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全书的编撰及其他

一、赋役全书的编撰及其他

清代财政收入制度的最初确立，是以确定赋税征收额为出发点，其中，田赋又是最为重要的税源，对赋税人丁册籍的掌握，既是对财政命脉的控制，同时又标示着新的统治权的确立。所以，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率师进入北京后发布的第一道诏谕就是令各地“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2]。足见新统治者对掌握原有赋籍的重视。随后，河南道御史曹溶、户科给事中刘昌等纷纷条陈，要求“议国用”、“施实惠”、“定经赋”^[3]。但由于明清之际战火燎烧，州县旧籍多已无存，即如《清史稿·食货志·赋役》所称:“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赋税的征收失去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十一月，山东道御史宁承勋奏称:“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祈敕部于赋役全书外，无艺之征尽行裁革。如恩诏内有全免者，有半免者，有免三分之一者，著定书册，刊布海内，令州县有司遵照规条，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4]在这里，宁承勋已隐约提出重编《赋役全书》的建议，谕令“下户部议”。到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上谕户部:

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赦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多藉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款项数目原额若干?见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直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现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5]

这是第一次明令编订《赋役全书》的谕旨，其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要求，但征收钱粮的具体标准，此谕没有提及，据此前以及随后的有关免除明季加派的谕旨以及《清史稿》的简明记载，可知是时“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之旧”^[6]。亦即遵循着“万历则例”的征敛原则^[7]。

在前揭上谕颁布之后，山西道监察御使张懋熺奏称:

臣阅邸报，窃见皇上加意元元，以各直省钱粮册籍无存，增减任意，特遣大臣彻底清查，在内在外严行稽核，刊定赋役全书，俾法制画一，民生永赖。仰见我皇上经国爱民，加意财赋。当开辟之初，立久远之谋，诚今日第一要务。顾天下财赋至繁至难，理清头绪亦简亦易，以旧册为底本，以新例为参考，先定其入数，而后清其出数，案籍有据，则官吏无所肆其贪猾，小民不复困于滥派矣。前朝有《赋役全书》、《会计录》二书，通行天下，汇藏户部，财赋出入之数纤悉备具。今府县之籍存、去不可考，户部所藏者，现在虽经兵火，未闻焚毁，但取其册，一加披阅，条款原明。除三饷之滥加者一笔勾注外，其原额、起解、存留一定之规，无容增减，则数已清十之八九矣。其余微有不同者，不过因革损益之间、通融参差之数耳。如昔有九边之饷，而今无也，昔有京营之饷，而今无也，昔有宗禄之费，而今无也，昔有帽靴之赐、器皿之造，而今无也。此问之在内该衙门而可知者也。如屯卫之租，昔属之军而今属之有司也，圈拨之地，或以他县抵补，或虚悬竟未抵补也，荒熟地亩之不同也，蠲免分数之不一也，此问之在外各督抚按而可知者也。……若不据旧册清理，漫令开送申报，隐漏淆乱，徒滋驳查，动经岁月。臣犹亲见明季曾查钱粮，设官专司其事，檄催府县，严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册者。及催提册至，又混扰欺隐，日费参驳，竟未清楚。盖抚按取之府县，府县委之吏胥，利在藏奸，不利厘弊。虽新朝法令森严，不同明季，而官吏贪猾成风，终不肯和盘托出，驳正愈严，岁月愈久，弊窦愈多矣。是以查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取清册。经制早定一日，民困早苏一日矣。^[8]

张懋熺此奏一方面在于说明编撰《赋役全书》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编撰《赋役全书》的方法与途径，所谓的新编《赋役全书》只是在原有存部册籍的基础上修订或“订正”，即“以旧册为底本，以新例为参考”。所以说康熙《大清会典》将顺治三年(1646年)以降的历次《赋役全书》的编撰通称为“订正全书”，用词是很准确的。^[9]

