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理论和评价

第四节　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理论和评价

一、实证会计研究的产生和意义

（一）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翻天覆地”变化，使得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获得巨大拓展。哲学方法论的变化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样也影响着经济学中的现代会计研究。

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有一篇经典之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该文章同样体现出证伪主义思想。弗里德曼认为其科学方法论的观点与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不谋而合的，只是波普的观点更明确、更完善。有人认为，弗里德曼的这篇文章自1953年发表以来影响巨大，许多人由此懂得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这篇文章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新实证理论与方法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他把科学分为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和规范科学（Normative　or　Regulative　Science），前者研究“实际是什么”（what　is）的问题，后者研究“应该如何做”（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对理论研究而言，区分规范性命题和实证性命题是十分重要的。规范性命题关注的是世界应该是如何运行的，而实证性命题所关注的则是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会计学中，就形成了规范会计理论（Normative　Accounting　Theory）和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二）法玛的市场有效性假说、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和波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1965年，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商业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发表“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正式提出市场有效性假说（EMH）。根据该假说，如果一个市场上的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能准确反映与之相关的信息，则这个市场就是有效的。该假说在30多年后演变成经济学内的一个核心命题。法玛倾注其毕生精力完善并捍卫EMH，在他和他学生的影响下，EMH获得广泛的理论和实证检验的支持。法玛最有名的学生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简森（Michael　Jensen）指出，经济学里从来没有一种假说能像EMH那样获得如此众多的响应和实证数据的支持。

同时，在现代财务理论和金融证券理论研究领域中发生了两次革命性事件，第一次是1952年马科维茨（H．M．Marcowitz）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的问世，此后其学生夏普（W．F．Sharpe）在该理论基础上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他们利用数学工具，在严格假设的基础上利用数学推理论证解决了风险资产的定价问题，为此两人的研究成果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次是1973年布莱克（F．Black）和斯科尔斯（M．S．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的提出，他们也是利用数学工具解决了金融衍生产品期权的定价问题，并获得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次“革命”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同时也产生了一门数理金融学的新学科。

（三）会计上实证研究的动因——探究盈利与证券价格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学和财务学中对EMH与CAPM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和启发，美国会计学者也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研究。早期实证研究者多数来自在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领域的研究实力较强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包括简森（M．C．Jensen）、瓦茨（R．L．Watts）等一些在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

会计上，实证研究的动因是想探究企业会计盈利与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市场价格的关系。CAPM把有效资本市场中的证券价格、风险和预期收益联系起来，解决了风险资产的定价问题。从微观经济学中移植过来的EMH，从本质上讲其研究的是不确定性情况下竞争市场中的动态价格行为，它是从零利润均衡状态的研究中扩展开来的。EMH要求股价能完全和瞬时反映所有可获得的有关信息，在一个竞争市场中其均衡点上边际成本应等于边际收入。它认为有效证券市场上任何时候的证券价格将正确反映所有为公众所知的与该证券的有关信息。若会计盈利与证券价格相关，EMH认为会计盈利就可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有用计量指标。这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以前规范会计关于会计盈利没有使用统一计量标准因而是无用的看法相冲突。

早期规范会计文献蕴含的共同“假设”是公司财务报告是证券市场有关公司盈利信息的唯一来源。其典型观点是，因为财务报告是信息唯一来源，且经理人具有选择会计政策和程序的灵活性，因此他们能随心所欲报告业绩从而误导证券市场。他们通过夸大报告盈利能抬高股价，结果使得证券市场不仅无法对高效率与低效率公司加以区分，而且无法对这些不同股票进行合理计价。这种观点使人们以为所有上市公司均应采用同样的会计程序来报告业绩。财务报告是证券市场唯一信息来源的“假设”还导致对会计盈利计算方法的批评。他们认为会计盈利应计量企业价值变化，以便使股价成为资源分配的正确信号。于是，引发对会计盈利未能按价值或收入变化的严格定义进行计量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会计有时采用历史成本计价，有时采用现值计价，结果使会计盈利变成毫无意义的数字“累积”，如同10个苹果减去7个橘子，其差额难以说明问题。因此，会计盈利信息无助于投资和经营决策，建立在这些数据基础上的股价也不可能向竞争性投资中的资源分配发出有用信号。EMH理论认为，财务报告是企业信息唯一来源的假设不可能成立，证券市场也不总是受会计盈利信息瞒骗。EMH理论还证明如果会计盈利与股价之间存在联系，那么即使不按严格的盈利定义进行计量的会计盈利仍将是十分有用的。

实证研究已证实证券市场价格确实并至少能对会计信息中的净收益作出反应，对此鲍尔和布朗（Ball　and　Brown）于1968年首次提供了可靠证据。鲍尔和布朗开创了会计上的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们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提出企业证券的市场价格会对财务报表信息含量作出反应。以后，实证会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那一时期，对EMH假说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规范会计赖以存在的“假设”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给传统规范会计带来巨大冲击。这些研究结果促使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重新评价规范会计理论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

