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主中原与社会经济的凋敝

一、清廷入主中原与社会经济的凋敝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标志着又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始。但是，当时的政治格局与各种力量的凝聚与消长，并不意味着清廷可以一统天下。清廷定都北京后，仍面临着大顺军、大西军、南明三股势力的挑战，人心向背亦一时难测。统治权的最终取得，尚有一段艰难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清廷虽有“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1]，以及“问民疾苦，兴利除害，速图善后”，“以文德为怀，不欲勤兵黩武”等方策的标榜，^[2]但一直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为后盾。终顺治一朝，战火连绵不断，正是在各路大军的相继剿杀中，奠定了清王朝的统一帝业。

本来，明中后期以降，横征暴敛、天灾人祸相继，已使得“里甲寥落，户口萧条”，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3]。编户里民，“自遭大荒、大乱、大疫之后，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4]。

清廷定鼎北京后的开国时期，战祸连年，又加深着社会经济的凋敝。

如直隶，顺治元年(1644年)，巡按直隶真顺广大等处监察御使卫周胤奏称:“巡行各处，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5]顺治六年(1649年)，户部尚书巴哈纳称:“沧州、清苑、庆云荒地亡丁，虽经按臣勘回，除亡丁查审已明(引者按:亡丁为1666丁)，庆云荒地俱经拨补开垦，毋庸再议。其沧州、清苑荒地，有称系无主死荒者，亦有未开有主无主者。”^[6]顺治十五年，户部尚书王弘祚称:“自明季荒乱以来，地土荒芜殆尽，人民逃亡过半，以至徭役缺额，兵饷匮乏，遂致户司仰屋持筹。”^[7]

如山西，顺治四年(1647年)，河东盐政监察御使朱鼎延称:“遭闯逆蹂躏以来，大旱大疫，人民流亡，田土荒芜。昔也千有余户，今也百十余家。”^[8]顺治十三年(1656年)，山西布政使彭有义称:“晋省自姜逆(姜镶)蹂躏之后，继以灾祲频仍，百姓逃亡最众，田地荒芜甚多。”^[9]同年，山西巡抚白如梅又具体指陈了地荒丁亡的情况:“查前抚臣祝世昌题过有主荒地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五顷三亩零，又抚臣刘弘遇题过荒地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一顷八十二零。……臣前疏所题民荒地三万六百五十六顷三十亩零，民地又河塌二千三百四十一顷四十亩零，屯荒地三千一百七十三顷十三亩零，屯地又河塌六十九顷三亩零，王田荒地二千二百十二顷四十九亩零，王田地又河塌六十六顷四十九亩零。……逃故民、屯、王田人丁四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丁，该徭役银一万六千一百三十六两零。以上荒地亡丁，总有前项有主逃亡地土，见今实地抛荒，无人开垦。因奉文起科，责令见在孑遗节年包赔钱粮，力尽皮穿，以至死者死，逃者逃，将熟地仍复累荒一万六千七百四十顷，人丁死徙四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丁。是以死者累生，而生者复死；荒者未熟，而熟者复荒也。”^[10]

如陕西，顺治四年(1647年)，陕西总督王来用奏称:“秦中地方，自明季以来，数十年兵劫奇荒，流毒之惨，盖无一块干净土也!在贼杀不尽，而苦凶荒饿杀；饿杀不尽，又苦传染病杀。所以人民死亡过半，以致田园荒芜，粮悬纸上空名，兵饷实无益济。屡经道府严核，踏勘再四，田则满目荒草，庄则徒存破壁，人烟几断。触目伤心，真天老地荒之象。”^[11]顺治八年(1651年)，陕西总督孟乔芳又称:“陕西幅员辽阔，土瘠民贫，难以比之他省。兼被逆贼蹂躏，灾害频仍，是以民多死徙，田率荒芜……且多杀掳之余，或父死子存，或兄逃弟在，不过佣作糊口，仅延旦夕。”^[12]

如四川，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按御史张所志称:“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僻，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郭丘墟，人民远窜，此保宁之情形若此也。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而顺域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川北二府一州，所辖州县二十有七，地方不为不广；自开复至今十有余载，入版不为不久。而凋疲难起，荒残如故者，总由羽檄交驰，夫役之累十之八九。所以流移者，观望而不归；见在者，役重而力竭，此疱痍之所以难起也。”^[13]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复称:“臣自六月二十日抵保宁赴省，由顺庆、重庆以达泸州，溯游而上，计可观风问俗，调剂荒残，岂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臣初至保宁，见民人凋耗，城郭倾颓，早不胜鳃鳃忧悸。迨泛舟遍历，日歉一日。惟重属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而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复自泸州西指，乘骑陆行，一步一趋，咸周旋于荆棘丛中，而遇晚止息，结芦为舍。经过圮域败堞，咸封茂草，一二残黎，鹑衣百结。……诚有川之名，无川之实。”^[14]