《赋役全书》何时编定?学者们一般认为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10]。拖延如此之久，似乎不太合乎情理。笔者认为，顺治三年(1646年)奉旨编撰《赋役全书》，当年即有一个修订的本子编成。一如《清朝通典·食货七》在顺治“十一年钦定赋役全书”下按称:“《赋役全书》，顺治三年纂，凡在京各衙门钱粮项款原额，及见在收支销算数目，在外直省钱粮，见在熟田、应征、起存数目，均载入。颁行。每年令布政司将开垦荒田及增减户丁实数订入。至是，复行订正。”^[11]康熙《大清会典》亦称:“凡订正全书，顺治三年，特遣大臣诣户部查核在京各衙门钱粮项款原额及现今收支销算数目，在外各直省钱粮，现在熟田应征起存数目，其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详考拟定《赋役全书》，进呈御览，颁行天下。”^[12]

随后的工作依旧是“订正”。

如顺治九年(1652年)覆准:“令督抚务饬所属州县，每岁终，造荒田有无开垦，户口有无增减，订入《全书》报部，分别劝惩。”又题准:“各省《全书》，责令布政使司刊造，某项系明末加增，应去；某项系原额，应存。每州县各发二本，一存户房，备有司查考，一存学宫，俾士民检阅。”^[13]

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赋役全书》，开载州县田土、户口、赋役，有关国计民生”，再次令户部会同户科订正，结果“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14]。经过这次订正，又形成一个新的文本，目的在于“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15]。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订正全书”，并发布一篇长谕，除了强调上述事项外，特别申令“详稽往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有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16]。

从顺治三年(1646年)谕令编撰《赋役全书》，中经几次修订，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详密而完备的《赋役全书》编成^[17]，体现了清廷整顿赋役征收款项、以万历年间钱粮征收则例为基准的定赋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同时，又分晰条明了原额、除荒、实征、起运、存留、本色、改折、豁免、新增等种种事项，“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这在清初赋役制度特别混乱的情势下，也是十分必要的。

也许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所定《赋役全书》过于详密，所以又出现了“头绪繁多，易于混淆”的弊端。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又令“新修《简明赋役全书》，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抄)以下尾数，可除吏胥飞洒苛驳之弊。各州县遵照新编全书，造征粮比簿，不必另行造册”。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编全书告成进呈^[18]，户部遵旨议定:“旧赋役全书，遵行年久，每年增减地丁银米数目，皆有各年奏销册籍可稽，新编全书，停其颁发。”也就是新编《简明赋役全书》并没有颁布遵行。但这里所揭明的意味在于，当时征收赋税钱粮的凭藉，除原编《赋役全书》外，还有年度《奏销册》、《赋役全书》规定其根本，《奏销册》则标明临时增减，二者相辅而行。

以后，又有所变更。雍正初年因实行“摊丁入亩”而导致赋役制度的变化，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重新修订《赋役全书》，令“直省赋役全书，悉以雍正十二年为准。凡额征地丁钱粮、商牙课税内，应支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本折绢布、颜料、银、硃、铜、锡、茶、蜡等项，各分析原额、新增、开除、实在，并司府州县卫所总撒数目，详细考核，纂辑成书”。并同时规定，今后每十年修订一次。《赋役全书》经过这次修订，也就形成了著名的“四柱册”样式(即原额——新增——开除——实在)，与原有的《奏销册》中的“四柱式”步趋一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经奏准:

《赋役全书》开载额征正杂钱粮，及应支俸工料价等项，其不经名目，不一而足。最明白简便者，莫如奏销一册，前列山地田荡、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额征本折地丁、起解留支。一经开册，了如指掌。此书大指，即其张本，嗣后刊刻全书，均以奏销所开条款为式，每逢应修之年，止将十年内新垦新坍各总数，添注于下，其余不经名目，一概删除。

这段话很重要，以后道光十四年(1834年)、咸丰七年(1857年)等的有关谕令议奏亦大致准此。这说明，乾隆中期以后虽然仍是《赋役全书》与《奏销册》相辅而行，但事实上已是以《奏销册》为主要征赋凭据。这是值得注意的。^[19]