（四）简森的《罗切斯特学派宣言》和瓦茨、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

1976年，简森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罗切斯特学派宣言》，他认为以往会计研究只注重规范性、确定性，这是不科学的；传统会计研究几乎全部致力于解决“应如何做”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实证会计理论，用它解释为什么会计具有目前状态，会计实质对人们和社会资源应用产生何种影响，会计师为什么要从事目前工作等。1978～1979年，瓦茨和齐默尔曼（J．L．Zimmer－man）联合发表“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市场解释”等文章，重申简森观点并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他们认为：（1）传统会计研究对会计准则制定和实务指导，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研究方法。长期以来，规范研究缺乏事实证据，提出的“理论”是研究者个人主观臆断或意见陈述。（2）若能从会计理论中得出有助于会计实务发展和完善的规定，必须建立实证研究理论和方法。

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出版《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PAT）一书，两人所在的罗彻斯特大学也因此声名鹊起、脱颖而出。简森、瓦茨和齐默尔曼等人在改变规范会计、倡导实证会计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对丰富会计理论、改变传统会计研究思想和分析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当时人们将实证会计学派称为“罗彻斯特学派”。PAT一书是瓦茨和齐默尔曼将实证理论移植到会计学领域的成果，对实证会计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该书在会计学界享有盛名，它系统总结了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突出了罗切斯特学派实证研究方法论特征，为实证会计理论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基础。

随后，美国的经济学杂志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计量经济学会会刊》（Econometrica）；财务金融学杂志如《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FE）、《财务期刊》（Journal　of　Finance，JF）、《财务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RFS），以及会计学杂志如《会计与经济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JAE）、《会计研究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AR）、《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TAR）、《当代会计研究》（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CAR）等重要期刊不断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经过30多年发展，实证分析已逐渐成为现代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以至于当今美国多数顶尖刊物非实证分析论文一般不予以发表。当前，实证会计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正在日益国际化。

二、实证会计理论的结构和特点

（一）实证会计理论结构

规范会计理论强调如何限定会计，而不重视以实证分析去验证这些限定的重要假设。实证会计目的是为增进人们对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性会计文献中重要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增进这种认识的关键是掌握方法论对会计理论演变的影响。与传统会计相比，实证会计阐述的“理论”概念范围广泛，其侧重点不尽相同，它构成日益增多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实证会计文献。在经济学中，“科学”上所采用的实证理论概念，一般称为实证性理论，以便与描述性或规范性理论相区分。今天的实证会计仍使用实证理论这一概念，它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和新会计文献的习惯用语。

实证理论应严格区分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实证命题关注实际是什么，世界如何运行，即“如出现A就可能发生B”形式，并可予以否定。因此，在给定条件下，研究人员可把某一限定转换成一个条件性预测或假说并评估其经验有效性。一般说，实证分析是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富有意义和卓有成效的预测，其最终目的是拓展一种“理论”和“假设”；其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解释是为观察到的实务提供理由，如实证理论应解释为什么一些石油企业采用的是勘探成功法（SEM），而不是采用完全成本法（FCM）。预测是理论应能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

实证会计关注的是什么原因促使采用这一种会计政策和程序方法而不是另外一种也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和程序方法，以及企业对新会计准则发布的反应等。实证会计还关心企业为什么会反对某一新会计准则的出台或原会计准则的取消。对这些现象的经验研究结果，可预测某些会计政策在其实际执行时可能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社会影响。因此，实证研究的经济现象并寻求的答案一般有（l）选择不同会计政策和程序方法的成本和效益是多少？（2）制定会计准则的成本和效益是多少？（3）财务报告信息对资本市场有价证券价格影响是什么？寻求这些答案时，通常对个人行为作出如下假定：一是经理人、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个人都是理性的，他们都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二是经理人有权选择会计政策以求效用最大化，或改变企业筹资、投资和经营政策以求效用最大化；三是经理人往往可采取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实证研究者认为这一理论在方法论上比规范会计理论更科学，上述观点构成大部分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基础。

随着实证理论引入会计，数学、财务学、计量经济学中的科学方法论也紧跟其后不断进入会计领域。这种方法论认为，完美的实证理论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种实证理论都只试图解释某一现象，却难以解释和预测所有现象。此外，许多实证理论都可用于解释一组特定现象，因而为获得社会公认，各种理论将展开竞争。影响理论取胜因素包括理论对使用者效用，以及理论解释直观感染力和所能解释现象的范围。在实证研究的科学“游戏”过程中，实证理论和方法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实证会计理论的特点

1933年美国颁布《证券法》，自那以后会计文献一直以规范方式确定财务报告内容；会计教科书也采纳规范性立场，强调应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阐述怎样的会计实务是最好的或正确的。实证会计却着重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不对会计实务进行限定；它解释和预测采用或不采用某种会计政策，不说明应采用那种政策。它对规范会计的一种主要批评是，规范会计所描述的会计和审计实务并非建立在已认同的经验观察结果之上。

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规范会计可能有两个目标，一是经济效益，二是公平分配财富。但这两个目标都是不完美或主观的，前者没把利益的备选方案分成不同等级；而后者则未考虑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偏好。规范会计认为人们行为与一定目标相联系，但这些目标往往是主观的，且难以对其适当性进行经验验证。如果某理论无法检验、经不起检验，则该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在规范会计分析中，有人认为财务报告应按公允价值披露资产价值，以利于债权人了解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还有人认为应按现时成本披露资产价值，以利于投资者了解管理层能否保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但是，实证分析认为一些规范分析的结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由于很难对哪个目标更重要作出正确判断，于是也就不可能对相关理论客观性作出恰如其分评价。因此，实证研究者认为规范分析从方法论上看是不完美的。

