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期货市场的制度变迁特征

第四节　民国时期期货市场的制度变迁特征

民国时期期货市场经历了一个制度产生、变迁和消失的过程，是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线，中间伴随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有如下特点:(1)盈利性。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是有关群体推进制度变迁的动力。(2)自发性。外在利润的存在使有关群体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是自发性的。(3)渐进性。制度的转换、替代、扩散都需要时间，从外在利润的发现到实现外在利润内在化，其间要经过许多复杂环节。^[94]

民国初期，在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规避风险的内在需求，由行业公会自发借鉴了国际上期货制度，在行业公会内开始了具有期货交易特征的定期交易，由此产生期货市场并由内(部)而外(部)发展而来。从实施主体来看，主要是非政府主体的行业公会作为第一行动集团在推动，而政府作为第二行动集团，顺应了这一制度需求，并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构建了期货交易的法律制度结构。非政府主体发起了制度建设，而政府参与互动。没有政府的参与，期货市场也会在民国初期产生，所以说，民国初期期货市场的建立是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国际上期货交易制度转移的结果。“民十信交风潮”的发生表明，当时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导致了严重的期货市场制度供给过剩，制度供给过剩不仅可能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条件下产生，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条件下也会产生。制度供给过剩也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消除。

民国时期期货市场的演化则主要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如中国第一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就是在国民政府《交易所法》的执行过程中，本所的多个交易品种分别被强制合并到其他交易所而最终停业;在抗战爆发前期国民政府的《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取缔上海机制面粉交易所投机办法》、《取缔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投机办法》等办法的实施也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同时，民国时期期货市场的演变也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民国时期标金期货由盛而衰完全是由国际主要国家放弃金本位制和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导致的，是标金期货所处的制度结构变化导致的制度不均衡，从而诱致了这种制度变迁。

民国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在内忧外患中夭折，不能简单地用已有的制度变迁理论来概括。因为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在正常的“制度环境”前提下，而战争环境不是正常的制度环境。在战争条件下，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都很难进行正常经济条件下才可以进行的期货市场制度建设。

民国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下，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在经受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风险考验后，最终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消失。在战争条件下，期货市场消失有时表现为政府禁止交易，有时体现为自动停市，但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当前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建立在非战争前提下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传统的制度变迁模型，或可以根据战争的不可抗拒性，称之为“外力强制性制度变迁”。

战争破坏了原先的制度结构，期货市场制度因为原制度结构的破坏而被迫消失，是一种突变而不是连续变化的诱变。横向比较，美国期货市场发展之健康，西欧期货市场之衰落皆与此有关。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后，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所以期货市场的创新不断，而西欧在20世纪初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影响了其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的商品期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金融期货更是遥遥领先，如果有较为稳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期货市场应该可以在促进中国的金融事业中作出贡献，并奠定中国期货大国的地位。国家主权完整、社会稳定是期货市场发展的制度结构基础。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第32—40页。

[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55、67—68页。

[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前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15页。

[4]冯子明《民元来上海之交易所》，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七辑。

[5]席涤尘《上海的标金和股票》，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四编80之《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81—283页。

[6]冯子明《民元来上海之交易所》，第148页。

[7]杜恂诚著《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349—357页。

[8]杨荫溥《中国交易所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影印，第160页，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二编41:经济类)，上海书店1996年12月版。

[9]《申报》中华民国8年(1919)8月14日，第3张。

[10]《申报》中华民国8年(1919)8月24日，第3张。

[11]《申报》中华民国9年(1920)2月28日，第3张。

[12]《民国日报》中华民国9年12月29日，第3张。

[13]《申报》中华民国9年6月29日(星期二)，第3张。查之前《申报》，无华商证券交易所期货行情。

[14]民国时期的文献，除各种著作外，报纸主要参考《申报》。《申报》1872年创刊，1949年停刊，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有大量的商业新闻。《民国日报》创刊于1916年，1932年停刊，1945年10月复刊，1947年1月终刊，且商业新闻不如《申报》丰富，所以本书民国时期的资料以《申报》为主，辅之以《民国日报》。

[15]杨荫溥《中国交易所论》，第72—73页。

[16]陈善政《我国证券市场之发展史》，上海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88—400页。

[17]宋士云《民国初期中国证券市场初探》，《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第112页。

[18]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46—47页。

[19]朱荫贵:《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4—85页。

[20]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7页。

[21]华商证券交易所于1920年5月创立，正式开业为1921年1月。宋士云《民国初期中国证券市场初探》，《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第113页。

[22]华商证券、面粉、杂粮油豆饼交易所开业应在民国10年(1921)3月7日之前，因为3月8日的《申报》第3张已经有这3个交易所的行情了。

[23]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于民国10年(1921)3月4日开始营业。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开幕广告，《民国日报》民国10年3月4日第1版。上海华纱布交易所于民国10年7月1日开始营业。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开幕式广告，《申报》民国10年7月1日，第3张。

[24]冯子明《民元来上海之交易所》，第148页。

[25]朱荫贵《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4—85页。

[26]上海标金期货交易的是上海小条标金，“长约两寸，宽约五分”，每条计重漕平10两，成色为0.978—含纯金978‰，又称“九七八标金”。交易单位为“平”，7条为1平。见杨荫薄《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10月第4版影印。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三编33:经济类)，上海书店1991年12月出版。