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更张，是因着四川布政使钱琦的上奏，该年六月，钱琦奏称:

各州县设有《赋役全书》，向有藩司刊定，臣到任接阅此稿，见其名目不经，如所载臣衙门甲丁二库银一百二十七两，门子一名，皂隶九名，库夫一名，每名工食银二两七钱等语，臣恐地近边陲，陋规未革，随彻底清查，委系旧刻相沿，并无别项情弊。又如起运蜀府草束银若干两，富顺、太平二王禄米银若干两等类，不一而足，皆系前明赋役科条，未经删减。倘刊刻颁示，无论耳目不经，体制攸繁，或不肖官吏执此以惑乡愚，其弊不可胜言。查钱粮名目，最简明者，莫如奏销一册，现在直省逐年造办，并无遗漏。嗣后刊刻，均以《奏销册》所开条款为式，凡仍前明之旧者，一概删除。不特省无益之费，抑亦杜微渐之弊端。^[20]

钱琦上奏的次月，上谕称:

钱琦奏请删《赋役全书》内不经之名目一折，称川省现值修刻，书内载有起运蜀府草束银两之类，不一而足，此皆由前明赋役繁重，以至多设科条。自我朝厘定典章，从无此等不经名目，何得尚沿旧文。至现在钱粮款项，列入奏销者，最为简明，应请遵照刊刻等语。川省如此，恐他省似此者，亦复不少，着传谕各该督抚，通饬藩司，逐一详查，凡设琐碎不经名色，概行芟除，划一办理。^[21]

这里事实上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赋役全书》虽经多次修订，但抄袭明代的痕迹仍然明显，以至明代的一些“不经”款目到清代中期仍然留存，造成了册籍与实际征收之间的背离或混乱；二是当时每年刊造的《奏销册》更为清晰简明，《奏销册》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赋役制度本身事实上相当复杂，除上述《赋役全书》、《奏销册》外，作为赋税征收的凭藉，还有《丈量册》、《黄册》、《赤历册》、《会计册》等赋税征收的辅助册籍，即如《清史稿·食货志》概述:

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有赤历，令百姓自登纳数，上之布政司，岁终磨对。有会计册，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注明解部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22]

在具体的赋税征收过程中，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征敛弊端，还向纳税人户颁行过易知由单、截票、滚单等，细述仍难免繁琐，前揭李华、朱金甫等文也略有涉及，可以参看。这里主要叙述易知由单的沿革，以窥其制之一斑。

上揭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的奏折中，在要求编撰赋役全书时，已同时要求“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此时要求复行明代易知由单之制^[23]，未被清廷采纳。至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复经户科给事中董笃行之请，方才由户部议准颁刻易知由单:“将各州县额征、起运、存留、本折分数、漕白二粮及京库本色，俱条晰开载，通行直省，按户分给，以杜滥派。”^[24]康熙《大清会典》亦记载:“凡易知由单，顺治六年题准，由单式，每州县开列上中下地及正杂各项，末编总数，刊成定式，颁发各布政使司，照式刊板，转行有司，给散花户。九年覆准。有司每年开征一月前，颁发由单，使小民通晓。其颁发民间与报部存查者，务期一式。如单外多派丝毫，听抚按纠劾。”^[25]

但在具体实行中，却非如统治者想像的可以“杜滥派”，可以使民“易知”。所以，顺治八年(1651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又提出在易知由单之外，再造“格眼清册”以杜其弊，其疏云:

有司派征钱粮，皆假吏胥里书之手，或蒙蔽不知，或通同作弊，朝廷虽有浩荡之恩，而小民终未免剥削之苦。请敕该督、抚、按，速檄各州县，照本年易知由单备造格眼清册，详注某户、某人、某项钱粮，及蠲免、开除、征收数目，送督、抚、按复核无差，即将原册钤印发征。倘有改册征收、自立红簿等弊，立行纠参。^[26]