实证分析则有以下特点：（l）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某假设是否合理，从而认定可接受或抛弃该理论。因此从方法论上说，它优于规范会计理论。（2）实证会计目的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而不是像规范会计那样规范或限定会计实务，它克服了规范会计中目标及目标函数束缚，能在没有谁先谁后的目标前提下得出较客观的结论。（3）实证会计可评价现有GAAP的合理性，这是规范会计难以做到的。（4）实证会计试图将会计、企业和市场纳入一个“模型”，从而可在一个研究框架中分析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会计问题。

三、实证会计分析的一般程序

实证会计分析具有一套与之相联系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一方面来源于数学、财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多年研究中方法累积的结果。实证分析的研究文献一般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绪论或引言，它包括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以及论文结构；二是文献综述，它包括对有关名词的界定和相关研究文献的阐述和探讨等；三是理论分析，它是对研究的相关理论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四是研究设计，它包括研究过程、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研究变量的设计和选择、数学模型分析，以及研究限制等；五是实证分析，它包括利用数学模型和SAS、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回归分析和检验，以及此后的敏感性分析或强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六是研究结论、创新和局限，它包括研究结论、研究创新与贡献，以及研究局限和建议等。

具体分析程序如下。

（一）确立研究课题、提出命题

实证研究须要选择分析对象、确立研究课题和目标。提出命题可采用文字语言表述形式；也可采用数学模型的表达形式。提出命题应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一是研究命题是否有合适的文献理论指导；二是是否有适当数学计量方法用来分析数据和检验理论假设；三是能否取得研究所需的数据；四是研究的理论对债权人、投资者、经理人，或对准则制定者是否具有意义；五是研究的理论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等。

（二）文献综述

实证研究论文的具体研究往往是从对前人的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开始。此后的理论假设与一定的现有理论有关，因此研究者须要根据命题寻找相关基本理论，对现有文献与成果进行评述，以了解相关研究的发展和现状，如研究所涉及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研究结果、研究缺陷，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等。通过对前人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总结，可以指出以往有关研究的经验、成果和局限；同时明确自身的研究目标或方向，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前人研究的延伸或者是弥补以前的研究局限。

（三）建立理论假说

实证研究一般是先根据理论作出合乎逻辑的预测，然后对它们进行检验，这种预测就是理论假说。由于命题有其存在的环境因素，因此须要对命题所处的环境加以限定，如果不予以限定就难以对命题进行验证。实证研究的假设（Hypothesis）不同于规范研究的假定（Assump－tion），后者是规范研究的基础条件，而前者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须通过检验，用证据判断其真伪。如果一个假设可以用统计方法加以检验，就是可“证伪的”。建立可证伪的假说就是建立可检验的假设，它须要同时建立至少两个相互排斥的假设。

提出理论假说应注意以下一些要求：一是假说应能与一种现有理论相联系，概念清晰；二是应明确假说预测的内容是什么；三是须要考虑验证假说的有效检验技术。

（四）研究设计和数据准备

大量的实证研究是借助于数学模型进行分析的，这就需要进行研究设计，它包括构造模型和选择变量。如会计报告信息对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就需要借助于CAPM模型、奥尔森模型和其他动态金融资产计价模型等。模型化方法（Patternmodeling）是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力图通过确定事件或行为在被认为表明某一具体经济系统特征的模型中的地位，来“理解”事件或行为。模型化方法的实质是将理论假设具体化，使得检验具有可操作性。这须要对假设中的概念予以定义，使之转化为可计量的变量或替代变量，构造模型，并检查检验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由于实证分析须对命题依据的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因此应尽可能多地收集样本资料以便正确检验理论假说。采集资料可依据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成本效益原则，若能借用其他分析者使用过的数据就可不必重复做同样的数据采集工作。有些研究者承诺提供原始数据，资源共享、共同分析，以降低研究成本。采集数据的主要来源有以下一些方面：一是统计数据库，如专用数据库、证券公司数据库、《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等；二是非统计数据库，如道琼斯联机检索系统、福布斯年度调查资料等；三是自制数据如报刊资料查阅、问卷调查、访谈调查等。

（五）统计检验与解释

实证分析的核心是假设的统计检验，检验预期假设的真伪。不论预期的假设是怎样的，进行数理检验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就是所谓概率性质的证伪方法。如前所述，由于预期理论无法证真，因此实证分析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证伪”。在检验中，为通过样本观测值对某理论预期假设取得强有力的支持，一般把这种预期假设本身作为备择假设H1，而将对备择假设H1的对立面作为原假设H0。如前文所述，为检验H0是否正确，先假定H0正确，按检验规则观察由此推出的结果，如果导致一个不合理的小概率事件出现，则表明H0不正确，因此拒绝H0，并接受H1，从而验证了预期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如果检验结果没有导致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它表明否定H0并接受研究假说的证据根据还不充分，但也不是原假设H0绝对正确。因此，根据问题需要，可作进一步试验考察，或者接受H0。

检验假设的方法有许多，选择适用方法须考虑诸多因素，如变量的类型与数目、统计量为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分析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对照样本）间变量的差异，还是寻找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等。假设检验肯定难免出错，为了尽量避免弃真错误，测试前须确立一个显著性水平，以表明拒绝原假设所承担的风险概率。在得出统计结果后还须对之进行分析和解释。为了进一步研究问题或者使研究结论更加严谨，在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后还可以通过改变样本范围（比如限制样本时间、行业、特定类型等）、使用替代变量或应用其他计量经济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或强式检验。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会更加可靠。

