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货币数量论简评
一、一个基本概括
货币数量论的缘起就是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变动来说明商品价格变动的货币理论，如前所述，17世纪该学说开始出现，18世纪大卫·休谟加以系统论证，李嘉图以其价值论补充和发展了休谟的观点。古典货币数量论仅仅是关于货币数量与商品交易价格的理论，货币的职能、功能仅仅停留在流通手段为主的基础上，货币与价格之外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建立起经济联系，货币扰动无非就是货币量的扰动，货币量的扰动无非就是物价的波动，由于价值的约束，物价的波动也是存在价值限制的。因此，货币与实际经济之间事实上是完全分割的，货币的中性实际上成为一种既定的假定。
20世纪初期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可以视为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的源头，开创了货币数量论的数学表达方法与均衡分析。除了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等货币职能外，由于开始触及货币需求、利率、货币流通速度等这些现代货币分析的基本因素和宏观经济变量，因而货币的资产功能、信用功能等社会经济功能开始逐步进入货币理论分析的视野；通过涉及货币与物价之外的其它经济变量、经济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使货币中性分析开始赋予现代含义。
现代货币数量论则是现代意义上关于货币中性问题的论证与阐释，其理论分析方法与模式赋予货币政策研究基本的现代内涵。除了货币的基本职能外，货币的信用功能、资产功能、分配功能、宏观调节功能等社会经济功能，都开始完全进入现代货币数量论的货币经济分析理论，货币与实际经济之间有机联系和密切结合。
二、政治经济学的民主立场
上面的一个基本概括，性质上是关于货币数量论的一种传统而又正统的评论方式，这些在货币数量论的内容介绍或内容评介中都会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或论及。这里，笔者更需理性地提出和强调另一种关于货币数量论的认识视角——政治经济学的民主立场与视角。一般地、抽象地而言，政治经济学立场实际上是评析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础性视角，也是我们全面科学理解和评判货币政策主张需要具备的一种客观价值取向。
货币数量论总体上最终的落脚点是货币与价格之间正向的直接相关关系，货币只是影响名义数量关系而已，从货币与社会、货币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关系而言，体现的是一种货币中性主义思想。然而，货币客观上毕竟属于一个历史性的而非自然的、永恒的现象范畴，这是需要我们始终明确的一点。因此，剖析货币数量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我们应该意识到货币数量论的生产关系属性及其阶级性。货币数量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古典货币数量论的以交换价值为中心，到新古典、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以价格现象为中心，随着社会货币功能与形式的发展，尤其是在信用货币及其信用经济、虚拟资本形式下，面对货币分配及其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货币数量论的社会货币观在极力避开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这一基本属性规定的前提下，相应地回避了货币的资本功能的社会属性、货币（或价格）分配与再分配功能存在的不平等性等这些根本性、社会性的货币问题，还有忽视货币供给的外生性等类似的超经济因素，所有这些必然导致货币数量论是远离客观的、真正的货币政治经济学分析立场的，而只能是潜意识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观，在内容与形式上掩盖了货币本有的部分社会功能内涵。因此，在货币数量论的认识上，坚持民主的政治经济学立场，这是科学的理论态度的客观要求。
变动等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之和。
【注释】
(1)实际上，通常一般意义上的、目前大多数有关货币数量论的表述中所称的传统货币数量论，在内容上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一阶段的货币数量理论。
(2)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3)该时期是指从威廉·配第、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之后到18世纪中叶即弗朗斯瓦·魁奈、亚当·斯密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0页。
(5)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2、36页。
(6)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6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4页。
(8)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10)马克思：《评阿·瓦格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0页。
(11)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既不能自身表现，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也不能通过与另一种商品交换而绝对地表现出来。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92页。
(13)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1页。
(14)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8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9页。
(1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75页。
(17)边际学派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随后发展形成心理学派（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和数理学派（以杰文斯和以瓦尔拉、帕累托为首的瑞士洛桑学派为代表）两个支流，其中，欧文·费雪、亨利·穆勒是该时期美国数理经济学的主要宣传者。
(18)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派（剑桥学派）的创建者。
(19)既定时期内，尽管y与T二者不一定绝对地完全相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产出都会进入交易，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实际分析，因为二者总是大体上趋于一致的。
(20)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和领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1)所谓“重新表述”者，即指弗里德曼沿着剑桥方程式的思路，通过全新的货币需求函数的构建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
(22)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研究》，1956年芝加哥英文版，第4页；转引自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2页。
(23)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许多变量共同决定的，剑桥方程式中的P、y只是其中的两个变量而已，因此，剑桥方程式中的k不应视作一个比值常量，而是货币需求所依存的其余变量决定的函数。
(24)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970年4月号；又载于罗伯特·戈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结构》，1974年英文版。
(25)该数据资料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7页。
(26)对此，弗里德曼写道：“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是以形式更为复杂的货币关系之稳定性及规范性为前提的，而不是以简单的数值为常数的货币流通速度为前提的。我相信，这些将会对这一稳定性及规范性的推导，对经济行为的数值‘常量’的归纳产生重大影响。”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转引自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805页。
(27)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解释是，由于预期本身以及预期实现的不完全性与不充分性。
(28)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对于现代货币数量论有着重要思想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霍维慈（Paul M.Horvitz）指出：“可以认为，货币主义者对货币数量说加以改进，更多地归功于凯恩斯，而较少地归功于早期货币数量论者。”（保罗·M·霍维慈：《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下册，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29)弗里德曼：《货币理论和政策在战后的趋势》，《全国银行评论》，1964年9月号，第4页；转引自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8页。
(30)见罗伯特·戈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结构》，1974年英文版，第29~46页；转引自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9页。弗里德曼的这个“简单的统一模型”是一个描述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弗里德曼假定在模型中略去对外贸易部门与政府部门的收支活动。
(31)在弗里德曼关于ρ*-g*=k0这一假定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ρ*可以代表货币市场上的均衡水平，g*可以代表产品市场上的均衡状态，因而常量关系式ρ*-g*=k0实际上代表宏观经济的一种长期均衡状态，ρ*-g*=k0就是均衡状态下关于均衡利率与均衡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这点仅代表目前笔者自己的一种学术解释观点。）
(32)该数据资料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7页。
(33)关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详见本书第五章第1节。
(34)如（t-1）期对t期价格水平的适应性预期可以定义为：
其中：Pte代表下期价格水平的适应性预期值，(Pt-1-Pet-1)表示本期预期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值，适应性系数β即为对过去误差的修正系数。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假说是货币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它构成预期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经济人行为分析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35)弗里德曼：《论货币》，《世界经济译丛》1981年第5期，第24页；转引自吴奎罡、龚基云著《简明原意的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91页。
(36)因为Y=Py，该等式两边分别对时间t求导数，就有：
，即名义国民收入的
(37)罗伯特·戈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结构》，1974年英文版，第48~49页；转引自《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38)弗里德曼：《论货币》，《世界经济译丛》1981年第5期，第29页；转引自吴奎罡、龚基云著《简明原意的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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