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的起源

第一节　外债的起源

中国外债的起源，有下列各说：

(一)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中规定偿补鸦片原价六百万元，水陆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以外尚有行商积欠洋款，曾酌定三百万元，作为商欠，由中国官府为之偿还。三项合计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分四年交清。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每年每百元应加息五元。有认此为中国外债的起源。按此项条约所规定各款，前二项系偿补鸦片与军费，后一项系代还行商借款。清政府向例禁止行商向外人负债，事见一七六〇年所颁布之严密规则第七条，此次系被迫准明由中国官府为之偿还。其中所列各费，不能视同外债，而一般著作亦未认为外债之起源。

(二)一八五六年中英亚洛号事件发生时，福州地方官以关税作担保，托英领事募集月息三厘之外债五十万两⁽¹⁾。按此项借款为时较早，但系地方所借之债。

(三)一八六〇年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之结果，规定对英之赔偿各款计八百万两，对法之赔偿各款计八百万两，并约定以关税收入五分之一充赔款之用，分数年摊还。事见一八六〇年《中英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第三条，《中法条约》第四条中。按此性质与江宁条约所纳赔款相同，当时并未作为债款，故通常亦不采用此项起源说。惟外人瓦格尔在所著“中国财政”一书中，认此为中国外债的起源。此项赔款，研究外债者自应提出，即不认为起源，亦当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勒索关税抵押的开始。

(四)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年底，清军淞沪各防军饷，本以厘税为大宗，时上海给太平军重重包围，各路梗阻，商贩裹足不前，上海市贸易停顿，以致厘捐无收，军饷来源断绝，因无法维持，便由江海关道吴煦经手借款，以江海关出票担保，并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江海关洋税中摊还，其数目为三十万两⁽²⁾。按此项借款，虽系为淞沪防军之用，由上海道吴煦经借，与第二项所述福州借款之事相同，但其重要的意义，是指明列强曾帮助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五)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福建巡抚瑞瑸先后向英法各国商人两次借款，计连息银共为四十万四千八百八十两。继任巡抚徐宗干续向洋商借银十万两，内贴息银一万一千两，共计五十万四千八百八十两，都由闽海关担保，其中粤海关摊还二十万两，闽海关摊还三十万四千八百八十两。同年，江苏因军饷支绌，复向洋商借款，仍由江海关道吴煦向洋商垫借，数目为二十五万四千零五十五两，也是在该关洋税项下摊还⁽³⁾。按此项借款与上面所述第二项第四项相同，其属于地方债之性质亦很明显。

(六)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向英国借英金一百四十三万一千六百六十四镑二先令，分二十年偿清。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篇中谓中国订借洋款实始于是年⁽⁴⁾。

(七)一八六七年三月(同治六年)左宗棠为筹充西征军费，用海关税票担保，向上海洋商借银一百二十万两⁽⁵⁾。民国行政统计汇报财政篇认此次为中国外债的嚆矢。日人高柳松一郎亦认此次为起源。

(八)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因台湾事件向外商借款二百万两作海防费。《皇朝掌故汇编》谓中国息借洋款实始于是年。外人科笛尔在所著《对外关系史》中，亦认此次为起源⁽⁶⁾。

因此，关于中国外债的起源，论者纷纭，各执一见，其中以第六说较普遍，因为前五说有性质上的不同，后二说有时间上的先后，主张第六说者系从外债本身事实方面着眼，清人刘锦藻倡之，近人贾士毅从之，贾士毅在所编《民国财政史》中，谈到中国长期举借外债亦从同治四年起。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亦认清政府借外债，开始于一八六五年。外人克恩斯所著《中国外债》中亦以一八六五年为中国外债的起点，这是一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