（六）研究结论、创新和局限

实证分析结果是对预期假说的接受或拒绝。如果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说相符，则说明实际情况与研究假说一致，此时应对研究结论及其适用范围进行总括性论述。如果发现理论与实践不符，就须解释可能的原因比如是否存在替代性理论、模型错误或样本偏差等。此外，结论中还应该指出研究创新、研究缺陷，并提出今后进一步分析的建议等。

四、实证会计早期经典著作和主要假设

（一）实证会计的早期经典著作

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PAT）曾被称为早期启蒙和普及实证会计的“经典”著作。它指出，实证会计理论是以经验—实证法为基础，用数学模型作为工具所形成的一种新理论；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该书回顾和阐述了各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性理论与方法的实证文献，指出按现行观点解释研究结果的经验性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对变量间相互关系需要理论解释和检验分析的必要性，并将CAPM模型作为一种计价模型贯穿于全书阐述之中。书中提出实证理论研究发展是源于信息、教学和政策服务的需求，并指出社会对实证研究需求始终存在，研究者声誉和论述技巧越高，其著作就越可能受到会计实务工作者、管制人员和其他学术人士的重视，更多学生和资金就会流向其所在的大学。该书提供了三方面重要发现：一是企业盈利报告可向资本市场传递信息；二是其他会计数据也反映CAPM中的变量（如风险），并能提供有关上市证券的信息；三是年度盈利呈随机游动状态而季度盈利则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PAT一书共15章，分4部分：（1）第1部分包括第1～2章，阐述会计理论作用，介绍作为实证会计理论基础的EMH和CAPM。（2）第2部分包括第3～7章，阐述研究人员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的有关文献。内容有：会计盈利与股价相互联系的研究，以会计程序变化对股价影响来比较EMH和早期规范文献赖以存在的假想的各种尝试，会计数据在股价中的作用，会计盈利数据的时间序列性问题，以及经验性研究对早期政府管制存在理由的影响等。（3）第3部分包括第8～13章，阐述在解释与预测会计和审计实务中所形成的理论。内容有建立在理财实务基础上的理论，起源于管制理论的部分会计理论，以及有关政府政策的经验性检验等。（4）第4部分包括第14～15章，阐述实证研究的作用，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总结、评价与展望。

该书的重要学术贡献可归纳为二：一是研究会计数据潜力，检验会计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证明了充分披露会计信息是推动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要素之一；二是提出并检验分红假设、契约假设和规模假设，解释了会计数据在制定和执行报酬计划、债务契约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全书以2／3的篇幅介绍了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在上述两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此外，还就信息披露管制理论、契约理论在审计和会计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评述。

（二）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假设和对“政治问题”的研究

在1968年鲍尔与布朗开创实证会计研究先河后的20年间，实证会计研究大致经历以下两个发展阶段：（1）主要研究会计和资本市场行为，分析会计盈利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研究文献都假设资本市场会根据历史成本计价编制的财务报表来评价股价，同时对实证方法进行讨论和修正。早期实证研究试图在会计盈利和股价反应中找到某种联系，但结果未能对会计实务作出正确解释和预测。在这一阶段，财务学的两大发展即EMH和CAPM，它们在评价股价中起着重大影响。（2）重点分析会计政策选择，试图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试图解释经理人在有选择会计政策余地情况下为什么选择某特定会计程序和方法，而不选择其他程序和方法。研究表明，经理人这一选择是为了能为其带来最大效用。二是试图解释经理人选择某会计实务是为了减少经理人和权益持有人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成本。实证理论目的是对采用会计政策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解释和预测。这里的“经济后果”是指不论有效证券市场理论含义如何，会计政策选择会影响股票价格。例如，新会计准则规定石油公司由全部成本法（FCM）改为勘探成功法（SEM），会计政策变更引起损益变动，而未来现金流量并未发生变动。按无效性假设（见第十二章介绍）股价不会作出反应。但事实上股价波动，这与上述假设有矛盾，于是进行实证分析，寻求原因。

1．“会计信息与股价关系的假设”和会计程序选择的“三大假设”。

实证会计理论主要提出并检验了“会计信息与股价关系的假设”和关于会计程序选择的“三大假设”。会计信息与股价关系的假设是建立在EMH和CAPM基础上，并假定市场为次强式市场（见下章介绍）。该假设认为，财务报告的盈利信息不是股价受到影响的唯一因素，由于该信息已在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中得到反映，管理人不可能通过会计程序选择调节盈利来干扰股价；但盈利信息并非对股价毫无影响。如果盈利信息包含了市场未预测到的未预期盈利这一新的信息就会影响股价的变动。此外，还有许多实证分析都是围绕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提出的关于会计选择的“三大假设”做出的：（1）红利计划假设或称分红假设。它是指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实施红利计划的企业内，经理人更可能选择将未来会计收益转移至本期的会计程序，以利提高其自身可获得的红利。（2）债务契约假设或称负债权益比率假设。它是指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当企业可能违反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条款时，经理人可能选择将未来会计收益转移至本期的会计程序，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3）政治成本假设或称规模假设。西方实证理论认为契约成本包括政治成本，政治活动参与者与市场活动参与者一样，也是为维护其利益而行事的。根据政治成本假设，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政治成本越大，经理人越可能选择将报告的会计收益从本期递延至以后各期的会计程序。政治成本是由于企业“规模大”、“盈利能力高”而引起公众和媒体高度关注并引发“政治热”，导致增加其税负、环保与社会责任，或受到新的管制约束，从而影响其盈利能力所形成的一种支出。

