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一条鞭法

第六节　明代的一条鞭法

明朝建于1368年，至1644年灭亡，共276年。明初的田赋沿袭唐以来的“两税法”，有夏税、秋税之分，征收的税率是固定的，缴纳物有米麦、也有丝、麻、绵、银等。明中期时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明末各种田赋加派开始出现，以至公开掠夺，反映了明王朝的腐朽。

一、田制和田赋

明朝土田之制，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还包括一些借官势而侵占的土地，如皇庄、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的庄田，这些特权阶级，大多不负担赋役的义务。这些庄田日渐扩大，一方面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农民失地后，负担并未减轻，迫使农民四处逃亡。民田是百姓自己占有并允许买卖的土地。明初，因为中原土地多荒芜废耕，于是实行计民授田之制，明中期后，土地兼并加剧，田制大坏。

明朝官田输租、民田输税。元末战争后，户籍及田土册籍多丧失或混乱，不能作为征收租税和徭役的依据。为此，明初首先进行了田籍与户籍的整理。首先核实天下户口，并设置户帖(户口簿)、户籍，户帖交给本户自存，户籍由官府保存。户帖与户籍均记载姓名、年龄及居住之地，每年登记一次，将增添或减少之数，上报中央。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实行里甲之制，在里甲制度基础上编制赋役黄册。赋役黄册以里为单位，按丁粮多寡为序，十年为一周期，称“排年”。并于册籍的首页绘制户口、税粮的总数图表。赋役黄册由有关部门十年更换一次，根据丁粮增减变化情况而重新排列顺序。赋役黄册一式四份，一份交户部，一份交布政司，一份交府、一份交县。赋役黄册本来是征收赋税的依据，以后失去原有作用。明太祖时，还曾派周铸等人核实浙西田亩、赋税;又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测量田亩的面积，画出田地形状，依次编号，注明田主的姓名、数量，编类成册。由于册中田地图形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明代的赋役黄册，以户为主，按四柱式记账法，详细写明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鱼鳞册以土田为主，详细载有土地类别，通过鱼鳞册以解决土地纠纷，通过黄册，确定赋役之数，两册互为印证，成为官府控制百姓和土田的有力工具。

明初田赋仍沿袭两税法，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交纳。田赋征收的品种，夏税为米、大小麦、秋税为米、丝、麻、棉为两税的附加。明朝田赋在征收时，往往将米、麦、丝、麻、棉、绢、麻绵布为本色，所折之物为折色。明代田赋是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因而不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田赋征收实行粮长收解制度，即里甲催征，税户交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但粮长充任既久，亦不免贪污不法，妄意征求。因此，粮长征收制度也废置不常。

二、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一)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

1.土地兼并日渐剧烈，人口大量逃亡，田亩与丁口失实，从根本上破坏了明初赋役制度依存的条件，这是赋役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因

明自英宗后，皇帝多深居皇宫，不理朝政，生活日益侈靡，宦官乘机柄政。明朝前期一百多年里，皇帝、王公、勋戚、官绅、豪强竞相掠夺土地，皇室国戚享有免税特权，地主富豪之家大多勾结官府，偷逃税收，应税田亩骤减。据记载，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到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前后的109年时间，税田总额由835万顷减少为428万顷，赋税流失严重。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日甚一日，致使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课田面积不及洪武二十六年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存活，许多人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造成“田地抛荒，租税无征”，政府失去了征课赋役的根据。

2.财政危机加剧，赋役负担沉重

明中期国家赋税收入日趋减少，而支出却逐年增加。从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年)后，财政开始入不敷出，到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每年田赋收入200万两左右，而财政支出“多者过五百万两，少者亦三百余万两，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天下岁供京师粮400万石，而各王府的禄米就达835万石，岁供京师的田赋税粮不足支付其半数，更不用说百官俸禄与军需粮草，财政亏空严重。

3.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色”、“折色”征收无常，给纳税人造成极大负担

到了明中期，商品货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以白银为主体的货币流通，延伸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赋税也随之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化。这样，以征课实物和力役为主要内容的旧赋役制度就不适应社会要求了。随着国家需要的增加，明代田赋的折征范围不断扩大，最初仅折征钱钞和绢，后扩大为折纳银、麻布、丝绵等物品。这种交纳赋税时的折纳比率都是由官方规定的，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规定，田赋可折银交纳，称“折色”，米麦1石折银2钱5分，每两折米4石，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等省米麦共400余万石，折银百余万两，交纳到内乘库，叫做“金银花制度”。但自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以后，米麦折银率大变，银1两折米1石，纳税人的田赋银剧增三倍。^[11]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万历十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时任内阁首辅，他将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其基本内容如下:

《明史·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枆。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

(1)“赋税合一，按亩征银”实行一条鞭法以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

(2)在实施一条鞭法之前，钱粮征收由粮长和里甲长负责。一条鞭法实施后一概由官府征银雇役，以丁银取代力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稍安。

(3)除苏、松、杭、嘉、湖地区征收本色漕粮供皇室食用外，其他地区田赋一概改收折色银。从此，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

(4)简化征收手续，取消里甲征收，直接由官府折办收解。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一条鞭法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异。有的固定丁粮编征的比例，如南直隶江宁、庐州、安庆等府，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和新野等县役银按“丁一粮三”比例编征，陕西白水县役银按“丁六粮四”比例编征;有的固定民每丁、粮每石或地每亩摊征的银额，如江苏嘉定县每丁摊征役银一分、每亩摊征役银七厘七毫，浙江余姚县每丁摊征役银五分、每亩摊征役银四厘，山东曹县每丁摊征役银七分二厘、每大亩摊征役银七分一厘;也有将役银全部摊派于地亩的，如广东始兴县每粮一石带征丁银二钱六分，山东鱼台县将役银均派于税粮。就役银由户丁摊入地亩的比例而言，除明代晚期少数地区将役银全部摊入地亩，户丁不再负担役银者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①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以州县为单位，将役银中的小部分摊入地亩，户丁仍承担大部分役银。②按丁田平均分摊役银，即将州县役银的一半摊入地亩，另一半由户丁承担。③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即将州县役银中的大部分摊入地亩，其余小部分由户丁承担。

(三)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张居正的赋役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明朝中期的财政危机，经张居正的整顿和改革，局势有了显著的改观。万年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明朝已是“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其赢余数十百巨万，……可谓至饶给矣”;明之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这比之于“嘉靖之季，太仓所储，无一年之蓄”，诚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不仅在赋役制度本身的改革上对后世的影响甚巨，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赋役合一，标志着我国长期沿用的赋役并行的税课体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是唐代两税法改革以来的我国田赋“因地而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赋役合一还有助于国家财政的统一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各级官吏的舞弊，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农民负担。

第二，扩大了负担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均赋均役的作用。一条鞭法是在清查土地和丁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清丈土地使“豪猾不得欺隐，吏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根据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的原则，原先有田不纳税、不服役的豪强地主也必须纳税服徭役，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身上的负担，缓和了矛盾，同时也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三，以银代役，取消了力差，实行“一岁之役，官为佥募”，这使政府通过徭役制度强加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农民获得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官府以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增强，这对农业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简化了税制，收入更稳定可靠。将土地税和人丁税、正税和杂税合并在一起进行征收，不仅使繁杂的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趋于简化，而且征收项目、数字都很清楚明确，使人易于知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收入更稳定可靠。

第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以银纳税，大大地拓展了货币税的课征范围，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对明代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土地多的人多纳税，税负与负担能力挂钩，促进了社会公平，缓和了社会矛盾。

但是，张居正的赋役改革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制度本身的弊病。

从社会方面看，改革虽然取消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免税免役特权，但它没有触动明代的封建秩序和生产关系，大土地所有者仍然可以凭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负担转嫁给农民，甚至阻挠和限制一条鞭法的推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积极作用的发挥。

而从一条鞭法制度本身来看，则存在以下不足:

(1)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徭役合并征收，化繁为简，但纳税人无法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该纳多少，易被税吏欺蒙，致使官府吏员狼狈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另外，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明史》卷七中记载:“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可见，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

(2)一条鞭法的实行是以整顿财政、增加税收为目的的，它不是一种减税政策，因此从制度上并没有保证封建国家不继续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杂统筹，本身就使此前可能是非法的各种苛杂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百姓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而且事实上，赋役合并后，杂役仍有征调，名为一条鞭，实际上条外有条，编外有编，农民的负担又加重了。

(3)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在纳税形态上是一种进步，但在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虽有发展但并不发达的条件下，纳税人必须先将米麦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如此转折，无论是钱贵粮贱还是粮贵钱贱，加上中间商人的盘剥，纳税人的赋税负担往往不断加重。此外，又有“火耗”加征，更增加了官吏的贪婪和中饱私囊。

