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的外债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外债

南京临时政府是急于想借外债而不易借到的，其中虽借到几笔日债，并不是由于日本之帮助，实是由于日本之捣乱与存心侵略。此中经过自比较复杂，在革命酝酿期中，有少数日本人士表同情于中国旧民主主义运动，或为中国革命奔走。“其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资助者，以久原、犬塚为最；其为革命始终奔走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畸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东州之役，山田良政且以身殉。至若日本之政界人士，如民党之领袖犬养毅、大隈、大石、尾崎等，亦与中山先生有旧。”⁽¹⁾但日本政府之目的，在造成中国骚扰之局面，以便从中取利，并非有爱于中国之民党，更不是愿意帮助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武昌起义后，日本民党之领袖主张援助中国革命党，元老派则主张维持清室，大多数人士之意见，则认为中国革命系日本千载一时之机会，应利用之以扩充日本在华利益，故报纸上均采强硬政策，军阀甚至主张占领东三省。国内之意见既不一致，干涉之主张亦不能得列强之同意，因之一面与清政府交涉，请以东三省为日本助清之酬劳，一面又与民军领袖交涉，给予日本以若干路矿权利。所以对南北两方，均进行小额借款交涉，而主要则在售卖军火⁽²⁾。其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计共四项：

(一)由沪军都督陈其美联络日本之大仓(大仓是日本新财阀)，把沪杭甬铁路中之江苏一段，即由上海至枫桥，作为抵押，名曰沪枫铁路，借款数额日金三百万元，年息八厘。据大仓之意，在乘机攫夺沪杭甬路之路权，陈其美则因为筹款困难，想出这种把一条铁路截成两段之办法，结果惹起英国之抗议。因沪杭甬路早与英国有交涉，订有借款合同，所以随后(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四日)仍由中英公司另借英金三十七万五千镑以清偿此款⁽³⁾。

(二)南京政府军需借款总额日金二百五十万元，年息七厘。此项借款，当时仅交到二百万元，后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亦另订合同，由三井洋行承借⁽⁴⁾。

(三)陆军部军装借款总额日金二百万元，年息八厘。此项借款，系订购军械被服各项价款。后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亦重行改订，共计银元一百九十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一元⁽⁵⁾。

(四)以汉冶萍公司名义借日款二百万元(一作三百万元)，年息八厘，三井公司承借。此项借款，系充南京政府军费之用，以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铁工厂及大冶铁矿之财产作抵，期限一年⁽⁶⁾。

以上四项日本借款，当时比较秘密，外间不得详悉其经过情况，后来改订借款合同时，始知道。据说沙俄道胜银行亦有借款之举，其内容与经过不详。其他德国方面为推销军器起见，亦有二项借款。一为德商克志萄军器公司借款五百万马克，年息六厘，由浙江军政府名义订借，以浙江厘金及茧捐作抵。二为德商捷成洋行借款三百万两，年息六厘，由湖北军政府名义订借，以汉口各税作抵。以上二款，虽系地方性质，亦属民军方面，均系一九一二年时所借⁽⁷⁾。总之这一类的借款，并非日本与其他各国帮助民军，实则想利用借款以获取利益。斯时南京政府对外方面，承认尚谈不到，借款更不容易，其财政上之困难，自可想见。日本而外，沙俄为获得东三省北部外蒙及中国西北部之特殊利益，认为有与日本合作之必要。一九一二年七月曾与日本订立一秘密协定，承认彼此在中国之利益范围。因此后来日本有减税筑路之交涉，沙俄后来有外蒙之交涉。日本与沙俄的政策，一方面表示他们对华之干涉与侵略，另一方面也表示帝国主义者间本身之矛盾及斗争的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