上述假设构成实证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它们为依据可得出一些经得起实证检验的预测。例如，实施红利计划企业的经理人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比没实施该计划的经理人更激进。当新会计准则会导致企业报告净收益的降低时，实施红利计划的经理人往往会持反对意见。因为新准则的实施，使经理人在选择会计政策、设法使本期报告收益最大化上更难了。又如，根据债务契约假设，权益负债率较高的企业经理人越会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以减少违约可能性，也会抵制限制他们这么做的新准则。再如，根据政治成本假设，大企业经理人不太可能反对会降低报告收益的新准则的实施，他们往往选择比小企业更保守的会计政策、谨慎报告企业效益，以避免其政治成本。

2．西方实证研究中对“政治问题”的分析。

西方实证分析将研究对象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把一些不在经济范畴内研究的问题归类于“政治问题”，对于企业来说许多“政治问题”其实是社会责任问题。而对于法律经济公共选择分析中涉及的往往却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政治问题。弗吉尼亚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创立人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认为，公共选择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在政治活动或政府选择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展；个人被看作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集体行为决策的唯一最终决策者，每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身偏好和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理性、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对西方政府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结论。这种理论认为，将政府官员看作是公共利益代表的理想化认识，这与现实有很大差距。政府同样有缺陷，会犯错误并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保证人，其作用应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作决策的社会效应比国家干预前更高。然而，政府官僚主义的过分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

寻租（借用特权获得私利）也是其研究的一个热点。布坎南认为，当代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重要困难与其说是市场制度的破产，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这些制度基本上是根据19世纪产业革命的初期情况设计的，现在它们已受到不平衡作用冲击，并使国家损害了市场和公民社会。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为此应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方式，它们将能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当前须要重建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有必要建设一个能有效制约政府行为的政治法律决策体制。布坎南提出通过“新宪章运动”重建宪法基本规则并以此约束政府权力，其新宪章核心是通过确立预算平衡原则从根本上限制政府的无限度增长，从而消除不断自我膨胀的“政府怪物”对民主、法治社会的危害。

这些分析“政治问题”的理论对实证会计中的政府管制与准则制定和选择等方面的政治活动分析具有一定影响。但是，用“小”会计理论来分析“大”政治问题是有很大难度的。在电子政府（e－Government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e－GIF）、XBRL网络报告环境下，西方一些国家开始使用实证分析研究诸如辖区“政府间竞争”等问题。“政府间竞争”是指政府间围绕有形和无形资源的竞争，包括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竞争、体制竞争和税收竞争等。

事实上，政府间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规范竞争。这种分析是跨学科进行的，这些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经济地理学、行政管理学、政治与财政制度理论、系统论、博弈论、财务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等。政府财务报告对于法律规定披露的信息“应该”详细对外报告；但属于国家机密的当然不可能对外披露，倒有可能披露一些迷惑“敌方”的虚假信息。于是，实证分析样本数据获取会遇到不小难度。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家机密，而且涉及政府系统“暗箱”问题。“经济学者”要想探究国家机密、打开“政治家”的“暗箱”，谈何容易，分析者不被“虚假”信息愚弄就算不错了。因此，当前这方面的实证分析究竟能“实证”、“研究”到什么程度也就难说了。在这方面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中，由于各种分析基于不同理论，并带有不同价值判断，因此分析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异。但是，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规范政府间竞争的框架体系。该“框架体系”将能保障政府间竞争正常运作，既防止扼杀政府间竞争造成制度僵化，也可以防止过滥竞争使政府体系成为一盘散沙。因此，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研究“政府间竞争”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五、对实证会计研究的评价