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由于这项改革本身的不彻底和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其在各地执行的差异较大且极不彻底，所以，一条鞭法行之不久，即出现偏差，十余年后，田赋制度又趋于紊乱，农民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总之，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极度缺乏白银流通的是铜钱，而官方两税收的是白银。民间只有在交税的时候才会将铜钱折算成银子，所以要在缴纳两税的时候集中向商人兑换，而商人借此将银价抬高，这是明清延续的一大弊政，又被称为残民一条鞭。

三、明后期的赋税

明代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深化，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统治集团计无所出，不得不竭泽而渔，于是常于正赋加重之外，附加加派不断，田赋负担由此成倍增加。

明代田赋的加派，最早发生在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当时乾清宫发生火灾，为复建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100万两。正德二十九年，为增兵设戍，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加赋120万两;嘉靖末的额外提编，仅江南即达四十万两。实行一条鞭法之时，加派稍有收敛，至万历中期，又有“万历三大征”加派。但当时这种加派尚属临时性的，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行，数额不大，而且事毕即止。及至明代后期，辽东战事兴起，农民起义军兴，“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出台，遂成为经常性“岁额”，其加派的数额之巨、扰民之深、影响之大，足以厉民亡国，成为我国封建田赋史上典型的恶政之一。

(一)辽饷加派

辽饷是以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的名义而加派于民的赋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向抚顺发起进攻，为加强辽东防御，于是令全国田赋每亩加银三厘五毫;万历四十七年，又加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再加银二厘。三年三次加派累积，每亩共计加银九厘，共增田赋五百二十万两，遂成定制，故称辽饷加派。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清兵劫掠永平、顺天等府，于是每亩加九厘之外，又加三厘，称为“新饷”。前后四次辽饷加派，总计年额已达六百六十九万余两左右。又有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开始，还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3/10，农民的辽饷负担又因此加重。

辽饷主要以地亩为征收对象，但又不限于地亩的征收。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还在全国加派杂项辽饷，范围非常广泛。此外还有盐课、关税、芦课的辽饷加派。天启三年，除地亩银外，其他各项加派辽饷数累计达2650516两;到崇祯年间，在增派地亩的同时，杂项、盐课、钞关、芦课的加派也续有增加。

(二)剿饷加派

剿饷是用于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所耗之饷。崇祯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增加兵饷，镇压农民起义，遂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加派剿饷。剿饷分均输、溢地、寄学监生事例和驿地四项征收。其中的“均输”是因地而征，每田一亩，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其后又亩加银一分四厘九丝;“溢地”是对万历九年以来各地方多清丈出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剿饷，两者都属于田赋加派的性质。剿饷的具体征收情况，崇祯十二年，杨嗣昌奏报:十一年实收剿饷银二百七十一万两，其中省直溢地银四十五万六百七十余两，裁站银二十万，督饷、再开事例十万，扬州新增盐课银一十六万以上，另外均粮征银一百八十万有奇。

(三)练饷加派

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势不可挡，辽东战事又日趋急迫，明廷不得不练兵增饷。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又下令征收“练饷”，即为增练额兵及在郡县专练民兵而加的饷银。练饷的主要来源也是田赋，每亩加一分，合计共派银4811800余两;除田赋以外，还有赋役核实、裁减站粮、关税、盐课、契税、典税、官吏赃罚和“公费节省”等项目。各项合计共7091800两。

除辽、剿、练三饷之外，崇祯八年又有助饷加派，即按税银加派，加官户田赋十分之一，民户十两以上者亦加十分之一。此外，还有所谓“黔饷”、“芜饷”等，名目较多。地方性的加派更层出不穷。如天启五年，御史吴裕中说广东除正饷外，有“鸭饷、牛饷、禾虫等饷”。

以上三项加派合计，已近2000万两。“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实为自古所未有。加派得来的巨款，理应用于军饷与练兵，但事实上却不尽然:军饷常为宦官、大臣和将领所吞没，以致欠饷累累，兵不聊生;至于练兵，“所练何兵，兵在何处?”“兵实未尝练，徒增饷七百万为民累耳!”明代后期的田赋加派，实为明后期的突出弊政，这种掠夺性的财政带给民生的是极大的痛苦，它在加速农民破产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这种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不但没有解救明王朝，反而加速了其灭亡。