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求真务实,陈云指导利用国际期货市场
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贸易对国际市场价格有较大影响,每有采购,国际卖家都会抬高报价,而“文革”后期的中国财政很困难,国际市场价格的微小波动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客观的经济风险迫使我国领导人认识、运用期货交易这一规避市场风险的金融工具。
1973年4月,国家决定从国际市场进口47万吨原糖,外贸部通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在香港的窗口公司“华润公司”落实。国际原糖贸易中,价格通常参考纽约期货市场和伦敦期货市场的期货价格,再加以地区升贴水来定价。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因其数量巨大,采购谈判一旦开始,其消息可能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从而给我国的进口带来巨大的损失。当时,由于“左”的思想禁锢,国内认为期货市场是投机市场,是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工具,所以不能利用期货市场。但如何确保以合理的价格采购到必要数量的商品,又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客观难题。作为国内进出口总公司的总代理,华润公司突破常规,先在伦敦期货交易所买入白糖期货合约26万吨,均价每吨82英镑。然后,开始在国际市场采购,平均每吨89英镑。中国在国际市场采购白糖的消息使伦敦交易所的白糖期货合约上涨到105英镑,华润公司在期货上涨后卖出平仓,在避免了买高价糖,当“冤大头”的情况下,又从中赚得240万英镑[7]。1973年,陈云同志在总结原糖国际贸易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经验时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8]
1973年原糖进口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用期货市场的盈利弥补现货市场上涨带来的亏损,在为国家节约了宝贵的外汇资金的同时,也为我国国际贸易探索了套期保值的成功道路。之后,又总结经验,解放思想,逐步在黄金、粮食、棉花等关系中国重大利益的国际商品贸易中利用国际期货市场。
在陈云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国在黄金期货交易中为国家争取了最大利益。[9]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的美元价格开始了持续走强。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1973年敏锐地指出:“今后金价仍然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10]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时,官方的黄金固定兑换价格为35美元/盎司,不到10年的时间,于1980年1月达到最高852美元/盎司,总体涨幅高达24倍之多。将外汇美元购入黄金期货合约,于需要外汇时再卖出黄金期货合约,可利用黄金期货避免外汇美元贬值,从而保证外汇的购买力,避免宝贵的外汇购买力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利用有重要意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利用期货市场的实践表明:期货交易是国际贸易必须利用的避险工具,可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服务。
虽然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难以在国内正常发挥作用,因而期货市场在国内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只要中国不彻底闭关锁国,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来为本国的经济服务,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的贸易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风险就会直接影响本国的经济利益。国内的价格风险可以隐藏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幕后,但国际贸易的价格风险使计划经济的国家也必须去理解、运用期货交易这一避险工具。当前,在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80%的时候,期货交易这一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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