（一）实证研究开辟了会计分析和研究的新思路

研究是发现知识的过程，相对于主要探索物理学领域问题的自然科学，会计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并被归类于社会科学。会计学从哲学、经济学、财务学和数学等学科中不断吸取它们的新研究成果。传统会计研究大多属于规范研究，当政府或准则制订机构通过法规对会计进行规范后，传统会计往往重视会计“应该如何做”，倾向于会计规范化，很少关注这些规范赖以存在的假设前提的现实有效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规范会计理论下的会计模式无非是先假定会计目标继而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这使得整个会计理论大厦缺乏实践经验的基石，理论与实践脱节。在我国，会计应如何做这对当前实务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在没有把“事情”真正搞清楚前，自然也不能武断地说“应如何做”。而实证会计研究强调的是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的现象并用经验数据检验这些命题是否正确。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大多属于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比较少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引进实证会计，1997年以来实证会计在我国取得实质性发展。从那时起，《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和《经济研究》等杂志中，实证会计研究论文的比重开始不断增加。1999年和2003年，两家专门用于发表实证会计论文的杂志《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相继创刊。2005年12月，在“中国第四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上研究者的主要论题包括：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信息透明度及其经济后果性、审计相关问题、资本结构和盈余管理、IPO现象及其他问题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学者近期实证研究的重点。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李志文（2005）认为，当前研究论文质量低下的问题日益凸现，出现了许多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研究，即不考虑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不进行个性化的理论分析，简单地照搬国外文献的模型，换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复制。他指出，从商学研究领域看，要创造一流的学术研究，可从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方法、资产定价理论、营运管理领域引入成熟的理论，但是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公司理财学、管理会计学、财务会计分析等方面则必须自己开发。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和支持本土研究。范博宏（2005）认为，好的研究不应将视野局限于企业，而应从国家制度背景（包括法律制度、政府、社会等）、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出发，从上到下聚焦企业，应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研究企业的相关问题。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和国外研究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如何用国际视野和主流理论来研究中国特有问题，进而为世界学术研究提供贡献是中国学者的共同使命。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以实证研究为主导，我国会计必须与国际接轨，自然应努力提高会计研究和分析水平。而事实上，我国能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的经济学家包括会计学家并不是很多，一些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缺少现代经济学和数学知识，必须补上这方面的知识。实证研究者认为规范研究方法并不科学，规范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局面。自从1968年鲍尔和布朗在会计上开创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的先河后，实证研究文献开始大量涌现，使实证会计研究异军突起并对规范会计研究提出严峻挑战。实证研究开辟了研究新思路、拓宽了研究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以至于使得这种研究一直持续至今、“香火不断”。然而，对实证研究也是存在诸多的批评和争议的。

（二）人们对波普证伪理论和方法的争论

西方有人认为波普对经济学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可以超过其他任何哲学家的影响，但其一次性证伪的理论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根据“科学理论”划分标准，波普认为数学、逻辑学以及哲学、方法论是不可证伪的，不属于经验科学范围。由于宗教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因此波普认为其科学认识论不适用于宗教的“普世主义”。1957年，他曾断言“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分析学是伪科学。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生活从本质上讲充满隐蔽的冲突，它来自被压抑的欲望和本能；精神分析就是要确定和解决这些冲突。1929年，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不满》著作中指出，任何文明的代价都是阻挠人的本能驱动力，只有放弃和约束人类的某些自然本能，才能保证文明社会的安全和和谐。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所有文明不管设计得多好，仅能提供部分的缓和。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医学教授林恩·莫里茨教授认为，弗洛伊德帮助我们找到了爱情和工作的含义。心理分析学派声称，心理分析可解释任何可以想象的人类行为，良性暗示是有益的，所有临床观察都可构成有利于它的证据。然而，不良暗示、“迷信”是害人不浅的。波普则认为心理分析实际是绝缘于经验的验证，因此其科学含量为零。对此，大部分心理分析者保持沉默或回避争论。事实上，弗洛伊德理论至今仍充满活力，在他诞生150年后的今天心理疗法依旧风行于世。

进化论者也围绕“可错性”展开持久论战，有人认为进化论是一个经验的假设，它不可被证明是对的，但至今也无人反证其是错的。例如，历史悠久的宗教，在其长期发展中积淀了大量人类文化的优秀成分。目前一些西方进化心理学教授、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宗教信仰是一个人类永远难解之谜，许多人愿意相信那些永远不可能去检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能真正体味到宗教“悲悯情怀”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但是，一些坚定的无神论者则认为宗教是科学的对立面。

此外，波普还荒唐地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称为是“不容反驳”的伪科学，却将科学史上已被证伪的许多学说如托勒密地心说、燃素说、热素说等与哥白尼日心说、氧化说等理论一起列入其“科学”之中。因为按波普观点，一个学说或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它有被经验证伪的可能性，至于它是否已被经验所证伪则无关紧要。实际上，波普本人对科学实验了无兴趣，有人甚至嘲笑他只是陶醉于“可错性”概念。对于波普这种所谓“科学方法”理论的哲学前提，从其诞生至今，赞美的和批评的双方始终存在激烈的争论。

（三）库恩“范式”论对“素朴证伪主义”的批判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三大流派。有人认为，20世纪科学哲学取得的最大成果是波普的“证伪主义”和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和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论。证伪主义的产生是从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开始的，而历史主义流派同样对证伪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科学发展史上，研究创新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证伪”的科学方法。例如，拉沃依希尔（Lavoisier）是通过系统分析建立其氧气燃烧性质理论的；弗莱明（Fleming）在偶然情况下发现了青霉素；法拉第（Faraday）主要是凭其杰出的直觉发明了发电机；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是从反复试验中总结出脱氧核糖核酸（DNA）模型；伽利略（Galileo）凭借新发明的工具——望远镜才发现环绕木星运转的卫星等。而开普勒（Kepler）却是真正从假设的“证伪”中得出行星轨道学说的。

20世纪60年代，波普的证伪主义遭到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哲学家的批判，因为它与科学史实不符。牛顿万有引力理论问世前曾由于对月球轨道的观测而被证伪，经过约50年的时间才把这一“证伪”转嫁给牛顿理论以外的其他“原因”。如果按波普“科学方法”，牛顿理论在未形成前早就该被摈弃而夭折了。匈牙利出生的英国哲学家爱默尔·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是波普的学生，他认为波普“科学方法”忽视了科学理论的“韧性”。为补救波普“一次性”、“单一检验”的“素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提出其“精致证伪主义”即“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系列的“研究纲领”，他以“研究纲领”来替代波普的“理论”。“研究纲领”是一个开放结构，它由若干方法论规则构成，每个纲领都有一个“硬核”即作为该纲领基础的基本假定。人们可通过修改一些辅助理论来保持其“硬核”免于被“轻易”证伪，这样就可使科学理论具有一定的“韧性”。精致证伪主义与素朴证伪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单靠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就能证伪理论；而前者强调只有当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后才能证伪一个旧的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研究纲领”比波普的“理论”更具韧性。

