期变化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

再次，博弈论的引进。博弈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其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等各领域，它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颇为成功。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逐渐融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弈论重建微观经济学。

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中，将经济学看成是一种经验科学，并基于“科学方法论”思想将经济分析看作是一种可衍生出一系列能为经验证明和可测试的预言的工具。这种方法通过其预测行为变化的能力来判断有关分析、模型或规则的可行性和有用性。于是，实证分析可被用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预测。但是，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中过度滥用数学的情况进行过激烈的抨击。由于那一时期经济研究中对数学模型的崇拜现象十分流行，甚至出现“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因此有人称之为“奇怪的20世纪60年代”。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不仅保留了19世纪留下的一些非经济要素如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成了新宠。因而，使得西方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发展。

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拓宽和方法论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引入经济学。结果，使得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其研究领域与范围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分析范畴，经济分析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包括生育、家庭、犯罪，以及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今天，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入侵”，西方经济学已派生出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它们学派林立、目不暇接、百家争鸣，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