[27]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63页。

[28]安佳译，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危害》，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第1版，第165页。

[29]许涤新、吴承明:前引《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768页。

[30]许涤新、吴承明:前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2页。

[31]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69页。

[32]朱彤芳编著《旧中国交易所简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45—153页。

[33]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81页。

[34]上海交易所监理员陈行、许建屏《(民国)二十年十月份工作情形及交易所营业状况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23—724页。

[35]《六月一日两交易所定期合并》，《申报》中华民国22年(1933)5月4日，第4张;《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召集第二十三届股东常会通告》，《申报》中华民国22年6月2日，第2张。另据1946年9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印《上海证券交易所概述》(录于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04—219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分5月份归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应不准确。

[36]《物品交易所归并金业，金交昨开股东大会》，《申报》中华民国23年(1934)9月17日，第3张。

[37]《中执会秘书处转上海执委会呈请取缔上海标金市场函》、《上海金业交易所等反对停止标金买卖电》、《行政院关于取缔上海标金市场应有所顾虑函》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07—711页。

[38]《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1月29日。

[39]何秀峰、陈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二月份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26—727页。

[40]《上海面粉交易所紧急启事》，《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2月5日，第4版。

[41]《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2月11日，第2张。

[42]陈行、许建屏《(民国)二十年十月份工作情形及交易所营业状况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23—724页。

[43]《“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被害客户联合会”通告(第一号)》，《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2月19日，第3版。

[44]上海各业商务组织公会、上海市市民组织公会、法租界商务组织公会《为长期抵抗忍痛复业公告》。《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4月1日，第2张。

[45]《债权昨已开市》，《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5月3日，第3张;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55页，按照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训令于5月1日起重新开市，应为有误。

[46]《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公告》，《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5月1日，第2张。

[47]《粉交今日恢复市面》，《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6月4日，第3张。

[48]《期麦昨已开拍》，《申报》中华民国21年(1932)6月7日，第4张。

[49]《申报》中华民国26年(1937)7月6日(星期二)，第5张。

[50]《申报》中华民国26年(1937)7月7日(星期三)，第5张。

[51]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413页。

[52]陈行、许建屏《(民国)二十年十月份工作情形及交易所营业状况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23—724页。

[53]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414页。

[54]《行政院决议通过并抄发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指令》、《实业部拟定取缔上海纱布、面粉、杂粮交易所投机办法咨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8—732页。

[55]《申报》中华民国36年(1937)7月7日。

[56]《申报》中华民国36年(1937)7月9日。

[57]《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公告》，《申报》中华民国36年(1947)8月18日，第3版。

[58]《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公告》，《申报》中华民国36年(1947)8月27日，第3版。

[59]陈正书《近代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和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4期，第93—102页。

[60]朱荫贵《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4—85页。

[61]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1、19、23页。

[62]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55页。

[63]许建屏、陈行:前引《上海各交易所营业状况报告》。

[64]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网站(www．cbot．com)。

[65]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网站(www．cbot．com)。

[66]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57—58页。

[67]许建屏、陈行《上海各交易所营业状况报告》、《交易所监理员暂行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1994年出版，第712—728页。

[68]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63、181页。

[69]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01—105页。

[70]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86页。

[71]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76页。

[72]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211—212页。

[73]杨荫溥:前引《中国交易所论》，第145—146、190—192、202—203页。

[74]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59页;参见《交易所非经呈准，一律不准复业》，《申报》民国28年(1939)8月13日，第3张。

[75]刘志英:前引《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第363页。

[76]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版。

[7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72—676页。

[78]杜镛《上海证券市场筹备经过与前瞻》，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04—219页。

[79]“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财政两部长均将亲临，试行上市股票先核定二十种”，《申报》中华民国35年(1946)9月9日，第2张。

[80]《申报》中华民国35年9月12日、14日、15日、16日、17日，第2张。

[81]《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公会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58—261页。

[82]“证交递延交割十四日午后实行”，《申报》中华民国35年11月12日、15日，第2张。

[83]“证券期货交易自今日起停做”、“部令停止递延交割业务，华股全面惨跌”。《申报》中华民国37年(1948)4月5日第1张、6日第2张。

[84]白丽健《1937—1949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历史考察》，《复旦学报》2000年第4期，第49—55页。

[85]“总统颁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二十亿元”、“整理财政管理经济、沪津证交暂停营业(详登《整理财政及加强管理经济办法》)”、“空方多种跌至限度”，《申报》中华民国37年(1948)8月20日，第1、2张。

[86]《证交复业第一日，成交二十一亿余股，美亚新光等涨停》。《申报》中华民国38年(1949)2月22日，第2张。

[87]前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公会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书》。

[88]许涤新、吴承明:前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685—689页。

[89]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68页。

[90]“证交递延交割十四日午后实行”，《申报》中华民国35年(1936)11月12日、15日，第2张。

[91]《王志莘发表谈话》，《申报》中华民国35年(1936)11月20日，第2张。

[92]许涤新、吴承明:前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685—689页。

[93]许涤新、吴承明:前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18页。

[9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