这是刊发易知由单后仍不能防止胥吏上下其手、通同作弊的一个例证，因此不得不采取其他方法加以弥补。不惟如此，同时还存在着不刊发易知由单，或少刊发、迟刊发等诸多问题，对此，户部尚书陈之遴在顺治十年(1653年)所上揭帖中言之甚详:

窃惟天下有司剥民之术大要，应征钱粮数目不使民知，任其明加暗派，敲扑侵肥，无凭申诉。惟有颁给易知由单一法，足制其弊。职部非不屡行严饬，乃上自布政司、粮道，下至州县，往往官胥通同迟延不造；即造矣，迟至夏秋方颁；即颁矣，不过数张而止。小民谁敢向官长索单?上官谁肯为有司匿单?即如去年送到职部单式，止有江南一省，顺、永二府，其余怠玩可知!

真可谓是有令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鉴于此，陈之遴建议:

今后似应着各该抚按严饬各州县，每年预将来年钱粮照一条鞭法开造易知由单，前列应征本、折款项，次列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后列每亩应征银米数目。定限十月初一日申到抚、按、布政司、粮道、本府，裁酌确当；定限十月十五日发下各州县刻印完备；定限十一月初一日申到该抚、按及布政司、粮道、本府，照验讫，汇集各州县单式，并开前项申发月日；定限十二月终旬报送到部，职部于正月察明汇题。凡州县违限不申，抚、按、布政司、粮道、本府违限不发不报，计其月日议以降罚。有开造蒙混者，酌量轻重议处。其颁给之法，各州县定限十一月初一日，于公所齐集儒学、卫所等官，及文武乡官、举人、贡监生员、粮里、花户、屯丁人等，公同给散。……凡有司卫所有单外多征者，许诸色人等告发，抚按审实题参，官胥并计多征银米论赃科罪。如此，则上下少知警戒，而小民可免横征矣。^[27]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份揭帖，不惟是其尚未见学者引用，而是在于它的重要，从中不难发现清廷的良苦用心以及刊发易知由单程序的细密。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各州县开征，预颁由单，定于十一月初一日颁发。至报部日期，直隶限十二月内到部，山东、山西、河南限正月内到部，江南、浙江限二月半到部，江西、湖广、陕西限二月内到部，福建、广东限三月半到部，四川、广西限三月内到部……”如违限、违例，分别予以罚俸、降俸、降级、调用的处分。^[28]

顺治十五年(1658年)，工科给事中史彪古又针对当时“每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的实情，要求“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由单内，使闾阎小民，共晓德意”^[29]。可以看出，前前后后的有关用意无疑是好的，但由此，刊发易知由单的程序也慢慢地由简到繁，不胜琐碎；易知由单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由少到多、由易到难，“易知”也就变成“难知”了。

康熙帝即位后，已有“由单款项繁多，民不易晓”^[30]之叹。康熙六年(1667年)，上谕称:“各省由单，款项繁多，小民难以通晓，令嗣后务将上中下等则地每亩应征银米实数开明。至湖广、陕西二省，每粮一石派征本折数目，向未开载，行令照例开注。其由单报部之期，有违限八月者，州县卫所及转报官均行议处。”^[31]

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在《请永行均田均役疏》中称:“查江南各属，田地山荡滩涂等项，名色繁多，科粮有至六七十则不等，是以刊布由单，款目冗细，乡愚全不知晓。臣经详明督抚，设立征收截票之法，计算每户实征粮银，分作十限，清造截票，按月限完一分，于开征日预给便民，限单悉照由单编派数目刊列，填写明白，俾民晓然。自知本名应输钱粮若干，依限完纳，截票宁家。印官止将未截者摘比，事省而不致滥差，数清而不扰良户。恐法久弊生，恭请敕行永遵者也。是不第江南行之有益，即直省通行，可以兴利除弊。臣为赋役民生起见，敢渎宸严，伏乞敕部议覆，通饬施行。”为了防止弊端的产生，并专门制定了《征收条约》，分为“行截票”、“稽完欠”、“禁秤封”、“绝差扰”四法:

一行截票。截票之法，每户额征，计作十分，按月一分。一月又立三限，按户算明，照式填造，俾粮户依限纳银入柜，照数截票。其截去者归农，未截者摘比，良顽自分。此宪檄颁行，告诫谆切，法至善也。奈州县各逞己见，或不查截票，而仍比甲催者，或已截而仍摘全数，或未截而漏摘顽户者，或将截票收掌于粮书，掯勒完户者，或票虽截，而簿未登，混淆完欠者，或不按应截之月限分数，而任意差拿者，或并花户不截，欠数总归里长、甲催名下，独累现年者。其弊种种不一。甚至阳奉阴违，擅立滚单、火票等项名色，滥差厉民，酷刑迭摘，蠧书卖夘，狼皂索费，使已完之良民不获宁家，殊可痛恨。今本司遵宪发截票格式，着令该州县守令造成用印，令司柜吏书随粮户完银之时，即登明流水，对户截给。遵限完者，竟自宁家。加至一月不截者，印官亲查票根存留，未截之户，按名差拘，着令完截。断不许预行差押，亦不许另立比簿，并不许留前截后。如欠户已完银，截票即免带比，若仍延抗，方加责儆。或有急公良民能并完一年额赋，或并纳几月几限者，即将本户之票，照数截发，量行奖励，以鼓舞输将之众。总之票存则欠，票去则完，竟查票根，而比簿可不设也。务期有司殚力实行，不堕奸胥术中，则国课民生从此两益矣。

一稽完欠。截票之法既行，专查花户之截与不截，以分完欠，有何不清，乃仍有纷纷混摘者，盖因截法画一，粮书无作弊之窦，皂快无索钱之门，不便于己，欲乱成规，妄称若照按月分限，良户虽输而顽户不前，难应急饷，于是印官受其煽惑，遂不照分数而摘拿矣。及比较之时，止责甲催，又不计完欠之多寡，一概重加刑罚，而比簿登数混淆，并无实完实欠之数，故粮户谓少完亦责，多完亦责，且受责不分轻重，何必急公。顽者自任其顽，而良者亦化为顽矣。今专行截票，其存留未截之数，一目了然，不许用比簿，不许比甲催，于月终吊验，将未截顽户摘比。如前月欠户于次月比较，既除完户之名，止将欠户稽比，计通县之户已少十之八九矣。即极疲极顽之邑，亦少十之六七矣。若照通县里排比较，已省力大半。且一月内上旬中旬下旬，三限比较，不截顽户，身受三限之责，尚有不完者乎。但差催不截之户，必须带户赴比，又在印官恪一遵行，然后良顽允服。至于流水号簿，每见州县数十里汇为一册，其号至千万之外，难于稽核，蠧书移图换甲，改户易数，滋弊实甚。本司昔宰钱塘，立归里流水之法，每图一本，至今称便。行令所属州县，一体置立，逐里挨号登记，不得仍将通区都图完数总入流水一簿，以杜牵混。

一禁秤封。凡设柜收银，粮户自封投柜，永禁秤封，令行亦不啻再三矣。孰意州县虽革柜吏、秤收名色，又改立银铺估色为名，每遇粮户完银，勒赴铺家经手秤银入封，钤用私记，甚至不论多寡，必责倾成一锭，银匠火烙，方许投柜，于是县市之积奸，开张列肆，擅握大戥，银色恣意估折，加耗甚于吏收。如此锢弊，皆由官吏巧剥民膏，先给图记，授意轻重，间有增不如式，启封时佯唤银铺，薄惩该铺，遂指出粮户姓名，立拿重处，小民闻风效命，封封重勒，户户私加，是阳革秤封，实则重耗也。今本司照部颁法马，一样较准官戥行州县，每里给发一把，听粮户将官戥秤准入封，不许银匠火烙、银铺估色、执戥封银。嗣后如有重勒害民及柜吏需索票钱者，许被害粮户首告，铺匠、柜役一并重究。但州县又以银色青微，及封内正数反亏为请者，岂人之无良，一至此乎，此皆印官开勒耗之渐也，应饬令州县，果有一二银色低潮，正数稍轻者，不得动其原银，列名开数，出示晓谕，听粮户补纳，不得差票拘拿。倘敢虚开捏欠，许即投告，提取原封与粮户对认锭件，讯实严究，其银色纹足，毋论锭件，准与收纳，不必每封倾成一锭，致滋耗费。