其他地区由于明末清初兵连祸接，社会经济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据称，在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15]。在山东，“村落悉成丘墟，田畴尽为薮泽，滋生抚集者少，死丧逃亡者多”^[16]。顺治八年(1651年)，江西巡抚夏一鹗在描述江西情况时说:

江省自明末抵今，变乱不胜矣。献贼、左兵先后十年蹂躏。入本朝，金逆(金声桓)一人反复，江民两次横尸。大将军提兵攻围，断其接济。山中之贼，遍地劫粮，无粮杀人而食。围城之中，只鼠一两，升糠八钱，石米三百金，人遂食人。最后围久粮尽，金逆部下饥兵，又尽杀食人之人而食，街无行影，苍无哭声。……江民至此，十有一二存乎?所幸乱地才恢，又苦委官四出，捕人拷诈，指伪诛求。一人附逆，戮及一族；一族附逆，洗尽四乡。民之不从反者，先死于贼；其误为贼胁者，又死于官。……伤哉江民!或疫死，或饥死，或杀死，或刑死，或狱死，或烹死。死则一，而受死之惨，亘古罕闻。……伤哉江土!有水荒，有旱荒，有贼荒，有兵荒，有逃荒，有绝荒。荒则一，而抛荒之惨，亦亘古罕闻。^[17]

同年，南赣巡抚刘武元亦题称:“伤哉斯民，剃发则贼害，从贼则兵诛。流离屠洗，户减烟消，数载以来，日事抚剿，无非保封疆而安赤子，然从前逃亡者过惨，即急欲招徕生聚，可计日而得乎?……试观江省之苦，南昌与南赣并惨，而南赣之苦更莫惨于赣县等邑者。查户口百不存十，稽荒田盈千盈万。荆榛蔽野，虎狼拒路；里甲之控，血泪几枯；告蠲之文，绘图难尽。”^[18]

顺治三年(1646年)，江南总督洪承畴如是描述江南财赋重区:

江南地方，因明季赋税繁重，官兵扰害，百姓极为困苦，自归命圣朝，蠲厚敛，涤烦苛，事事从宽，民困稍苏。惟有伤残最苦之州县，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又兼近来土贼抢掠，民无宁居。乃目前催征漕粮，勒限起运，濒死残黎，供输不前，人情惊皇。各该道府州县屡次具详，恳求宽免，词意迫切，职不胜目击心伤!……安庆府属六县，遭寇乱数年，抢掳逃亡，几至无民，更非别府州县可比。^[19]

顺治九年(1652年)，湖广总督祖泽远在描述湖北的景况时说:

即以武昌一府言之，省会素称饶富，天府雄藩，今则兵火余生，徒存瓦砾，编蒲暂息，朝暮苟延，父母妻子潜遁梁子湖之中，一惊风鹤，辄负担而逃，城成空谷。盖余虐怵心，多无固志。此民心之不足恃一也。

楚省赋役最繁，平成之日，输将恐后，今则兵火未息，又值奇荒，即近如省会，民既迫于饥寒，复又惫于征敛，逃亡死徙，在在不堪。此民力之不足恃一也。

近者楚省额赋，止八十万两，已不如江南一邑之多，而协济则有浙饷，有盐课，有江南之银、江西之米，亦可谓缓急相济，无虞匮乏矣。然派多积欠，解不如期，兵丁枵腹以荷戈，有司捉襟而露肘，额、协两饷(指额赋、协济)，均不足给。此钱粮之不足恃一也。^[20]

有此民心、民力、钱粮之三不足恃，实令地方大僚忧心如焚。

顺治四年(1647年)，湖南巡抚张懋熺在谈及湖南的情景时说:

岳州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自壬午(1642年)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骷盈道，蓬蒿满城。……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衡州除连年兵寇杀掳之外，上岁颗粒无收，春夏米价腾涌，百姓饿死大半。^[21]

直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长沙“城内城外”仍然是“尽皆瓦砾，房屋全无”，“荒凉景象，惨苦难言”^[22]。次年，洪承畴又称:

“湖南、粤西自九年扰攘之后，贼势正在猖獗，吾民日警风鹤，皆逃避于山林水泽之中，田地尽属荒芜，城市已成丘墟。……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23]

顺治十六年(1659年)，洪承畴又向清廷揭报了云贵之残破情景:

云南迤东迤西地方，又残毁已极，职先自贵州进云南，经过平夷、白水、交水以及曲靖、马龙、杨林各处，蹂躏不堪。……屡据各委署道府州县卫所呈报，除各土府外，其迤东之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澄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定、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地呼天，莫可控诉!见今省城粮米，照湖南新官仓斗，每斗增价至一两三钱有余，每石价至一十三两有余；若照云南旧用大斗，一石约有新仓斗二石，价至二十六七两，犹无处寻买。军民饥饿载道，死无虚日。其在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时下人心皇皇，罔知所措。土司解体，日夕惊疑，而三路追贼大兵，皆以云南迤西无粮，不能久住……^[24]

顺治帝览此，亦生恻隐，谕户、兵二部曰:“云贵新入版图，百姓皆朕赤子，念十余年来逆寇李定国等窃据南服，民多在水火之中，困于诛求，生计日匮，疾痛莫告。今大兵所至，群黎归命，欢若更生。但闻两省地方，生理未复，室庐残毁，田亩荒芜，俯仰无资，衣食艰窘。朕每念及，不胜恻悯。至南征大兵，阅历险阻，长驱深入，粮饷恐有时不继，今特发内帑银三十万两，尔部即遣官刻期赍往经略军前，以十五万两赈济两省穷民，其十五万两令经略臣收贮。现今三路大兵如有需饷甚急者，宜行接济。”^[25]

顺治帝的这点恻悯，当然无从济事。次年，洪承畴又奏称:

云南近状，大不如上年。每市斗米一石，实卖至二十五六两，沿途穷民有死于道途沟涧，死于寺庙破屋，死于山路田野，死于旁溪曲径。甚有母食其女，子弃其父，惨不堪言。兼之协饷又断，大兵粮米及马匹草料十分艰难。^[26]

以上所举实例已经清晰地勾勒出有关省区地荒丁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惨状。这些描述，由于文人的饰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有所夸张，但在明末清初战乱相继的特殊情势下，也并非全是故作惊人之语的无据之言，从中仍可以体察战乱导致的严重后果。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上举清初臣僚的奏章大多把这种后果归咎于“群逆”、“流寇”、“土贼”的掳掠焚杀，这是不公允的。事实上，这种后果的出现，除了各种兵灾兵祸之外，清军对人民的杀戮也十分严重，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难”等，已成为带有血腥气味的专有名词。在扬州，有所谓“杀掠愈甚，积尸愈多”^[27]；在嘉定，有所谓“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28]；在江阴，有所谓“满城杀尽，然后封刀”^[29]，等等。这无一不标示着清军的残暴。也正如顾炎武《秋山二首》诗中所指:“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30]

在这种野蛮的杀戮之外，清军对人民的欺凌、劫掠也十分严重。浙江巡抚秦世祯曾疏称:“本院前按两浙，目击兵丁暴横及纵容小厮侵侮百姓。或行使假银，抢夺货物；或进店饮食，止还半价；或沿途捉人挑送行李米豆草料；或三五成群，砍伐树木，采摘蔬菜，掘毁笋竹，缚畜捕鱼；或纵放马匹践食稻麦；或擅入民间勒索酒饭；或于乡僻孤村强奸、抢劫；……甚而借吃烟，戏良家妇女，扼死其夫。”^[31]刑部尚书图海说:“将所掳之良妇视为己妻，或有本夫找赎，坚执不允，绝人伉俪，深为可叹。”^[32]兵科给事中杨建雍也说:“悍兵藉取柴火，凡坟树果木皆强伐之，且污辱妇女，劫夺财物，道路阻绝。”^[33]就连顺治帝也承认:“设兵原以卫民，近来各省兵丁肆害无穷，或放马伤稼、砍伐桑枣、拆毁庐舍，甚至城市劫掠，公为大盗。各弁毫无约束，故纵分肥，大干法纪。”^[34]甚且“杀良冒功”，如顺治帝所谕:“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因而利其妇女，贪其财帛，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35]这种杀戮焚掠之后的骚扰无疑会使劫余残黎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