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与货币非中性的思想折射

第一节　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与货币非中性的思想折射

一、财富与货币的等价以及国家干预

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大体是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¹⁾，重商主义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初要求。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是重商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²⁾一书被视为重商主义的“圣经”，马克思在对该书给予较高评价时指出，“它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这就是托马斯·孟的著作”⁽³⁾。

重商主义者认为，就一国而言，只有能够转化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财富就是货币即金银；一国拥有货币量的多少是衡量该国富裕与发展程度的标准，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积累货币。由于在一国内部，除了开采贵金属矿以外，相对于既定的人口与消费，生产的扩大与剩余产品的增加，并不能扩大销售规模和增加货币即金银，因此，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对外贸易，流通领域便是一国财富的直接源泉。为了保证贸易出超和金银进口，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采取经济干预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从而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⁴⁾。这是一种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

二、本末倒置的财富观与货币非中性的思想折射

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等价于财富，混同了财富的性质与货币的本质、职能及功能，从而远离了对于货币基本范畴的探讨，对货币的认识只不过是朦胧地停留在原始积累的功能表象上。一方面，从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角度而言，体现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贸易政策，则是将现代作为“调控手段”的货币，而在他们的贸易政策里头却成为调控的“实现目标”，这是重商主义把货币与财富在性质上混为一谈的必然结果。可见，在重商主义者那里，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货币观意识。另一方面，“财富货币”下的“货币拜物教”情结，真正表达的是资本积累下货币的资本化功能的思想，这既是资本主义财富观的萌芽形式，也是货币非中性思想在货币的社会经济功能方面的一种简单反映和折射。

如果抛开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是站在阶级、国家立场上体现出超经济分配的思想倾向这一面，那么，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等同于“财富的全部”⁽⁵⁾，这既是对货币本质与功能的歪曲，也是对人类赖以发展和必须遵循的民本化财富思想的一种曲解。重商主义体现与反映了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商业资本兴起和支配下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货币积累的愿望，由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重商主义者忽视产业、生产发展之根本，还不能认识到生产实践活动是推动人类需求层次发展和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之实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重商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财富观。

随着西欧产业资本的成长与发展，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后产业资本的扩张和产业财富的涌流，体现产业资产阶级自由竞争意识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反对封建主义桎梏的同时，最终也就必然会批判性地审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及其政策主张，经济思想学说史上从此将会开始闪烁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的思想光芒，这是人类思想文明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