一绝差扰。差役之为害，本司前经列示，而州县独于粮里之中为尤甚，如图差、区皂、经催、分管等名色，各有不同，总一役而异其名也。因上行革去此等差名，遂易一称呼，人仍其旧，此辈盘踞衙门，承袭顶首，粮户甲催供其鱼肉，秋收夏熟饱其鲸吞，一认役必开派使用数端，一开仓必妄取公费几两，而包收侵啖，必累重征，赴限应差，又索东道，此坐图之差扰也。而承票拘拿之虎役，更有甚焉，摘一户名，先索见面钱，临比时，完者亦云代候比较，勒索酒钱，若未完者，则害不可名状矣。带比受杖，则有手轻钱、照料钱，正身营脱，则有买嘱钱、代杖钱，身经痛苦，复要知会该房，一票未销，再发签差，催皂层见迭出，而前欠一两，用费至二两，正赋究竟未纳，蚩蚩愚氓，何以自误若此，然必因抚字无方，滥差所致。今饬将州县图差、区皂、经催、分管诸役名色，实实革去，断不许留一积蠧，于中先取印官甘结，后有告发，以纵庇论。而未截票之顽户，不得不差拘，每里量差一役，比完即销，如本月限银三票，俱不截者，次月初旬即行拘比，如止二票不截者，姑俟中旬拘比，一票不截者，下旬拘比，临时激劝，庶几差拘之中又省差矣。倘差役横肆索诈，计赃治罪，惟劝良民早输国课，免剥啄之到门，省漏卮之吹索矣。^[32]

由上可见，易知由单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即使有截票等种种防范措施，其弊亦不能绝。

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西道监察御史蒋龙鸣又历数由单之繁:“臣见今之由单，头绪纷纭，项款繁杂，大而起运、存留，细至裁存、仓口，无不刊载，连张广幅，阅不能尽，不惟民不能知，即官吏亦未能通晓。”^[33]虽经删繁就简，但其作用已日益式微，并且无端增加刊刻由单的费用，于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有停刊由单之谕:

各省刊刻由单，不肖官役指称刻工纸版之费，用一派十，穷黎不胜其困，嗣后直隶由单免其刊刻，晋省由单先经该抚题请免刻，亦一并停止。明年悉免各省刊刻由单，惟江苏所属，于地丁银内刊造，仍听册报如旧。^[34]

由此看来，易知由单至此已经不再普遍使用。^[35]。

到乾隆元年(1736年)，户部又议覆广东道监察御史蒋炳条奏，要求各省重新刊发易知由单，但遭到了许多省份的反对，河南巡抚富德在所上题本中称:

(河南)向来征收之法，俱各设有红簿，一样二本，将花户地亩按照部颁科则，逐一核算，应完钱粮数目，登填各户名下，地方官用印钤盖，一留内署备查，一发收粮柜书，凡有输纳，每日逐户登填，查核完欠数目，丝毫不爽。每逢比期，安置收粮处所，听民查看。或有买卖地亩者，即于簿内推收过割。及钱粮开征，遵照滚单定例，每单开列十户五户不等，每户之下，注明地亩若干，应完钱粮若干，且注明每限完银若干，俱以粮银多者为滚头，挨次查看，一目了然。各照地粮额数，按限输将，人人称便，从未见有飞洒之弊。今若按户发给由单，由州县填送赉司，候司复核无误，始行发回，合计通省州县约共数百万户，不特纷纭启乱，先后不齐，一时壅积，难以查核，且计期非八九阅月不能发回，而各州县距省之远近不一，单册繁重，道途仆仆，往来赉送维艰，况定例二月开征，若令小民必待照单纳粮，急公之户欲纳不能，而玩抗之户反得藉以延挨。如谓下年由单先于上年查造，则一年之过割未清，临时又须更正，易致舛讹，不但刊刻之人工印刷之纸墨需费浩繁，更恐不肖胥吏或因领缴遗失，蒙蔽需索。是由单原以益民，而反以累民，欲以杜弊，而通以滋弊矣。似应仍循旧例，饬令各署实力奉行滚单，以杜加派浮收之弊，无庸另给由单，致滋扰累。^[36]

上揭富德的题本说明了易知由单的难以复行。同时，富德的题本还揭明，征收赋税的册籍还有“红簿”和“滚单”。这在一般文献中也有记载，如滚单，顺治八年(1651年)，苏松巡按秦世祯称:“催科不许滥差衙役，设立滚单以次追比。”^[37]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设立征粮滚单，凡征粮，立滚单，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止用一单，于纳户名下注明田亩若干，该银米若干，春应完若干，秋应完若干。分作十限，每限应完银若干，给与甲内首名，挨次滚催。令民遵照部例，自封投柜，不许里长、银匠、柜役称收。一限若完，二限又依此滚催，如有一户沉单，不完不缴，查出究治”^[38]。由此看，滚单的赋税功能，主要的还是催征。

另外，又有“截票”，上揭《征收条约》中已有约略的说明。截票又称“印票”或“串票”，始行于顺治十年(1653年)，初分作二联，称作“二联串票”(或称“二联印票”):“截票之法，开列地丁钱粮数目，分为限期，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一给纳户为凭，一留库匮存验，按图各置一册，每逢比较察验，有票者免催，未截者追比。”^[39]为防“奸胥作弊”，“康熙二十八年乃行三联串票，一存官，一付役应比，一付民执照。雍正四年更刻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至八年，仍行三联串票”^[40]。同治《户部则例》亦称:“州县经征花户钱粮，用三联串票，每联内各填款项数目，仍于骑缝用印处将完数端楷大书，分中截开，一存案备查，一付差役应比，一给花户执照。”^[41]这是简明的说法。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十六《户部·田赋三》的相关记载如下:

康熙二十八年覆准:州县催征钱粮，随数填入印票，一样二联，不肖有司与奸胥通同作弊，藉名磨对稽查，将花户所纳之票强留不给，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今行三联印票之法，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付花户执照。嗣后征收钱粮豆米等项，均给三联印票，照数填写，如州县勒令不许填写，及无票付执者，许小民告发，以监守自盗例治罪。

雍正三年议准:征收钱粮，令各省布政司严督各州县，务须查明的户实征数目，及亲查欠户，次第摘催。更刻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串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柜旁别设一柜，令花户完银时自投柜中，每夜州县官取出，对流水簿，勾销欠册。

雍正八年覆准:嗣后州县征收粮米之时，预将各里各甲花户额数的名，填定联三版串，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核对，按户征收，对册完纳，即行截给归农，未经截给者，即系欠户，该印官检摘追比。若遇有粮无票，有票无粮等情，即系胥吏侵蚀，立即监禁严追，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有漕州县一例遵行。

雍正十一年议准:十截串票，银数多寡，难以预定，且拆封盘察，亦难核算，徒开胥吏飞洒弊端，例应停止，仍照旧用三联串票征收。

由上可见赋税征收的繁杂性，而以赋税册籍的编撰、颁发和不断变更来看，其政策导向一方面是使凭藉征收赋税的赋税册籍逐步走向规范化、简明化；另一方面则是在征收赋税钱粮的过程中，尽量采取防止胥吏从中作弊的制度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