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时期(元明清)

第四章　第四时期(元明清)

中国财政上之弱点，至元时而毕露，递至明清，此种状况，似更显明，其故盖由于生齿日繁，经济社会，亦较前为发达，因之国家支出，亦时虞不足之象。此种情形，固不自元为始，不过自元入关而后，以疆宇扩大之故，第一步之困难，即在财政。史家所谓元初有三聚敛之臣者，以儒家之眼光观之，固可号曰聚敛，实则当时非此所谓聚敛之臣者，元之政府，恐亦无法可以维持。但祖宗既赖此种聚敛之臣，以维持其开创之大业，数传而后，子孙虽欲效其祖宗聚敛之成法，终至全年所收，不敷一月之用。(见元顺帝时财政实录)由此可见国用支出之浩大与其增加之速。明太祖继之，虽欲效法各朝开创之君主，轻赋薄敛，顾事实上亦办不到，只有整理之一途，别无减轻之方法。中叶而后，加征加税之诏，既迭见于简章，溷派花派之名，复腾怨于宇内，他如墨吏之浮征，豪强之影射，其弊更有不可胜穷者。至崇祯末年，李自成檄文中，有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等语。明之亡国，其原因虽繁，而财政上之原因，(如加税)要为其中最重要之一。前清入关而后，征收之法，多沿用未改，其能一时相安也，或以大军之后，经过一番大杀戮，人口无多，暂时安泰，故其制度，既无可述，其财政上之险象，亦不久而环生。咸同而后，军兴饷绌，田赋而外，税额屡增，厘金一项，商民受累最深，贩自东市者既须纳课，货于西市者又复重征。自甲午一蹶，外债突增，正赋而外，加派滋多，既违其祖宗永不加赋之文，而补苴罅漏之方，终苦无术。自时厥后，重以拳匪之乱，创钜痛深。加之百务纷更，经费浩大，故加盐税，加鸦片烟税，乃至米税、糖税、酒税、烟税、茶税、绸缎税、首饰税、屠户税，名目繁苛，诛求无所不至。而收入之不足，依然如昔，于是公然设赌，大行彩票，犹有不敷，则先代所严禁之陋规，亦复请提以充国用。薙狝既尽，国随以亡，流毒至今，犹未稍减。其弊之所出，则由于承办之法，日久弊生，小吏之任其事者，类皆倚势凌民，诛求备至。而其所苛征横敛之赢余，即以肥其私腹，并未尝纳之公家。兼之贪戾之吏，每多法外之需索。故征收之法，省与省不同，县与县复异，而人民所负担之租税，实较国家所征收之额为多。其次，则由于法制不行，典章虚设，《大清会典》及《户部则例》等书，虽财政上之事，皆规定之，而稽之实际，则形式虽具，多未遵行。且当行政之时，类皆以长官之意向为转移，而藐视法令。他如折色之抬高，胥吏之中饱，其弊更有不可胜穷者，财政之紊乱，与清理之为艰，可谓达于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