1962年，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阐述了“范式”论，他认为科学是一个过程，一个由理论主体（the　Corpus　of　Theory）和对特定主题领域进行的观察所组成的“范式”穿过一个确定的“生命周期”的过程。“范式”的含义包括科学理论体系、运用理论体系的心理认识，以及指导、联系理论体系和心理认识的自然观，这种三位一体的“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实体。“范式”论既是针对逻辑经验主义提出的，也是针对波普的证伪主义提出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脱离，把科学看作是某种已有的知识体系，只关心各种知识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将人、社会和历史诸因素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波普虽倡导研究知识的增长但并未将研究与科学史结合起来，他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处于所有时代均正确的“科学方法论”，对心理学和社会学采取排斥态度，因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逻辑主义者。拉卡托斯也是把科学发现的逻辑同发现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严格区分开来，从而在这点上与逻辑主义相一致。库恩的“范式”论则首先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因此它是一种可加以历史地描述的经验事实，其科学发展的模式包括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新常规科学四个阶段。在前科学阶段，几种理论往往各自争鸣、互不相让，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受到当时哲学思潮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常规阶段，科学研究有了共同遵循的准绳，于是研究进展迅速。在非常规科学阶段，也是科学革命的阶段，“范式”（Paradigm）不像波普的“理论”那么脆弱，一驳就倒，而是极力想把反常情况纳入其轨道。科学革命时，范式之间的变换是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心理特征相关的。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范式解决难题的能力，而且还有各种思想、政治条件以及社会习惯势力的配合。在新常规科学阶段，新“范式”建立，科学将重新遵循其新的周期进行发展。

库恩认为科学是在“范式”指导下的解决疑难的活动，实验结果的否定不是否定“科学理论”而是否定“研究人员”。“范式”论特别强调“人”的心理、社会和历史这几个因素，它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实际上，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理论系统不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包含在内。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它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比自然科学更需要关注“社会”、“人”和“历史”因素，这必然会受到不同道德伦理观念和各种“人”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从这点上讲，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近似”的。“范式”论使科学哲学的整个面貌为之一变，它在自然科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广阔领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四）现代科研成果是“人”长期研究“累积”的结果

实际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思潮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这就是他们过分注重深入的“纵向”分析方法，把现象的各方面人为割裂开来，孤立地进行深入研究，“钻牛角尖”；同时，忽略甚或反对从整体上把握现象各方面联系的“横向”综合的分析方法。事实上现代科学理论来之不易，以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理论为例，早在19世纪的1879年，霍尔在试验中就“意外”发现了“霍尔效应”；以后直到20世纪的1980年，德国物理学家冯·克利青在极低温度和强磁场条件下才发现了“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在此基础上，过了两年后的1982年开始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劳克林、哥伦比亚大学的施特默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崔琦（美籍华人）等人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艰苦试验和理论分析终于取得成果。从这项“跨世纪”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发展“历史”上看，现代科学理论并非仅靠简单一次“证伪”就可获得，它往往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人”的创新思维及异想天开的意外发现、深厚的理论基础、先进的实验条件、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从历史上看，许多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质是“人”的“纵向”与“横向”长期研究所“累积”的结果。

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经邦济世”之学的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人们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价值判断”的介入。同时，它又必须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只有如此，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有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巨大差异，但两大科学具有一些共性，如用于分析实际数据信息的基本手段就具有两大学科间的通用性。基于这些“共性”，社会科学家认为科学方法论的证伪等方法同样适用于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自身的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身也属于被研究的对象，而“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会随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而变化。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作为经济学中的实证会计其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十分复杂。由于社会经济及其制度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当前世界经济向“国际化”、“一体化”方向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法律在不断变化、财务报告准则在“趋同”，因此分析中采用具有规律性的多期、动态数学模型来描述研究对象并非易事。在建模过程中必须验证整体模型的合理性，也要验证模型的每个关系的合理性，并判断和选择解释变量和适用函数形式等，因此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也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但是，“艺术”本身就有各种变化，对其也就存在各种评价。

