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租赋制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租赋制

一、田制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朝宣布“令黔首自实田”，即下令占有耕地者(地主和自耕农)向官府呈报自己实际占有的土地方位和数量，官府承认土地私人占有，私田受到国家法律保护。自春秋以来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至此完成，这种全国一制的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体现。

秦汉时期土地占有方式主要分为两类:少部分土地属于封建王朝的公田(即官田)，大部分土地属于私人占有，包括王侯、富商、官吏、地主和农民等占有的土地。秦始皇实行了“上农除末”、“尊奖兼并”的政策，使地主可以大量兼并土地，为封建私有制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富者田连阡陌”的现象出现了。秦始皇所要达到的“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丝织)”、“黔首安宁”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农民附着于土地上，努力劳动，听任封建王朝的摆布和地主阶级的剥削。

二、田租

(一)征收原则和税率

秦汉称田赋为田租，是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税，属收益税性质。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新创建的封建大帝国，整齐划一了全国从政治到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系列制度，包括田制和赋税制度，由内史总管全国的田租收入，掌管粟米之征。秦始皇制定的“上农除末”“尊奖兼并”的政策，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兼并土地受到法律保护，“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开始出现。无地少地的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除了承受地主豪强的沉重的地租剥削和提供无偿劳役外，还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人头税，服繁重的徭役。秦代的田赋负担相当沉重，征收量达到三分之二，田租田赋，盐铁之利，相比之下二十倍于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生活极端贫困，造成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

汉初，刘邦面对经济凋敝、人民逃亡、府库空虚的残破景象，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确定了一条还兵于农、恢复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具体到田赋，其征收原则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田租一律用实物交纳，且实行轻税政策:汉初，定为“什五税一”，即税率为百分之六点七。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动。到惠帝、高后之时，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仍然困难，国库无所积蓄。贾谊指出“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晁错认为，在国家统一又无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仍无蓄积，关键在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他建议，薄赋敛，使民尽务农桑;“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广蓄积，实仓廪，备水旱。汉文帝刘恒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亲耕籍田，劝农课桑;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诏免“民十二年租税之半”，即三十而税一，成为定制。东汉初，因战争的影响，支出浩繁，田赋改行十一税率，即根据同一块土地连续几年的平均收获量，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当北方的主要地区得到统一，征收面积扩大;屯田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建武六年(公元前30年)，又诏行西汉旧制，三十税一;直至东汉献帝初，循而未改。两汉的轻税政策，有力地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东汉末年，由于封建割据势力的兴起，簿籍散失，人口流亡，临时按户征调随之而起，秦汉田租田赋制度因此而遭破坏。

(二)田赋的征课范围和征课方法

田赋的征课范围，为土地的出产物，包括粟米和刍稿，均以实物交纳。

田赋的征课方法:田赋的征课依据是土地册籍。核实土地数量的方法，秦代是“黔首自实田”，汉代是“令民得以律占租”，都是指农民自己申报。报告的内容包括耕地面积，大小人丁，土地产量等;经乡一级主管官吏(三老、啬夫)审查核实，统一评定产量后，再根据实有田亩数，评定的亩产量和国家规定的税率，求出应纳税额，登记入册，按户汇编，上报到县，经批准后，由乡佐组织征收。后来，因国家无事，社会稳定，在土地税收变化不多的情况下，为简化征收手续，就根据连续几年的征收情况，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据以征收。东汉章帝建初时(公元76～83年)，又根据山阴太守秦彭的奏议，号令把全国的土地，按照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根据连续几年的生产情况，确定一个平均收获量，对上、中、下三等不同的土地课以同一税率，这样，税率虽然一样，但每亩土地缴纳的税额不一样，这种分等定税的方法，对后也影响很大。

在汉代，田赋的征收，除了粟米之外，还有刍稿。刍稿是农作物的秸杆，用以充当饲料、燃料和建筑材料之用。有人认为刍稿是一种附加税。其实，从秦到汉，刍稿都是同粟米同时征收的，都应属于田赋收入的范围。如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用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令“勿出今年田租刍稿。东汉和帝初元十四年(公元162年)因灾减免，两者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刍稿属于田赋无疑。

(三)田赋附加

汉代的田赋附加，开征的时间见诸史料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醒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因对羌族用兵等原因，耗费很大，开征田赋附加，用货币缴纳，每亩加征铜钱十文。这是田赋附加的开始。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因南宫遭火灾，烧毁殿堂多处，又广阳门外屋宇毁坏，需要修建，以此为名，向天下田亩征收附加税，亩收铸币十钱。这两次附加，都属于临时性质的征收。

(四)田赋减免

秦汉时期田赋减免范围，包括对人征税和对土地的征税。主要有①灾歉减免。汉代在大灾之年，对灾区除开仓赈济灾民外，还给予减免田赋的照顾。②行幸减免。是政治性的临时性减免田赋的措施，在皇帝出巡、泰山封禅、郊祭泰畴的时候，为表示“爱民”，对沿途各地予以减免田赋。③劝农减免。为鼓励农业生产，汉代实行田赋从轻的政策，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为扭转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在晁错的建议之下，宣布免除当年全国田赋的一半，第二年又全免田赋。此外，为了鼓舞民心，有时改年号也有减免，以示“普天同庆”之意。④移民免复。免复是指免除农民徭役负担。为有利于农民的迁徙，减少移民阻力，国家对被列为迁徙之民给予减免徭役的照顾。

三、口赋和算赋

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发展到汉代，人头税已经制度化，有算赋、口赋之分。

(一)口赋

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

(二)算赋

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赋。算赋的开征始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当时规定: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需要向国家交纳算赋一百二十钱，叫一算。作国家购置车马兵器之用。

算赋的税额，时有升降。汉初规定:一百二十钱为一算。文帝时，由于经济得到恢复，人口也有了增加，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在减轻田租的同时，也将算赋由一算一百二十钱改为一算四十钱，即调低了三分之二。武帝时，由于对外用兵，国家财政不足，算赋又重新改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以后，又数作变动，宣帝甘露二十年(公元前52年)，以九十钱为一算;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以八十钱为一算。

汉代的算赋，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即是说，它征多征少，具体征收对象的确定都体现了国家的政策要求。首先，对少数民族有特殊规定，如武陵蛮夷地区，令人交麻布，成年人一匹，未成年二丈。在板楯地区，规定除罗、朴、督、郑、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以外，其余各户每口每年纳钱四十;其次，为限制商贾谋取暴利，在赋税上对商人加重征敛，每人每年两算，即纳二百四十钱;第三，为保障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力，鼓励人口增殖，对家有奴婢课重税，每人每年两算，占有奴婢越多，纳税越多。为了鼓励生育，对晚婚者课重税，凡女子十五岁不结婚，到三十岁，分成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到三十岁加到五算，即一年要交六百钱。这种累进课税法，在税制上说来，也是一种进步。

(三)户赋

户赋是在封君食邑区域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汉朝，封了不少异姓和同姓王，并封给这些王侯一定的封国或封地。汉景帝后，列侯封君不领经费，以封地食邑内的租税供充俸禄。封君的收入包括在封地内征收的田租、户赋和市税领经费。户赋按户计征，每户二百钱。因户赋由郡县征收后，直接输给封君列侯，所以也属于王室财政，不直接列入国家财政收入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