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的理财思想

三、梁士诒的理财思想

梁士诒(1869～1933年)，广东三水人，光绪进士。1898年曾阻挠梁启超变法。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被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邮传部五路提调，又任铁路总局局长。同年，成立交通银行，任帮理。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副大臣。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1913年周学熙去职后，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1914年任税务处督办。同年，任内国公债局总理，发行“民三公债”。1916年袁世凯死，被通缉，逃往日本。1918年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长。1921年底依靠奉系出任国务总理，次年因奉系战败，避居日本，旋又蛰居香港。1933年死于上海。梁士诒曾多次与外国签订借债合同，他的主要活动在财政金融方面，是旧交通系的首领，有“财神”之称。

梁士诒因负责举办“民三”、“民四”公债，其理财思想中以公债问题的议论较为突出。

1.“量出为入”论

梁士诒主张编制财政年度预算采取“量出为入”原则。他在1925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此作了申论:“现在经济学理论及实用，皆不外于《大学》中所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十六字。鄙人现在专言‘用之者舒’，以发挥经济运用之意。从前朱晦庵注此语时，目光太狭，专就预算言之，谓为‘量入为出，则财恒足’。不知此语就个人而言犹可，若就国家社会而言，则万万不可。如一国之内，人民穷困，如何能百废具举?欲使人民不穷，则又岂量入为出者所能办到?反观外国国家及地方预算，无不量出为入，出者即百废具举，有益于人民者，即行举办;入者舍赋税外，无他途也。”^[21]

梁士诒认为，个人实行“量入为出”，是可以的，因个人的收入和需要，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则财恒足”。但是，作为国家的财政原则，应该是“量出为入”，才能“百废具举”。在他看来，只要有税收保证，就可做到量出为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财政收支方面究竟采取哪种财政原则，可以探讨，但要实行量出为入，就应考虑多种因素。在当时军阀政府的统治下，本来已经是民穷财尽，若再实行量出为入，必然增加税收，人民更加处于窘困境地而不能自拔。

2.税制改革论

民国二年(1913年)周学熙去职后，梁士诒在署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之时，提出了“整顿旧税”、“增加新税”的主张。关于增加新税，他主张开征印花税与所得税，他说:“值此国基未固需用浩繁之际，若照旧时之收入，万不足以供各项政务之用。故增加新税实为今日切不可缓之事。印花税法案，业经前参议院议决公布，惟推行未广，现正遍设发行所，以求普及。至所得税，各国行之已久，既可收普及全国之效，复可致增加巨额之功，且与最新之学说相符合，盖着意于富力之分配，而不仅着意于生产事业也。现本部已议具草案，不日当交国会核议。亦明知际此民力凋敝，未便增重负担，奈倒悬燃眉之急，实有不可坐待之势。”^[22]

梁士诒也把增加新税与西方“最新之学说”相联系，与周学熙的观点一致。他对增加新税的目的，说得较为直率，明知增加新税必然会“增重负担”，但为救“倒悬燃眉之急”，就不能不力图施行。

3.公债论

梁士诒认为举借外债要受制于人，而且以外债充行政之需，尤为财政原则所大忌，故对外债不甚赞同，而极力主张以内债为弥补财政之入不敷出的办法。他在袁世凯执政时期曾负责办理“民三内国公债”、“民国四年六厘公债”，并曾任内国公债局总理。他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公债的见解和主张，成为这一时期非常突出的理财观点。

梁士诒在民国三年(1914年)谈到为什么要募集公债时说:“政府为整理金融补助国库起见，募集公债。”^[23]后来又说:“办理内债”是“补助财政之良规”^[24];“理财之道，经权不同，缓则以增加租税为常规，急则以募集公债为通例”^[25]。梁士诒为了办好这次公债，先对前清和民国元年多次举办公债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认为第一是风气未开，民情悍格，人民不知公债之利;第二是政府信用未立;第三是经营不得法;第四是定额过高，还本时间过长，发行不易。为此，他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尤其注重宣传公债的意义和好处，大造购买公债利国利民的舆论。他说:“至公债利益约有数端:即就民生而论，人民购买公债，既由国家拨款专储，本息无虞稍欠，且监以中外之耳目，厚以国力之担保，尤为措诸万全，其利一。人民恒产必自储蓄始，购买公债即为储蓄最稳最便之方，平时既优获息金，且分期购取，专款归还，化散为整，暗中获益尤巨，其利二。应交一切租税，均得以债票抵纳，公私周转綦便，可免临时筹措现款之烦，其利三。购债无须足款，而偿本则以足款计算，例如此次募款，每百元只须缴纳九四，而到期则以百元发还，无论社会何种债权，均无此优渥，其利四。债票例准转卖，个人需要既可随时活动，而市面多此一种流行证券，商业收效，尤在无形，其利五。总之，此次办法，固为便国，尤在利民，国与民互相维持，端赖此举，斯意当为人民所共喻。”^[26]为了满足人们变现和转移风险的需要以吸引民间购买，梁士诒还主张建立公债的交易市场，规定“债票例准买卖”。

仅从上面五点来看，有些措施如租税“均得以债票抵纳”，“每百元只须交纳九四，而到期则以百元发还”，有其可取之处。梁士诒强调债信，主要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去举办公债，尤其着力于在建立信用上下功夫，订下各种规则，在管理上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对发行公债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指导思想，并非如他说的那样“尤在利民”。

首先，梁士诒这次募集公债采取的是包卖制，重点是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承包，曾与中国、交通两行订立《包卖债票合同》。据梁士诒谈民三公债“资本团体所承包者，数达千万，居全额三分之二以上”^[27]。这里所说的“资本团体”，主要是中、交两行。它们不仅获得大量包卖经手费，而且还认购债票，从中进行公债投机，同时，全部公债募集“皆以中国、交通银行为汇归之宿”^[28]。这样一来，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它使中、交两行以承办公债作为主要业务，与生产严重脱节，促使中国的银行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第二，梁士诒的大本营是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也受其控制，通过中、交两行承办公债，使两行获得大量利润，急剧发展了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的垄断力量。

其次，民三公债规定“债票例准买卖”，不仅不能像梁士诒所说的“商业收效”，而且还会使商品交换受到损害。这次公债实际募集了二千五百余万元，数目甚巨，上自中国、交通银行，下自民间银行和工商企业，不同程度地把资金用于公债买卖，引导国内社会资金搞公债投机，势必影响用于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资金积累。

再次，在公债用途上，只是为弥补袁政府财政“概算之缺”。通过这次发行公债，袁世凯补充了其军费和政费，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最后，梁士诒强调说:发行公债“尤以中外合办，参用洋员，为力求征信之确据”^[29]。为此，在内国公债局中，选任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中法银行经理赛利尔为董事。前面曾经谈到安格联还被举为“协理”，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这次募集公债的权力。1915年梁士诒募集民四公债时又说:“除仿照(民国)三年公债兼采包卖办法外，并与汇丰银行订立条款，会同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募此次公债。”^[30]从而使对外国的依赖，又深了一步。

梁士诒曾经大肆吹嘘“民三公债”超额完成，是他的一大功绩。诚然，他创造了我国内债发行史上的最好成绩。它重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起经济信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众对国家财政的信心。自是以后，民间知道公债与捐税不同，是一种商业投资行为，因而踊跃购买，风气大开，把民间窖藏不出或浪用无度的货币吸引到生产流通领域，对活跃近代资本市场，发展社会经济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民三民四公债本身主要用于弥补北洋政府军政费用之不足，对国计民生裨益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