（五）实证会计研究需要规范会计的数据，规范会计研究结论需要实证会计的科学检验

从历史发展上看，科学理论并非一成不变，对同一现象往往有相互抵触的理论模型同时并存。这意味着，实证分析者在构建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其实并没有确切可靠的理论基础。一些经济计量学家们对应该如何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存在众说不一的看法，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省、批判与争论层出不穷。在实证会计研究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美国AAA于1979年发布的报告《会计中的经验研究：一个方法论的观点》（Empiric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A Methodological　Viewpoint）认为，科学方法应是会计研究的“理想的”或首选的方法。阿卜杜勒·卡利克和阿吉尔（Abdel－khalik　and　Ajinkya，1979）在该报告中指出，科学方法始于成型的理论（Well－formulated　Theory），它来自先前研究文献的回顾，以及可表示为一个自变量集和因变量集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这个理论被用来将“假说”数学模型化，利用一个高度结构化且预先决定的程序收集数据，通过数学和统计技术对其进行分析，并且证实或推翻假说，最后归纳研究“结论”。他们认为，在美国JAE、JAR和TAR等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大量使用数学符号，依赖复杂统计方法，以直接的实在主义为代价关注智力容易解决的问题，是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大篇幅文章的全部特征。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正迈入高等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的“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可被纳入“数学王国”。今天的科学家已发明出一种“数码镜子”，只要输入个人相关数据，如抽烟喝酒、体育运动、心理活动与生活方式等信息，“镜子”就能“照出”未来老年的你。有的科学方法论者甚至认为，当未来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和容量发展到“无限”时，未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整个世界都是可“模拟”和“预测”的，那真是到了未卜先知、人生如梦的境界了。但批评者认为，这种梦想不一定能成真。许多经济现象不能用简单线性回归数学方法来解决，尤其是人脑复杂的“思维”，这种研究对象的“理论”是无形的、立体的、瞬间变化的“总体”，它们有没有参数概率分布的特征，是否可用数学模型进行假设的证伪检验、定量分析，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早期批评意见还认为，实证研究往往只注重“细枝末节”问题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人们早已熟知的既定事实，只不过获得了“证据”而对会计理论并无重大贡献。实证理论与物理学有相似的局限性，它往往只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告诉你具体如何去做。如在对待“怎样过河”的问题上，它充其量只能原则上告诉你可通过造桥或摆渡来解决，而无法告诉你应如何具体地造桥或摆渡。虽然实证理论在不断拓展，但在方法论上存在诸多不足。从方法论和统计角度上讲，实证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解释不是“天衣无缝”的；对于实证研究可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经验支撑答案的这种说法，也是存在争议的。如人们还不太了解会计数据对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或两者之间的抉择产生影响的函数形式。在会计政策选择和股价影响研究中，利用替代变量所计量的成本都带有误差，并且线性限定是否合适也不十分清楚。麦基、贝尔和博特斯曼（McKee、Bell　and　Boatsman，1978）使用相同样本对瓦茨和齐默尔曼1978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后发现，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的预测能力早已今非昔比，并且相关系数中的大小、方向及重要程度都已发生变化。因此，这三位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样的“理论”没有预测价值。

再如，实证理论有些模型中相关参数可能存在言过其实的情况，这可能是观察误差造成的结果。还有，企业行为的改变究竟应归于会计准则变化，还是归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这可能都是实证研究方法中的缺陷。由于实证研究难以计量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从统计上讲也存在不足，即使试图用其他变量替代，也无法回避上述方法论缺陷。瓦茨和齐默尔曼在研究中强调不同个体，如股东、经理人等在会计选择中的个人行为；但有人从哲学上对此进行批评，如克利斯特森（Christenson）认为，与其将实证理论说成是一种会计理论，还不如将其说成是一种会计的“社会学”，因为实证分析焦点集中在“理性人”行为上而不是“会计个体”行为或计量方面。

实际上，实证分析者希望其研究能遵循精致证伪主义思想，但实证研究的局限性还是客观存在的，例如：（1）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所解释的变量并不重要或没有预测价值。（2）在有些假设的模型中，限定的模型缺乏依据，所假设的模型预测能力较低。（3）代理契约作用的研究中忽视了契约变量间存在的共线性，分析各变量的独立影响就很困难。（4）一些代表性模型未作严格限定，限定的线性模型也缺乏一些依据。（5）有时使用替代变量较粗略，如以规模粗略代表政治成本等。（6）大部分实证研究都限于某“时点”上的对比，如果该“时点”前后环境变化较大，这种“对比”的解释和预测究竟有多大代表性，是十分令人怀疑的。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应该说，规范理论同样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即使某规范理论可能不能很好地作出科学预测，但它仍是一种能指导实践的较好理论。与实证理论不一样的是，规范理论并非主要由预测来评价；而是由它与个人理性行为基本假设的逻辑相符程度来判定的。于是，一些人开始致力于研究哪种理论方法是正确的，如波兰德、高登（Boland　and　Gordon，1992）和戴姆斯基（Demski，1988）。应该说，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对理论的发展和检验都是有用的。规范分析也能得出相对正确的预测结果；实证分析可以对这些预测进行检验，帮助修正规范预测。一般来说，没有传统基础，难以有未来发展。同样，没有规范会计的数据“基础”，实证会计能否盖起“高楼大厦”呢？事实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各有其优缺点，因而任何重视一方而偏废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需要规范会计的数据、结论作为其分析的基础，而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的科学检验。如上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已是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成为经济学中的一大“景观”。同样，与规范会计相比，实证会计已使传统会计变得“面目全非”了。规范财务会计可以说是一门研究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和报告的会计学分支学科。实证会计似乎也应有其理论构成要素，但目前好像缺乏具有权威性的、使人一目了然、条理清楚的实证会计“要素”。现有的实证会计理论体系让人感觉有些“杂乱无章”，它除了不研究财务报告指标数据的形成外（财务报告数据往往是其科学研究的重要样本资料之一），其他什么都可“插一手”并进行“科学”研究一番，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理论”林立、目不暇接。其实，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定历史时期内，规范会计和实证会计及其研究应该不是互相排斥，而是需要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在未来的信息时代里，我们的市场不断成熟和完善，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显然会越来越体现出来，并被广大分析者所逐渐认识和接受；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和方法也将不断得到拓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