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节富助贫”的财税思想

第四节　孙中山“节富助贫”的财税思想

孙中山(1866～1925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早年在檀香山、香港学习，1892年毕业。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遭拒绝，遂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展开一系列反对清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1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职。2月13日迫于压力辞职。后又先后领导“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革命运动。1925年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不是以财政学家显世，而是以政治家著称，但孙中山对西方财政理论和政策的了解，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当时较高水平。当然，作为政治家，他的有关财政理论主要是为其经济纲领(民生主义)服务的，而不是纯粹的、系统的学术探讨。唯其如此，由于孙中山在中国崇高的政治威望，孙中山的财政思想对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贫富对立问题一直困扰人类。人类社会周期性动荡往往与贫富矛盾的积累、激化、暂时缓解、重新积累、重新激化……这样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相伴随。贫者解决贫富矛盾的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劫富济贫”。中国的一些农民起义领袖认为“劫富济贫”是“替天行道”，理所当然。古代社会贫富分化矛盾的短暂缓和，一般是靠战争以武力剥夺富户私有财产和使部分富户破产、富者死亡绝户实现的。进入近代以后，生产力迅猛发展，贫富分化的矛盾空前激化，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应时而出。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上也是主张剥夺剥夺者，主要是采取暴力方式剥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为公有，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

晚出马克思约半个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借鉴中西有关理论并结合当时的中国历史现状，提出了既保护私有产权，又保持社会相对公平的别具一格的解决贫富悬殊、对立的思路，其内容是不动富者既有财富，却节制其增长，同时通过发展经济，使贫者致富，达到“将来共产”，将来共同富裕。这一构想可以称为“节富助贫”。孙中山的财税思想主要是围绕着这一构想展开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开始了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社会财富成倍增长。此时，西方各国继续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支配一切。伴随着社会财富的空前积累，社会贫富分化也空前激化，工潮迭起，危机四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面临新的突破，而且在社会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的积累方面也达到极致。孙中山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开始他漫长的欧美游历生涯的。急于从欧美寻找救国救民方案的孙中山，在目睹异国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贫富不均埋下的隐忧。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支部的演说中认为，西方社会“生产既多而社会反致贫困”的原因，“实由于生产分配之不适应”，由于贫富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57]

像近代许多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政治家一样，孙中山把追欧赶美看得很容易，认为用不了多少年时间。他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社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人，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58]孙中山最担心的不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而是担心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的弊端。孙中山认为，由于中西社会生产力发展处于不同水平，所以中西贫富分化的状况也迥异。中国虽然有贫有富，但贫富分化问题尚不十分严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普遍的穷:“中国人大家都是穷，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的贫。中国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相比，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不过是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59]

孙中山认为，从贫富分化尚不严重、社会冲突尚未全面爆发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发达未尝不是富倚于祸:“中国近代进步虽迟，似有不幸。然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亦未始非一大幸也。”^[60]由于中国解决贫富分化重在预防，孙中山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称作“卫生主义”。他说:“譬如人身预讲卫生之术，则病不生。若至病生始言救治，其苦难有不堪言者，民生主义即卫生主义也”^[61]。“卫生之与疗病，自亦不同，一则防之于未然，一则治之于已发也”^[62]。

如何防微杜渐，把中国的贫富分化消除在不严重的状态呢?孙中山针对当时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状况，提出了相应的财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