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

第四节　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

在战乱纷飞的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仍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财政学理论的研究。其中，以马寅初1948年8月出版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以下简称《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书水平最高，成为这一时期财政学的标志性学术成果。该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很少就财政理论谈财政理论，而是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财政问题展开论述。

马寅初在《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书的《自序》中就如何对待国外社会科学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别，由于我国科学落后，大学中之理工学院“不妨选用西文课本为教本，参考书当然应用西文书本”。“至于社会科学，如经济一门，参考书不妨中西书籍互用，教本则必须用国文原本(并不指译本而言)”。因为“外国教本皆根据外国的实际情况，社会环境，以及历史背景写的，以之用于中国的大学，非特不易使学生领悟，且要发生极大的流弊”。如前所述，马寅初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历史学派反对经济学的普适性，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系。马寅初的上述经济学的本土化论深深打上了历史学派的印痕。为了申论这个问题，马寅初对当时风靡全球经济学界的凯恩斯的代表作《通论》是否适合于中国作了仔细研究。他认为，《通论》“是完全根据于极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英美两国的情形而写成的，以之介绍于中国人民，不啻纸上谈兵，不切实际”。他具体从九个方面^[47]作了分析:

第一，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以不充分就业为常态，充分就业是例外”，而“中国的小农经营与英美的工商业经营，性质大不相同……农场中的劳力主要由家庭分子自行供给，经营主与劳动者结为一体，无所谓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

第二，储蓄与投资。“在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里，因储蓄与投资者是两个不同之人，他们的目标不一致，前者的目的在利息，后者的目标在求利润，故二人的利害亦不一致。故欲使投资等于储蓄，确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而在中国农村中，“储蓄者就是投资者”。

第三，边际消费倾向与资本的边际效能。关于资本的边际效能，“美国的凯恩斯学派，甚至说美国的经济发展已达饱和点，投资的门路已绝，足见资本之边际效能很低。凡比较有利之事业，皆已投资尽净，故欲推进投资，必须另有办法”。而“中国之资本有很高的边际效能，有利之事业，到处皆是，只患资本不足，何患资本已无可投的门路。此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饱和点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英美两国，消费额对所得额之比例，有减少之倾向”，而“中国之情形适相反”，“消费额只有增加，一时决无减少之趋势”。

第四，利率政策。“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因资本之边际效能很低，势必降低利率，方可促进投资”，而中国的农业经营，“与农家之生活，有切身利害关系，其目的与其谓为在于谋利润，毋宁谓为在于求生存。即令农场无利润可获，甚至遭受损失时，亦恒继续经营”。

第五，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劳动这个要素在英美却有流动性”，“但此不能求之于中国……劳动这个要素在中国富有黏着性，无甚流动性”。

第六，分配不均。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分配不均，但“中国的分配不均，不在劳资之间，乃在地主与佃户之间……所谓阶级对立，是在地主与佃户之间，不在资本主与劳力之间”。

第七，恐慌。“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因贫富大相悬殊，富人用不了，贫人买不起，恐慌逐步地蔓延，最后波及于全国，以及影响全世界。在中国农业经济的现阶段，这样的恐慌，决不致发生”。

第八，公共工程。“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不景气的时候，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救济。但当工商业活跃时期，公共工程必须延缓，以待工商业渐趋萎缩时再行举办”。而“在中国百废待兴，没有一桩大规模的工程，可以随举随停的”。

第九，赤字预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举办公共工程，“在财政上就要破坏收支平衡的原则，势必走上赤字预算的道路。在英美，固可以利用公共工程之自偿力以收回公债，于财政上不致发生危险”。“但在中国，当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这个方法，施行起来，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在中国赤字预算之运用，造成人力物力之浪费，徒饱私囊，未裕国帑，害多而利少”。

马寅初得出的结论是:“凯恩斯的大著以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于我国，实有格格不入之弊”。^[48]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书，基于财政基本理论与中国财政现实相结合的原则立论，将全书分为八篇:《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中国税制与赋税体系》、《赋税各论》、《征实与专卖》、《公债》、《地方财政》、《其他问题》、《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